吴佩孚是1920年代的风云人物。他是直系的战将，1920年打赢了直皖战争，1922年打赢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叱咤风云，一时无二。武夫形象下，他又有儒将的一面，持身自律甚严，颇有谦退之风，不像其他军阀大帅一样贪名远扬。同时，他表示始终追随老长官曹锟，甘居犬马，供其驱驰。

其忠肝义胆又勇武善战的关公式形象，让社会民众颇为倾倒，甚至有人将其视为结束乱世的希望。《民国十年之吴佩孚》《吴佩孚正传》《吴佩孚战史》等小册子畅销一时，捧其为“我国现代唯一将才”。

1924年9月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吴佩孚成为第一个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Biggest man in China”的导语，彰显了杂志报道倾向所在，也颇符合大众观念。出乎预料的是，吴佩孚在随后的战争中一败涂地，自此跌下神坛。探究原因，失败的种子早在战前已经种下。

实力弱者更善料敌

直、皖、奉三大集团，经过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貌似已经决出胜负。皖系崩溃，首领段祺瑞退出政治舞台，地方势力十不存一。奉系退回东北，首领张作霖闭关自守，一度自绝于关内政治。直系是唯一的胜利者。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首领曹锟以直鲁豫巡阅使名义坐守保定，遥控北京政局。战将吴佩孚以副使名义驻节洛阳，专注训练部队，大有武力统一全国之势。

时间进入1924年，曹锟已在前一年10月以贿选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但北洋时代的政治纠缠并不因其元首地位有什么改变。蛰伏天津租界的段祺瑞，整军经武颇有成效的张作霖，与在广东设立大元帅府并得到苏俄援助的孙中山，结成“三角同盟”，运作联合反直的行动。其中，尤其以身处北方的皖、奉两系动作频繁。

新一轮洗牌即将到来，最先感到紧张的，却是依附于三大军阀集团之外的小军阀。正因其实力弱小、求生欲强，反而对局势最为敏感。

1924年春天以来，山西太原城督军府内，阎锡山不断会见各系代表，同时也接收派驻各地代表的密电，与心腹频繁召开会议。情报越来越丰富，他却越来越焦虑。直、皖、奉三巨头矛盾下，山西该如何站队才能自保，是他最大的心病。

听完直系代表的游说，阎锡山向部下表示，曹锟拥有大总统的地位，吴佩孚有三十万久经战场的队伍，而奉军“训练还不如山西部队”。据此判断，如果直奉开战，仍然是直系取胜的可能性比较大。但阎锡山指出：“吴（佩孚）胜，可对咱们不利。因为吴这个人，刚愎自用，逼人太甚，在他底下干事，困难的很。”

与皖系、奉系代表见面，派遣代表分别面见段祺瑞、张作霖和吴佩孚后，阎锡山又变了主意。他认为“卖瓜的人都说瓜甜，他们究竟力量有多大，能不能打胜仗，咱们还看不出来”，但对奉系军队的实力的看法有所改观，“双方旗鼓相当，也许能打一阵，不至于和上次一样，一个星期就垮了”。

山西军官周玳回忆，往来纵横的说客巧舌如簧，只有奉系代表于国瀚的一番言论让阎锡山听了进去：“如果我们（奉系）打了败仗，吴佩孚还能允许阎锡山独霸山西，成为他的肘腋之患么……帮我们的忙，也就是帮你自己的忙。”

阎锡山原本与皖系走得更近，曾是段祺瑞麾下督军团中的要角。直皖战争前，他改弦易辙追随直系，得以保持在山西的地位屹立不摇。听了于国瀚这番话，琢磨曹锟与吴佩孚的性格、作为，隐隐然间，阎锡山已经起了背离的念头。

