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恭王府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王府后花园假山正北轴线上，耸立着一块五米多高的太湖石，上刻有硕大的“乐峰”二字。细心一点的读者可能还会发现，在这个太湖石顶上，还凿有一个“独”字。“独乐”二字，来自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洛阳御史台时所写的《独乐园记》。

恭王府“独乐峰”三字，为何要分刻两处而且把“独”和“乐”分开呢？这正是恭王府主人、恭亲王奕訢，在十年赋闲期间对被慈禧夺权之不满却又“难与运相争”之不甘的隐晦表达。

奕訢生于1833年，为道光帝第六子，以主持“洋务运动”而知名。野史中称其天资聪颖，文武全才，深得父亲喜爱，“恩宠为皇子冠，几夺嫡者数”。虽然道光帝最终选择了四子奕詝继承大统，但在传位诏书中满汉合书“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的同时，又用汉文书“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

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这份“秘密立储匣及道光帝的立储谕旨”，是雍正确立清代秘密立储制度后唯一存世的一组有关秘密立储的珍贵档案和实物。罕见的“一匣两谕”，使这组文物成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镇馆之宝的同时，也确立了奕訢的亲王地位。

四遭严谴

咸丰帝虽遵父亲遗愿封奕訢为亲王，并将原和珅府赐予奕訢作为亲王府，但对其始终提防。1855年8月下旨，革去奕訢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等职，两年后才重新起用。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占北京，因载垣、穆荫办理和局不善，咸丰帝不得不撤去此二人的钦差大臣之职，改任奕訢为钦差大臣，督办和局。即便如此，在自己病重期间，咸丰帝仍不许奕訢前来探望，临终前所钦点的八名顾命大臣中，也把奕訢排除在外。

1861年咸丰帝驾崩后，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联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罢黜端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垂帘听政。之后，两宫太后先后授奕訢为议政王、掌军机处，并令其掌管宗人府、内务府及宗人府银库等要职；又赏奕訢“亲王世袭罔替”、赏食亲王双俸。但对“亲王世袭罔替”封号，奕訢一再恳辞。直到1872年10月同治帝大婚前夕，经慈禧再度下旨，才敢接受。

恩赏不断，并不意味着慈禧对奕訢完全放心。1865年3月，借御史蔡寿祺参劾之机，慈禧亲笔拟旨，指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革去其议政王、军机大臣及其他一切差使。慈禧此懿旨，不仅违反祖制——要求不经军机处、由内阁直接昭示天下，而且错字连篇、文句不通。如“似此重情”写成“嗣此重情”、“诸多狂傲”写成“诸多狂敖”、“事出有因”写成“是出有因”等等。

最后，由于王公、大学士、九卿、科道等文武百官的反对，她又不得不恢复奕訢军机大臣等职位，但革去了议政王头衔。1874年9月，因奕訢反对重修圆明园且劝诫自己不要微服外出，刚刚亲政不久的同治帝一怒之下，也朱笔亲写谕旨，革去奕訢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并解除了奕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同样，由于大臣们的一致反对，慈禧和同治帝不得不再次妥协，第二天即撤销前旨、赏还奕訢的亲王世袭罔替衔、恢复一切职务等。

1884年4月，慈禧借口中法越南战事中方失利，指责奕訢等军机大臣“因循日甚”、对“朝廷振作求治之意”不肯“实力奉行”，下旨改组军机处。这一事件，史称“甲申易枢”。最终的结果，是包括奕訢、宝鋆等在内的军机大臣悉数被免职，奕訢被勒令居家养病。虽保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全俸，但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这一次，尽管有新任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以及御史赵尔巽、盛昱等反对，但已经大权在握的慈禧再也不肯退让。

从此，奕訢开始了长达十年、“家居养疾”的赋闲生活。

有观点认为，奕訢执政，使慈禧太后不能为所欲为，成了她实现独裁统治的最大障碍。《慈禧外纪》一书也说，慈安太后死后，“慈禧可以唯己独尊，以专执国政矣。然尚有一人足为微梗者，则恭王是也”。也就是说，慈禧早就在寻找时机将奕訢逐出权力中枢，他的被免只是时间问题。

集唐自娱

奕訢自幼喜好诗词文章，留存下来的作品集有《乐道堂文钞》《乐道堂续钞》《乐道堂诗钞》《萃锦吟》等。从首席军机大臣的职位上被罢黜成为一闲散亲王后，他像当年被罢相的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一样，集唐诗自娱，“取唐诗置诸案头，信手拈吟，以消永日”，留下了8卷《萃锦吟》、1073首诗作。

