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大西关的德义楼，1912年1月23日举办了一场鸿门宴。宴会的一方是辽宁民政长官赵尔巽，巡防营统领、日后的“东北王”张作霖；另一方则是东三省的反清人士张榕。

楼外，大清王朝风雨飘摇。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纷纷跟进响应。在爱新觉罗家族的龙兴之地，革命浪潮同样暗流涌动。

沈阳有一个地下组织“联合急进会”，长年秘密从事反清运动。武昌新军打响共和革命的第一枪后，东三省的革命者宣布：“响应南方，牵制北军势力，使清帝不敢东归！”

“联合急进会”的领袖张榕，试图劝说张作霖等军人起兵举义，双方在德义楼夜饮长谈。张作霖假意合作，虚与委蛇。宴毕，他派人跟踪张榕，探子在夜深人静的小巷里突然开枪，暗杀了张榕。

东三省的革命就此陷入了短暂的低潮。值得注意的是，张榕出身于八旗集团，祖上世袭清昭陵当差。其父张钦善，曾任广宁府（现北镇县）的官吏。在辛亥年，东北起义军领袖有不少满族人：正黄旗的鲍化南、刘纯一，正白旗的喜塔腊·恒宝昆，以及其他旗人恩溥、承志、文耆、赫舍里·松毓、萨克达·庆康、文采臣、赵凯、博经五。在吉林策划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恩溥、承志等满族进步青年牺牲就义。

位居统治阶级的八旗子弟，为何跟清廷割席，跟汉人一同投身革命？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从乾隆时代说起。

关外的满人来自何处

古今中外，游牧民族占领农耕区后被高级文明同化，是个普遍现象。但是，清朝旗人丧失母语文化，其速度之快，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康乾时期，满人脱离白山黑水的家乡，淹没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乾隆之后，满人大面积不讲满语，乃至于宫廷侍卫生下来一句满语不会，只讲汉语。乾隆有次休闲，听身边侍卫聊天，没听到满语，气得直骂他们忘了老祖宗。

在多尔衮入关的最初几年，清廷战略上没有征服全境的打算，随时准备撤退收缩回北京一隅。驻守外地的八旗军人，隔一段时间就要调回京城。各省的满人驻防区都没有墓地，人死了烧成骨灰带回北京。

随着江山的稳定，八旗子弟不必来回调防，但满汉隔离的政策丝毫没放松，旗人在各地修筑满城，与周边的汉人居住区形成了楚河汉界。汉人商贩进满城做生意，需要严格的批准，而且只许白天活动，不能过夜。

整个清代，满汉之防从没松懈过。在中央政府高级机构，满人和汉人势均力敌，地方大员也是满汉兼有。从宫廷的内务府到帝国最远端的粤海关监督，任何一个肥差几乎都由八旗把持。汉地十八省，若汉人担任巡抚，则总督职位必然在满人手里，不会大权旁落。入关后的三百年里，算上太平天国后湘军淮军崛起，也只有四分之一的总督是汉人。

为了保持满洲传统，入关后的一百多年，大清皇帝用尽了各种办法。乾隆大力宣扬“国语骑射”，告诫八旗子弟不要忘本。尽管朝廷强调满洲本位主义，试图防止被同化，但效果徒劳无功，满文化不断衰落。反倒是几个汉人为了升官，拼命学满语技能，林则徐就是会满语，进了职场快车道。

为了扭转局势，一项改革启动。按照组织程序，并非所有满人都是八旗，因为八旗的名额固定有限，要遇到军职空缺才能接替上去。乾隆中期，政府陆续裁撤八旗的编制，削减福州、京口、杭州、西安等地满城的兵员。

总共有20多万人出旗为民，下岗失业的一条出路便是回到关外。按照清政府高层的军事改革规划，旗人迁徙到白山黑水，拾起射箭打猎的旧俗，恢复满洲特色。

当初多尔衮入关的时候，八旗主力进入中原，一小部分人留下来，看守老家。康熙年间雅克萨战役，清政府又从汉地十八省调迁一批军人回去，防御沙俄。再加上乾隆这次体制改革，把内地部分八旗子弟，调往黑龙江，这三批人构成了关外东北旗人的来源。