山西能在北洋政府历次战争中置身事外，远离兵灾，并非依靠阎锡山个人决断。能听取幕僚意见，是他的长处之一。山西多年摇摆于三大军阀集团之间，也培养了一批精于预判局势的人才。幕僚赵戴文预判：“张雨亭（张作霖的字）的胡子脾气，还能把老段看在眼里？老张要打了胜仗，曹锟下了台，他还不自己干？过河拆桥，一定把老段甩了。”从日后发展看，对各路巨头性格的掌握可谓精准。

阎锡山明白，不管哪一方取胜，自己有实力稳住局势才是最重要的。山西表里山河，有太行山天然屏障，只要能守住进出要隘，任谁也要畏他三分，掂量一下手里的兵马是否经得起消耗。阎锡山叮嘱周玳：“咱们应当赶紧充实力量。自己力量不够，哪一方面胜了，也没有咱们的好处。”他要求不怕花钱，尽快增加炮兵部队，增强防守力量。

身处冲突边缘的阎锡山是如此紧张，未来战争的主角却对即将发生的惊涛骇浪后知后觉。

沉溺权位只求糊弄局面

直、皖、奉并称三大集团，但历史背景和组成模式截然不同。1916年袁世凯病死后，“床下拖出来的辛亥元勋”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接任大总统，很快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为是否对德国宣战闹得不可开交，是为“府院之争”。

黎元洪1918年下台，江苏督军、晚清时与段祺瑞并列“北洋三杰”的冯国璋继任大总统，“府院之争”依然延续。冯国璋在北京缺乏根脚，于是紧紧抓住老部下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以及继任江苏督军李纯这“长江三督”，以地方实力派的共同行动，对抗段祺瑞控制的北京国务院。这三个人，正是辛亥时随冯国璋进攻武昌的三个协统（旅长）。

与此相对，段祺瑞则以其多年部下秘书长徐树铮、参战军主管靳云鹏、湖南督军傅良佐、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这“四大金刚”，构成自己的基础势力。四人中，徐、靳都是段祺瑞晚清在新建陆军随营学堂当监督时的僚属，傅是其结拜兄弟之子，吴则是妻弟，都是亲故旧谊，靠段祺瑞的支持提拔，获得今日的高位。

直系、皖系自此形成。但打赢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那个“直系”，与冯国璋又不是同一批人马，甚至谈不上有继承关系。第二代直系的领袖曹锟，晚清时曾任陆军第3镇统制官（即后来的北洋中央陆军第3师师长），后任直隶督军、直鲁豫巡阅使，资历差冯国璋一等。他利用冯国璋之后的大总统徐世昌、黎元洪（复任）无兵无将抗衡段祺瑞的机会，靠军事上的无往不利，配合政治上的左右逢源，终于成就一番事业。

曹锟是天津布贩子出身，借着晚清新军建设的东风青云直上。他追逐大总统一职，并非有什么政治理想，纯粹是“火候到了不能不出锅”。作为一个新出头的武夫，既然无法从政治上取得国会议员的拥戴，那就不妨继续用收买解决问题，靠花钱来当大总统。毕竟当下级军官时，就可以靠孝敬长官升职。这符合他的人生经验，也不背离他的道德观。

想通过捧曹锟登上大总统宝座换取利益的政客不乏其人，贿选决心已下，供奉随之而来。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山西督军阎锡山各出大洋50万元，山东督军田中玉出40万元，河南督军张福来、陕西督军刘镇华、安徽督军马连甲各出30万元，甘肃督军陆洪涛、察哈尔都统张锡元各出20万元。对于这些军阀来说，既是表忠心，也是买平安。曹锟的接纳，说明了他没有意愿去改变军阀割据的基本格局。

曹锟资历深厚、为人和善，受到众星捧月，但策略与情感不分正是他最大的政治弱点。当直系面对段祺瑞、张作霖步步紧逼，曹锟却经常在进行决策时掺和进情感因素。

1924年7月，隶属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与依附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冲突箭在弦上，曹锟却因卢永祥是北洋第3师旧人，而迟迟不肯对其开战。到卢永祥战败逃亡之后，还对齐燮元下通缉令的要求破口大骂：“他妈的，要那样，都得被通缉，通缉得过来吗？”