《萃锦吟》的作品，最早作于1884年6月25日，最晚的一首作于光绪十五年除夕（1890年1月20日）。一共持续了五年半的时间，为奕訢闲居十年的前五年。

集句诗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种类别，北宋以来的很多大诗人如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文天祥等都多有集句诗的创作。清代是集句诗最繁荣的时期，奕訢更是被学者评为清代集句诗的代表性人物、集大成者，《萃锦吟》也被称为清代集句诗的代表作。

奕訢集唐诗以自娱，正如他所说的“年来闲居无事，惟以集句自娱”，也借集唐诗以行韬晦之策。在给弟弟、醇亲王奕譞的诗句中，他多次有“自怜终乏马卿才”、“此心因病亦成灰”等表明无意权力的诗句。为免慈禧猜忌，被免后将自己的交游圈缩得很小。《萃锦吟》中所涉及的朝臣，除奕譞、宝鋆等之外，也就董恂、李鸿章等有限几人。

据学者统计，奕訢《萃锦吟》里引用的唐诗有1000多首。流传下来的唐诗有5万多首，奕訢竟能随手拿来，巧妙地集在一起。此外，《萃锦吟》中，不乏奕訢即席赋成的诗作，如《佩蘅相国招饮观剧即席二律》等。这些，都表明恭亲王奕訢对唐诗的喜爱和熟悉，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失亲之痛

对于54岁的奕訢而言，被罢黜之后的打击可谓接二连三：1885年春，他的爱子载潢夭折，这使他“恒郁于怀，致触旧患，肝疾复作，医药未能速效”；六月间，遭遇儿子载澂病逝的打击。

半年之内，两个儿子接连去世。丢官之苦叠加失亲之痛，奕訢心情可想而知。于是，在《萃锦吟》卷二中，他悲痛地写道：“今春潢儿既夭，夏季又丧澂儿，悲感交集，吟愤而已”。奕訢本有载澂、载滢、载濬、载潢四个儿子。第三子载濬未及成年即早夭，如今载澂、载潢接连去世，能陪伴左右的只有次子载滢了。

载澂、载潢之外，从1879年至1883年这4年间，恭王府主人接连为6位至亲举丧。嫡室瓜尔佳氏，1880年去世，时年47岁；侧室王氏1879年病逝，时年41岁；侧室张氏1883年去世，时年26岁；侧室张氏1883年去世；第三女和第四女先后于1880年、1882年早夭。还有1864年早夭的第二女、1866年早夭的第三子载濬。

也就是说，从1864年到1885年这20年间，奕訢送走的亲人已有10位。恭王府的悲怆气氛，可谓始终弥漫。这还不包括长女、荣寿固伦公主出嫁第二年即守寡等打击。

诸多亲人的不幸，对奕訢的打击是沉重的。他悲怆地问冥冥之中的神灵：“呜呼！人事固有未尽耶，抑天事预有定数耶，系乎人，系乎天，其当归于命耶？”在《萃锦吟》中，他集唐诗伤心地写下“眼应穿，人不见”、“花淡薄，雨菲菲，伤心小儿女”等悼亡之作。

除了丧亲之痛，被罢黜之后，奕訢很长一段时间饱受病痛之苦。1884年，他在《萃锦吟》中多次提到“入冬以来腰体旧疾复作近日又患齿痛眠食几废”，诗题中也有《冬夜病中遣闷再集二律》等记载。

寄情山水，门庭冷落

1885年春，爱子载潢去世后，为排遣心中苦闷、将养病躯，他带上唐诗书卷，和家人、侍卫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西山之游。由昆明湖泛舟至玉泉山，先后游览了万寿寺、龙泉庵、香界寺、宝珠洞、普觉寺（卧佛寺）、戒台寺、岫云寺（俗称潭柘寺）、云居寺等等。边游边吟，集唐诗吟成《大觉寺竹径听泉》《憩云轩即景观瀑布池鱼》等40余首诗。

回到恭王府，他开始把赋闲以来的所有集唐诗加以整理，于五月编定为《萃锦吟》卷一。赋闲期间的奕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寄情山水。5年间，仅北京西郊的潭柘寺他就去了5次。

戒坛寺亦名戒台寺，有罗汉堂36间，500应真法像。由于年久失修，罗汉堂已现坍塌。1886年，奕訢捐银万两，雇来工匠加以修葺。与此同时，他在“家庙”戒台寺后仿恭王府后罩楼盖了一栋罩楼，带儿子载滢长期在此居住。为方便使用，奕訢把恭王府的60多件家具搬到了戒台寺。