关外和关内的满族，分属不同的环境，隔阂逐渐产生。关外满人其实是清帝国维持统治的工具，他们虽然领取兵饷，但也要承担苛繁的徭役和兵役。

每年春秋两季的行围（相当于现代军事演习），旗人前去现场，都是自掏腰包。“故旗人人户凋零，兼以家室穷苦”，可以说满人自己成了满清君主专制体系的受害者。

皇帝要征收东珠、人参和皮毛。关外满人和索伦锡伯人等边疆民族，要收集土特产，这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所谓“康乾盛世”治下的东北满人，生活质量甚至还不如崇祯那会儿。因为康熙统治内地后，出于防备汉人，严禁汉人的势力范围渗透，实行贸易禁令。从山海关到凤凰城，清朝建起了插柳树的边壕，也就是俗称的柳条边。关外各条要道有着严密的军事防控，禁止汉人和朝鲜人进入。

明末之际，关外和内地的贸易红红火火，车马船只南来北往。而清军入关，柳条边一建，满族的龙兴之地变成了荒无人烟的鬼地方。

关内的满人则坐享中原的荣华富贵，每天养花遛鸟。他们不从事生产劳动，月月领取国家津贴。到了光绪宣统年间，双方已经隔离许久，没啥共同的民族意识了。

晚清，英国人描绘午门大阅上的八旗军的版画。

谁在维持大清的国防战斗力

如果按照历代王朝的经验，不需要等到20世纪辛亥革命，到清朝中后期就有可能出现边疆叛乱。

南北朝时期的六镇之乱，六镇武人集团驻守国门、防守边境，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是没有入主中原的鲜卑人，外加一些被北魏所灭的羌人氐人。洛阳都城的鲜卑人，垄断了高官厚禄；六镇的鲜卑人，在寒冷的边关上默默伫立。当朝廷官员克扣钱粮、贪污腐败后，忍无可忍的六镇武人反抗北魏政权。

往后的突厥人、契丹人、回鹘人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的变乱，边境的武士集团跟核心宫廷敌对，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金朝的乣军动乱。这支军队由金国北方边境的游牧部落组成，战绩不俗，前期效力大金皇帝时出力不少。但是女真人排斥这些非嫡系部队，把他们视为蛮族。后来乣军拿起武器，打家劫舍，抢掠平民百姓。金国没能彻底击败南宋，也有着这一层因素，乣军掣肘了本国力量。

北魏时期六镇武人集团反攻倒算，刀兵向内，清洗洛阳鲜卑贵族的一幕，原本清朝中后期可能会重演。凭着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满洲统治阶级躲过了前人的命运。

狡猾的乾隆实行表里两套外交，一方面假装汉化，另一方面强调满蒙特殊性。他表面上爱好琴棋书画，附庸风雅，骨子里坚持“首崇满洲”。乾隆从没完全信服高级文明，七次南巡就暗含政治意图，在江南士子面前展现马上征服者的余威。

满人将领兆惠远征西域，班师回朝，他在宫廷的庆功宴上诗兴大发，吟咏唐人的名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本意是兆惠自比为汉朝李广和卫青，将准噶尔比作胡马，然而，乾隆的心思立刻警醒起来，训斥了这个忘乎所以的将军，我满洲也是胡马。

《皇清职贡图》体现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意识。在这份典籍里，不同的族群界限非常清晰：羌、苗、猺、黎归为一类；而关外的索伦、达呼尔、鄂伦春、毕拉尔、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页、恰克拉，也就是明朝人所称呼的“野人女真”又归为一类。

清帝吸取了北魏政权的教训。鲜卑人进入中原后沐猴而冠，自认为华夏正统，把以前在蒙古高原一起放羊的邻居称呼为蛮夷、胡虏、胡人。正光四年（523年）二月，北方柔然部落大饥荒，向北魏求粮，鲜卑官员在文件里，轻蔑地把柔然写成“蠕蠕”，蠢笨的蠕虫。等饥荒度过后，柔然立刻报复，狠狠地揍了一顿日渐文弱的鲜卑人。

满清入关后，把“野人女真”几个亲戚部落的户籍归为边民，而对于遥远的西南地区的苗黎部落，则轻蔑地称之为蛮夷，可见亲疏。

清朝中后期的国防，基本由关外满人、野人女真部落和蒙古人支撑。

八旗入关后，以惊人的速度腐化堕落。早在康熙镇压三藩之乱的时候，军队就初步呈现败相。最具有战斗力的，其实是八旗制度的边缘体系中一类名为“开户人”的群体。他们原本是努尔哈赤掠夺来的大明平民，给贝勒阿哥们当仆人，跟包衣地位差不多。