吴佩孚成为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首位中国人。

他对握有兵权的老部下当然关心，齐燮元打赢了卢永祥，兼任淞沪护军使，拿到了上海这块人人垂涎的肥肉。孙传芳从福建出兵夹击浙江，获任浙江督军。留在福建的周荫人升任福建督军。曹锟发问：“大家的官都大了，他们还肯听子玉的话吗？

曹锟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曹锟在北京做总统，吴佩孚在洛阳练兵，俩人经年不见一面。第二代的直系集团的曹锟——吴佩孚二元体系，以及吴佩孚倚仗“心底无私”带来的肆意妄为，让曹锟身边聚拢了一批“保曹不保吴”的人物，“保洛分家”甚嚣尘上。

牧野鹰扬是崩溃前奏

曹锟最大的资本，是其精锐的北洋军第3师，和多谋善战的大将吴佩孚。吴佩孚有秀才功名，自诩投笔从戎，一贯有书生气，醉心于社会声誉，不时通电全国发表个人观点。吴佩孚对曹锟孜孜以求要当大总统，不惜买票贿选嗤之以鼻。他的宏愿，是统一中国结束割据，在方法上，则是靠练兵以武力解决问题。

吴佩孚于军事上颇有心得，为曹锟赢得了几次战争，在直系中获得了话语权。但其刚愎自用的性格，也带来了直系团体内部的分裂。1920年直皖战争后，陕西督军出缺，直系地位中仅次于吴佩孚的第23师师长王承斌孜孜以求，吴却向曹锟推荐了与自己更亲近的第20师师长阎相文。

直系军官杨雨辰评论：“（阎相文）论资格当然不如王承斌，而阎在援湘之战和直皖战争中的表现也远不如王，至于阎的才识当然更在王之下了。”阎氏只是一个萧规曹随的和事佬，完全没有本事应付陕西混乱的局面，但曹锟听取了吴佩孚的意见。

阎相文能力薄弱、意志更薄弱，就任不久，他就在靖国军、陕军的进攻与自己人第11师师长冯玉祥的催饷压力下自杀。“吴佩孚用人唯亲的结果，不单送了阎相文一条性命，而且造成了王承斌与吴佩孚之间的矛盾。”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更以为军事上的胜利，就能代表其治理能力与眼光见识的过人，对武夫袍泽的轻蔑溢于言表。他把督军、师长们视为偏裨小校，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远不像曹锟还会大加宴请、执手恳谈。吴佩孚驻节洛阳，对老同事、河南督军张福来当连长一样使唤，不时插手地方行政、官员选派，甚至放言“子衡（张福来字）为人老实，我不能不好好监督他”。

吴佩孚耿介怪癖的个性，和不断膨胀的权欲，让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王承斌、张福来等第3师旧人，还能以历史关系得到曹锟、吴佩孚同时信任，其他后来依附的将领，莫不需要在追求和保护自身地位的同时，作出亲疏取舍。

1923年4月22日，吴佩孚在洛阳过五十大寿，表面禁止部属庆寿，实际场面极尽风光。康有为致送对联“牧野鹰扬，百世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极尽肉麻。陆军巡阅使冯玉祥资历与吴佩孚相仿佛，素来不愿服从吴的指挥。对吴的大寿，冯玉祥送了一坛清水，传为坊间奇谈。

与其说冯玉祥珍惜名誉、不愿送礼，不如说是在讨好曹锟的策略下做出的必要表演。毕竟冯玉祥有部队却无地盘，薪饷全靠总统府划拨，而曹锟的亲信收支处长李彦青贪名大噪，饱受吴佩孚声讨，正是“保曹不保吴”的急先锋。当初曹锟逼二次就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卸任，冯玉祥可是不惜名誉、甘为出头的，以至于《申报》专门点出：“大总统黎元洪氏为冯玉祥、王怀庆等迭次以军警流氓肆行胁迫，不得已而出京。”