清帝退位后，为给复辟活动筹集资金，奕訢之孙、小恭亲王溥伟先后卖掉了恭王府的藏品及府邸。王府旧藏因此流落美国、日本等地，而戒台寺迄今仍有60多件恭王府家具。奕訢此举，无意中保存了迄今所知的恭王府最大、最完整的一批旧藏。

赋闲十年，也让奕訢这位当年的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备尝“门庭冷落”的滋味。

1886年的春节，正是立春。两“春”重叠本是“大吉日”，竟没有几个贺客上门。往年，恭王府前一向是车水马龙，“毂击肩摩，日日驱驱扰攘于十丈红尘之内”。如今赋闲在家，少有客人上门，奕訢只好“闲居习静读画看书”。他也因此集唐诗自嘲，“富贵祝来何所遂，世间难得自由身”。

此后两年的春节，冷落依旧，和他酬唱的依旧是七弟奕譞和老同事、前军机大臣宝鋆。奕訢再度以“车如流水马如龙”自我解嘲。

日长似岁、访客稀少，奕訢只好借集唐诗消磨长日永夜。《萃锦吟》卷四收录了奕訢于1887年所作的集句诗，其中的《幽居月令诗》，他依韵每月一首，共写了12首。他与奕譞、宝鋆除了观剧、饮酒等唱和外，想到古人有“文战笔战酒战茗战棋战”，便以诗战命题，三人比赛。尽管最终败北，奕訢依旧兴味盎然。1888年春节，前来拜年的亲朋好友屈指可数，“日坐书斋”的奕訢，闲极无聊，每日集诗一首，竟然从初一日写到三十日。

友朋凋零

《萃锦吟》中，收录了不少奕訢与宝鋆的唱和赠答之作。宝鋆生于1807年，大奕訢26岁，为道光年间进士，以果敢著称。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命提内帑银20万两修承德避暑山庄。时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宝鋆，以时局艰难、国家用钱地方太多为由反对，被咸丰帝降为五品顶戴。

奕訢掌权后，宝鋆是其推行“洋务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力主“置同文馆，肄习西学”。《清史稿》中也说“恭亲王资其襄助”。1884年的“甲申易枢”中，时为军机大臣的宝鋆被慈禧勒令以尚书品级退休、罚领半俸。

长期同在军机处入值的情谊，政见相同的默契，觉得受自己连累而产生的愧疚，使得奕訢对宝鋆有着深深的信任及敬重。两人的交往中也充满了人情味。

在给宝鋆的诗中，奕訢可以敞开心怀，吐露被慈禧解职“到头难与运相争”的不满，而不像给弟弟奕譞的诗作那样韬光养晦。他常常邀请宝鋆来恭王府做客、观剧。在宝鋆八十大寿时，特意在恭王府朗润园置酒为贺，并集唐诗赠送。

1891年，宝鋆去世，奕訢悲痛难抑。宝鋆的神主入祠典礼当天，奕訢以亲王身份，纡尊降贵，亲自去祠内看视祭器祭品，确信一切均已妥帖时，才退出祠堂，让人举行典礼。《恭亲王奕訢》一书作者董守义先生评价：奕訢这种做法是既重视友谊又顾全礼制的表示，因为按交情他应该参与祭奠；但按礼制，亲王或皇子不能对廷臣行跪拜礼，所以他不能同大家一起祭奠，只好退出祠堂。

十年赋闲期间交往较多的，除了宝鋆，还有七弟奕譞。奕譞是光绪皇帝的生父，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醇亲王。《萃锦吟》收录的第一首集唐诗，就是酬答奕譞之作。原来，端午节前两天，距离奕訢被罢黜已过去两个月，奕譞前来看望哥哥，恰逢奕訢前往菩提寺游览而未遇。归来得知后，奕訢便集白居易《长庆集》等成一诗以表谢意。十几天后，奕譞登门拜访，奕訢赋诗回赠，其中的“长夏居闲门不开”有着明显表白自己与世无争之意。

毕竟，奕譞是慈禧太后的红人，顶替自己出任首席军机大臣，奕訢对他不免有戒备之意：谁能保证奕譞不是慈禧派来刺探的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1889年光绪帝大婚之后，奕訢、奕譞兄弟二人的感情趋于融洽。据学者分析，这主要是情绪因素起作用，光绪帝已经大婚，慈禧却迟迟不肯归政。身为光绪皇帝生父的奕譞，不免心有微澜。如此一来，二人便易于产生共鸣。