在明清易代的连年战争里，有的开户人铁了心跟后金政权混，为八旗主子效力。每逢打仗，他们给旗人军官牵马，执行侦察、作战任务。如果有功，可以开个户口，获得“正身满洲”身份，相当于事业编转正。如果官运亨通，还可以当差，沾手盐道、织造、开矿等肥差。

在康熙雍正时期，战斗经常由这类群体打头阵，他们冲锋起来比满洲八旗子弟更加拼命。开户人和包衣有机会出人头地，大清皇帝信任他们，远远超过信任那些科举考试出来的汉人大臣。

曹雪芹祖上就是包衣，曾祖母孙氏当过康熙的奶妈，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曹家祖孙三代人把持江宁织造局。

乾隆政府实行出旗为民，裁掉了大批开户人，然而又触动不了八旗权贵集团的根本利益。

在这场军事改革中，旗人编制减少了，同时，军马也减少了，军事训练也减少了。

但是，保留旗籍的满族子弟日子更加轻松，吃喝玩乐，躺着领军饷。而管理驻防旗人的上司，只是把满城将军职位当成一个过渡，对本职工作不上心，琢磨如何升迁为民政的文官，这样就可以捞取油水、获得实权。

乾隆出旗为民政策，起到的作用有限，无法根本上扭转文恬武嬉。关内正身满洲人的战斗力持续拉胯，根本经不起战火的锤炼。

民间百姓和地方上的芝麻官对八旗的记忆，还停留在天启崇祯年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战”。台湾林爽文起义，地方官上奏，特意申请调动满洲兵，来前线助威。驻扎南京满城的八旗军营，听说要去遥远的深山老林打仗，痛哭流涕。等他们到了军事第一线后，第一件事居然是找轿夫，满洲兵受不了台湾崎岖的山路，要坐轿子。

地方官本以为天降神兵，有着蛮族血统的八旗军人凶猛剽悍，必定能轻松镇压起义者，没料到来了一群草包废物。乾隆获得情报后既意外又愤怒：“朕这次调兵5万，两个轿夫抬一个兵，是不是还要调10万轿夫过去？”

乾隆的十全武功，几乎由关外满人和野人女真部落维系，不至于帝国的颜面扫地。朝廷高官明瑞对锡伯人索伦人给出了很高评价：“闻得盛京驻兵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生，技艺尚可……于此项锡伯兵内，拣挑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

张榕

关外满人和野人女真部落参加了平定白莲教起义，平定大小和卓，攻打缅甸历次战役。从冰冷的新疆天山山脉，到云贵高原的苗民寨子，再到南亚的加德满都，留下了塞外游牧民的马蹄足迹。

乾隆在苗夷、黎夷和马嘎尔尼英夷面前假扮天朝上国，在蒙古人和野人女真面前又提倡满蒙一家亲。不仅防止边疆的游牧民崛起，而且还利用他们来镇压汉人，维持八旗权贵的江山，其帝王术已达到至臻境界。

满汉如何在东北共处的

对于锡伯等部落自身而言，胜利的负担多于荣耀。野人女真部落本就人口稀少，再加上长期的战争损耗，师老疲惫，到鸦片战争之后已经过了战斗力的黄金阶段。此时，清朝也没放弃这张最后的王牌。

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派一路北伐军，逼近天津，震动京城。锡伯兵火速救场，挡住了北伐，紧接着往前线推进，在山东安徽一带剿灭太平军、捻军和其他民间武装部队。在战斗中，锡伯兵杀敌凶悍，多次打出1：30的战损比，野人女真的强弩之末仍然有力量射杀反清起义者。

同治年间的平乱战事，也耗尽了锡伯人的最后一点能量。而且时代在变化，近代的枪炮热兵器成为战场的主流，游牧民娴熟的弓马骑射逐渐失去作用。

清朝中后期，北方发生了族群人口大逆转。山西汉人装备了燧发枪后，前往内蒙古开垦，逐步挤压牧民的生存空间。东北出现了同样的迁徙运动，成千上万的河北山东贫苦农民“闯关东”。华北边境的汉人上千年来是蛮族打草谷的对象，现在他们向努尔哈赤和成吉思汗的后代发起反攻。