吴佩孚醉心清廉的声誉，所作所为常让袍泽不满。北洋时代的战争技术含量低、火力密度也低，各级官长并不愿意为上级时和时战的政治戏码去卖命，每一次战争通过不断的机动和几次必要的交锋，就能决出胜负。这样的体制下，大帅、督军治军的策略，就是培养几个精干的团长，再由团长控制几个充实的连队，用作必要时的决定性力量。其他队伍只是维持规模，同进同退，充当一下气氛组。

同时，部队既是政治博弈的资本，也是发家致富的资源。各级官长的日常交往、年节孝敬、家庭开支，只靠表面上的薪饷根本无法维持，主要靠对缺额官兵隐瞒不报的“吃空饷”所得。大帅、督军们为了切实控制部队，同时为了保证收支，往往要兼任一个师长的职务。陆军总长陆锦以全国陆军行政首长之尊，也兼任了一个第9师师长。

吴佩孚对此颇有怨言，加上自己私人花销不大，便不想让其他人浑水摸鱼，他率先提倡辞去兼职。直系诸将知道吴佩孚不能得罪，陆陆续续间，直隶督军王承斌辞去第23师师长，河南督军张福来辞去第24师师长，湖北督军萧耀南辞去第25师师长，江苏督军齐燮元辞去第6师师长。吴佩孚自己却因曹锟的挽留，没有交卸第3师师长兼职。吴佩孚打破许多人坐享其成的财源，自己却甘然续兼，直系内部议论纷纷，裂痕不断扩大。

对外战略上，吴佩孚将张作霖作为头号劲敌。他竭力主张拉拢段祺瑞，甚至提出“尊段联卢”，推举浙江督军卢永祥做副总统，以求共同对抗奉系。但是同属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福建督军孙传芳对此不满。

1923年起，吴佩孚苦心筹划《江浙和平公约》，想要避免两省开战，破坏其对奉大局，但在齐、孙看来，这不过是压制他们发展的枷锁，不愿予以承认。吴佩孚虽然孤傲，但为了维持他的对北策略，也不得不对齐、孙妥协。

这样一来，他作为直系军事领袖的地位，更加不稳了。

理念差异埋下战败隐患

后世评论北洋军阀时，往往忽略一个事实：直系、皖系是跟随共同领袖的大小军头聚合体，依靠中央政府权威发号施令；奉系却是与东北直接关联的地方军事集团，有明确的势力地盘和领袖观念。直、皖系军队的中下级军官，是谁给钱就为谁服务的武装苦力头子；奉系军官在东北讲武堂聆听过张氏父子演说，将其视为地方的代表和骄傲，有内生的尊崇感和服从心。

奉系在第一次战败后卧薪尝胆、整军经武，日后不但打赢第二次直奉战争，还长驱直入占领关内诸省，以军政府把控北洋政权，让张作霖过了一把国家元首的瘾。即便是日后对抗国民革命军北伐失败，乃至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依然能够迅速推举出张学良这个第二代领袖，维持东北地位与国民政府博弈，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后丢了东北，团体仍能保持凝聚力，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

这些都是奉系创始人张作霖的遗产。他的仕途早期，依靠传统“拜把子”的方式拉拢人脉，与其他军阀并无差别。登上奉天督军宝座后，开始把经营地方提上日程，他放手任用王永江等人整理财政、兴办实业。他开办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每次开学、毕业典礼，他都要亲临讲话。逢年过节，他还要到奉天各机关、各学校拜年演讲，动辄就是“我们奉天”如何如何。

几年之间，张作霖以奉天的物产资源为后盾，借中央政府无暇他顾之机，席卷东北，“我们奉天”变成了“我们东北”，继而开始插手关内政治。1920年直皖战争时，张作霖作为曹锟的盟友共同击败了段祺瑞。但张曹之间，特别是张作霖与吴佩孚之间迅速反目。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惨败告终。