1887年，奕譞曾找来广东人梁时太到恭王府给兄弟二人照相。奕訢看到洗印出来的照片后十分高兴，赋诗二首酬赠奕譞。奕譞还请奕訢等前往醇王府赏梅，送给奕訢春笋。高兴之余，奕訢写下“漫夸列鼎鸣钟贵，还得山家药笋肥”之句。

只是从1887年开始，奕譞一直疾病缠身。之后，随着慈禧太后归政，朝廷出现皇帝本生父奕譞有权而太后无权的局面。尽管奕譞一再谦抑，但深知慈禧好猜忌的他，依旧是终日战战兢兢，心理负担极重，引发旧疾。其间尽管奕訢曾多次前往醇王府探望，也在1890年奕譞50岁生日时前往祝贺，但奕譞还是于1891年病逝。

随着奕譞、宝鋆身体状况的恶化，奕訢与他们二人的唱和到了1889年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这年秋，奕訢也大病一场。七个月后，溺血症复发，这使他明显地衰老了，胡须开始斑白。《萃锦吟》也就到了1890年初。1891年奕譞和宝鋆之死，更使奕訢的赋闲生活变得索然无味。

1893年十一月，他在府邸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按惯例，恭亲王过生日，一般是演戏三天，请谭鑫培、王瑶卿、杨小楼等名角到府献艺。这一年，尽管三卷勾连搭式的大戏楼名角依旧穿梭，可除了王府人员以外，“正生日”当天的贺客只有李鸿藻、荣禄、崇礼、敬信、翁同龢和孙燮六位而已。

这与当年他声势烜赫时贺客盈门，甚至慈禧太后等也常过府看戏的热闹气氛相比，不啻于云泥之别。看着闳敞而温暖的大戏楼只稀疏地坐着这么几个客人，奕訢怎能不油然而生一种失落感呢？

回光返照

赋闲期间，慈禧太后偶尔也会向这位失意亲王略施恩惠，一来可借以表达对奕訢的关怀，以塞外人“鸟尽弓藏”之叹；二来可向奕訢展示雷霆雨露之威。比如1886年自己生日前夕，她赐给奕訢“御笔兰菊画幅”；1889年2月光绪大婚前夕，将奕訢交宗人府从优议叙，赏头等、二等护卫各一员，三等护卫二员。

但慈禧始终不许奕訢再参与朝政，甚至不给奕訢与自己见面的机会。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即便奕訢数次上折恳请，慈禧还是以令其在家养病为由，不准奕訢进宫随班祝贺。

亲人的相继离世，挚友宝鋆、胞弟奕譞的相继离世，自身病痛的折磨，世态炎凉带来的心绪不佳，奕訢就在这不如意中煎熬着光阴。1894年2月21日，大年正月十六日，时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的翁同龢下朝后去拜访奕訢。他惊异地发现：61岁的奕訢，胡须已经全白了，“谒恭邸晤之，谈半时，须尽白矣”。

1894年9月29日，中日甲午战事爆发。在两位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翁同龢等的多次奏请下，慈禧太后被迫重新起用奕訢主持大政。先是令其在内廷行走，后于12月4日补授军机大臣，之后又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再度东山再起。

正当外界寄望于重新出山的奕訢刷新吏治、一洗颓风之际，人们却发现：此时的恭亲王奕訢，已没有昔日主持洋务的新锐，也没有了执掌军机处的明练果敢，而是变得保守、敷衍、颓唐。其衰朽之气象，就连外国人也看不下去了。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对“中国危亡已见端矣……至今熟睡未醒”的状态十分不解。1895年10月底在离任回国前，就当面质问奕訢：如果您真的因为生病而精力不济，就应该推荐忠廉而有才干的大臣实行新政，“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成乎”。

身为主战派的翁同龢，对奕訢的一味向日求和颇为不满，在日记中多次批评奕訢在皇上召见时“奏对甚多，不甚扼要”、“奏对语颇杂，不得体，余不谓然”。甚至为此还跟奕訢生气，拂袖而去，“余与邸与不洽，拂衣先归”。

十年赋闲，奕訢心态已老。第五次入宿潭柘寺时，他称道文殊殿内一副旧式镜屏“制造古朴，迥非今时踵尚华丽者可比”。厚古非今之态，与当年在皇族中最早尝试照相术的奕訢判若两人。戊戌年间，他更是多次谏言，反对变法。据说直至临终前，他还向前去探视的光绪帝进言：对主张变法的人要慎重，“不可轻信小人言也”。

赋闲十年后再出山，恭亲王奕訢这位昔日的改革家，变得保守而颓唐。十年赋闲的光阴，磨掉了他的锐气和胆识，割断了他与世界大势的联系，也减损了他在历史上本应更为显赫的声名和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