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严禁汉人到东北，但挡不住移民浪潮。敢违反禁令的，肯定是这个族群里最有冒险精神的人，他们逃离关内的饥荒和贪官暴政，长途跋涉，擅闯柳条边，冲入沃野千里的黑土地。汉民族的农业天赋有了用武之地，比关外满人和野人女真开垦出更多田产。

乾隆出旗为民，把内地多余的八旗人口迁到关外，让他们开发祖宗之地，仍然比不过汉人。乾隆死后的一百多年里，东北土地发生了大规模的产权易手。旗地增长9倍，而汉人民地则暴涨85倍，原先旗地面积为汉人民地43倍，至道光年间则仅为4.6倍。

在其他地区，新移民和土著的矛盾会产生，乃至演化为流血冲突。内蒙古的人口大置换中，就出现这样的景象。但东北有个特殊性，地广人稀，大片田地有待开垦，而且土壤是地球上最肥沃的之一，直到1949年后还有“北大荒”一说。由于关外资源充沛，河北山东移民“闯关东”，避免了跟土著的族群冲突。

汉人的流入，客观上还改善了关外满人和野人女真的处境。前文提及，康乾时期，东北因柳条边和贸易禁令而社会停滞，到了清朝中后期，汉人来到关外垦地经商，把经济盘活了。皮毛、人参贸易活跃，行销到朝鲜俄罗斯，港口和城镇熙熙攘攘，新移民和土著一起做生意，有财一起发。像满族革命者张榕，家境殷实，张家在辽东有土地、商号、烧锅和当铺，张榕自小跟汉人的民间豪杰打交道。

促成满汉合作的最后一个节点，居然是日俄战争。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厮杀，烧杀抢掠，软弱的清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不管当地人的死活。

张榕原本没有革命的念头，在北京读书学习，日俄开战后，他对朝廷失望，中断学业，跑回老家，组织自卫军。战争期间有一支汉人忠义军，绿林好汉刘单子打出“御俄寇，复国土”的旗号，出没于通化、海龙、兴京的山林中。张榕跟这批力量合作，出资数万金，购买更高级的军火武器，武装抗击外来侵略者。清廷却唯恐民间组织不服从大局，严令解散。

惨遭战火蹂躏的满人大批加入革命阵营，还跟孙中山同盟会接上头。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张榕与孙中山先生见面后，一见倾心，为反清事业积极奔走。密谋炸死五大臣的行动，就有他的参与谋划。清政府为了自保，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绍英、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张榕跟友人在火车站前投掷炸弹，令清朝高官胆战心惊。

大清日暮西山的最后几年，关外满族跟朝廷渐行渐远。1907年，慈禧太后出卖吉林省铁路权给日本，满人云祥、庆厚进京请愿，被清政府拒绝。1911年秋，辽宁凤城爆发起义，满人鲍化南联合汉族人刘雍，组织起满汉革命军，提倡“耕者有其田”，诛杀贪官污吏，被大清镇压。

到了辛亥年，东三省的满汉共和，水到渠成。11月27日，东北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分府关东第一军。武装起义如火如荼，满族革命者愤怒地撤下大清朝廷的龙旗，丢在地上。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大惊：“形势危急，若不独立，必有意外，各署已将龙旗尽撤，以待信音。”

朝廷的铁杆保皇党，此时还试图抵抗辛亥革命的浪潮，坚决反对南北议和。满清权贵良弼与溥伟、铁良等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也就是“宗社党”，计划护送清帝宣统回东三省，变大清为第二个北元。

殊不知，内地满族在东北老家的那些亲戚，一个个跟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划清界限。黑龙江省各界开明人士，推举产生黑龙江国民联合会，发布《通告书》，号召满、汉、回、蒙、索伦、达呼哩（今称达斡尔）各族联合起来，“化除私见，共矢公忠”，拥护民国。

辛亥革命在不同的省份，呈现出不同的景象。在内地十八省，汉人革命者攻打满人权贵；而在关外，汉人跟满人一块儿参加革命。

宣统退位后，南京临时政府为张榕举行了追悼会，表彰了他为革命殉国的献身精神。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其中也有满族民主进步人士参与，所有革命志士的贡献都不可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