广阔的东北给了张作霖退路，失败也启发了他进一步改革军队的想法。张作霖虽然出身行伍，却对如何建军有深入的认识。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他大力起用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国内军校的毕业生，在王永江锐意经营取得的雄厚财力支持下大破大立，进一步巩固了奉系集团的体系。两年时间过去，直奉两军面貌迥然不同。

以军事人才论，张作霖大举引进和提拔各方精英。做过冯国璋副官长的山东人张宗昌、在保定军校当教官的广西人何柱国、在北洋政府做过陆军部军械司司长的韩麟春，都被网罗进入奉军。李景林、姜登选、郭松龄等一批壮年将领被提拔到高位，代替了孙烈臣、张景惠、邹芬等老一代将领。

与之相比，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列名于战斗序列的张福来、彭寿莘等人，依然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骨干。这些直系老将不懂图上作业，也不在乎步炮协同，他们全靠经验指挥作战，讲究的就是“一切听大帅吩咐”。王承斌、冯玉祥等将领则离心离德，不愿意为吴佩孚卖力，免得给自己惹不痛快。

以部队建设论，张作霖打破了奉系旧有中央陆军、三省陆军的差别。他将部队统一整编为27个步兵旅、5个骑兵旅，操典划一、管理划一。军官轮流送到东北讲武堂受训，毕业后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调配任命。

直系仍然是老面貌，虽然扩充了几个师、旅，但第3师及其衍生的队伍，仍由老弟兄们掌握。从第11师扩充的师、旅，只听冯玉祥指挥。此外，张福来的豫军、胡景翼的陕军、孙岳的直隶部队，内部指挥习惯各不相同。

经费运用上，张作霖的眼光更胜一筹。直系官员谢宗陶评论：“吴大帅大气磅礴，只知用款，有则任情支配，无则咆哮不已，于是其部下不得不竭力设法以应之，而方法百出，非若奉天张作霖、山西阎锡山之能闭关自守，各就辖域，作通盘计划，用能聚集政治资本，而乃应付裕如也。”

张作霖把钱用在武器自产上，任用杨宇霆为督办，将奉天兵工厂扩充为国内最大的武器生产企业。工厂1924年时拥有职工6000余人，每月可以生产步枪1000支、迫击炮200门，每年可产野炮200门。部队统一换装制式枪炮，后勤压力大为降低。

吴佩孚的做法大不相同，1924年春，他以300万元巨款向天津军火商购买了一批意大利军械，包括步枪4万支、子弹5000万颗、75mm火炮36门、炮弹5万发。钱款来之不易，验收却漫不经心，以至于“枪支子弹有朽坏不堪用者”。这些意大利产武器装备分发到各部队，无疑只能进一步加大部队维修保养负担，以及后勤供应压力，只能作为一次性的消耗品。

就在直系的内部分裂和懵懵懂懂中，战争扑面而来。1924年9月2日，江苏督军齐燮元所部，越界进占上海郊区安亭车站。6日，福建督军孙传芳所部进攻闽浙边界仙霞关。江浙战争在南北两线全面爆发。9月15日，张作霖以响应战争为由，派出奉军陆续入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吴佩孚接到曹锟电报，于9月17日离开洛阳。他走前自信满满，对留守人员说：“去，一个星期；打，两个星期；回来，一个星期。前后四个星期我就回来了。你们好好看家吧。”

抵达北京后，吴佩孚就任讨逆军总司令。次日晚，他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军事会议，颁布战斗序列，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在山海关拒敌，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在热河拒敌，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率部出承德迂回奉军后方。

散会之后，吴佩孚向记者声称：“我出兵20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张作霖下台后，他的儿子张学良可以派送出国留学。”刚刚就任第三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在整队出击的同时，不忘让人检查一下账户——张作霖支付的100万元已经到账，与胡景翼、孙岳等部队的联系也已瓜熟蒂落。

此时，距离冯玉祥回师北京倒戈一击，吴佩孚兵败山海关，只剩下一个半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