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半月谈》发表文章《给“团团转”的村干部松松绑》称，在基层走访发现，六七个村干部对接上面十几个部门，任务真不少。一位村支书两天的工作群中，就有消防安全、安全生产、环境整治等排查、报表任务，还有一个时间不断变的乡镇会议。一位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选调生，学会的第一个词是“台账”，“返乡人员要台账，在外人员要台账，干部值班要台账，干部请假要台账，有的台账要每天更新上报。”

该文透露，一个8000多人的大村，除了7个村干部，外聘了17人，其中包括2名信息员；在一些1000至2000人口的村，虽少有其他外聘岗位，但聘1-2个信息员是必须的。有村支书说，“三个平顶帽，管一个小草帽，各个部门都往村里派任务。”先不说这些任务合理不合理、必要不必要，不少任务都是“群里来，群里去”“发文来，上报去”“会上来，会上去”，上面安排了就算尽职了，村里上报了就算完成了。

文章表示，靠台账、留痕、报表、开会获得成效，只会使基层工作“空转”，让制度设计落空。村干部虽然整天忙得“团团转”，但自我感觉多是务虚、玩花活儿。他们希望，不能什么事情都一竿子插到村里，要给村干部松松绑，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干实事。

村干部反映的这些问题，在媒体上已说了数年，在某些地方并没太大改观。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很多——有制度成因，也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原因，加上政出多门、多头考核等。不少工作其实是重复和无效的，但由于仍停留在运动式治理的思维定式，上级领导在决策时也未充分考量基层实情，目标高、要求细，进度快、问责严，导致一些执行者明知完不成任务，也不得不依靠投机取巧的方式来给业绩涂脂抹粉。中间流转时，一些干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惯“层层加码”，往下压任务，向上表功绩。等到基层落实时，抬头都是上级，身后顶着问责，明知事不可为，少不了应付交差——如是，“团团转”怎能不成村干部的“日常”？

形式主义是基层治理的痼疾。经济势头好时，形式主义会少点；形式主义泛溢时，一定是某个地方的社会与经济出了问题。因为上级不断往下压任务，村干部也只能靠填表、自拍等“假装在工作”来糊弄。这种“假装”指的是它更在意形式，而不关心工作的实效。所以我们看到，不少地方的村干部，所作所为常脱离实际，以貌似有想法的方式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做一些可有可无的事。

理论家们早已研究清楚，形式主义的源头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因高高在上的官员不了解实情、滥用权力，就会使系统内出现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有官僚主义，就一定有迎合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它们是一对难兄难弟，官僚主义导致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又助长了官僚主义。

形式主义确实已成基层官员的某种路径依赖。当下的形式主义形形色色，千奇百怪，总有人乐此不疲，无非是尝到甜头，并因此获得了利益。因为这类基层官员，对民众的意愿与疾苦不关心、不了解、不在意。

要改变这种状况其实很简单，要求省市、乡镇的主管部门，在出台某种政策前或落实某种政策时，最好先走进村庄，直接向村民了解真实的社情民意，而不是要求村干部上报各类数据。调查来的数据才真实可信，这样的数据也才能督促村干部真正为村民做实事。很显然，村民才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在乡村治理中，不能过于强调乡镇干部或村干部的意志，反而弱化了村民的主体性，把村民当作了被政府治理的“物体”。加上各类形式主义的表演，最终村民的真实需求，上级部门完全不了解，甚至为了实现某些治理目标，还做出大量损害村民利益的事。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近年来在某些地方确实愈演愈烈。不顾村民感受，一意推行的结果，既浪费了大量行政成本，也伤害到村民利益，引来社会各界笑话。

要改变这种让村干部忙得“团团转”的困境，就不能只依赖政府权威发号施令式地进行单向度治理，而需要动员乡村和村民的力量。在如何治理乡村问题上，村民最有发言权，只有让他们真正有了话语权，通过共同治理的方式，乡村治理才会更有成效。上级部门无论在做什么工作和计划时，都需要先深入基层做可行性调研，主动向村民征询意见，再要求来自村庄和村民的合作。说到底，要改变让人“团团转”的形式主义，政策的出台就必须尊重基层客观现实，求教于民还政于民。只有实现了权力向村庄和村民的回归，只有把“为民做主”改变为“以民为主”的思维模式，这些现象才能有所遏制。

如今各地经济下行压力都很大，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禁不起各种形式主义的折腾了。再折腾下去，不仅会让更多民众面临生活困境，增加民众的反感，也会让整个社会的未来都处在不确定性中。改变形式主义，事不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