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第一大城市纽约，在1863年7月闷热的夏日中，躁动不安。此时，南北战争打到僵持阶段。北方地区物资紧缺，生活艰苦，民众对林肯政府日益不满；前方战线，联邦军队还没彻底消灭南方有生力量。

13日，骚乱情绪爆发，底层平民成群结队地游荡，袭击黑人。暴民在大街上看到黑人便拖出来殴打，甚至私刑绞死。主战派白人也在受打击之列，暴徒们捣毁几个共和党要员的家宅，还在《纽约论坛报》（当时反对奴隶制最积极的传媒）报社楼下大闹一番。这是美国开国以来最严重的城市暴乱。

值得注意的是，在纽约打砸抢的暴民多为爱尔兰裔族群。在此之前的1862年，北部六个城市就发生过小规模的反共和党骚动，本质是爱尔兰人聚众滋事。

19世纪，爱尔兰人坐船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深刻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

美国最早的排外主义

今天，族群冲突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难题，成千上万的拉美非法移民涌入北美。根据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美国白人的人口总数自2010年以来下降了8.6%。甚至有观察者预测，30年后，WASP（即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成为少数民族。

但是，只要冷静下来，就会发现这不是新鲜事，美利坚自开国起就一直吸收外族移民。19世纪爱尔兰裔所处的位置，就是现在拉丁裔所处的位置。而且，当时的族群冲突，比今天要猛烈多了。

南北战争前的20年里，繁荣的美国经济吸引了300多万外国人。87%的移民定居在北方各州，像纽约这样的移民型城市，外来人口的数量已快要压倒城市原有居民的人数。

爱尔兰裔融入北美的过程中，文化差异凸显，社会动荡。当时，民间冒出了“白人即将衰落”“劣等民族占领入侵国家”的论调。南北战争前后，移民议题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焦点，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个议题比黑人奴隶制的议题，更具优先级别。

一股强劲的本土主义潮流，洗刷了政坛。1840年代，纽约和费城等大城市冒出了反移民团体党派，他们主张对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等外来民族采取鹰派态度，以美国传统的卫道士自居。这一批新兴组织，其中势力最大的是1849年成立于纽约的“美国星条旗团”。

他们仿照某些古老的秘密兄弟会，对外保密，不宣布自身的存在。如果有人向星条旗团的成员问起情况，成员表示“我不知道”，装糊涂，因此这个组织获得了“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的称呼。不少政界精英私下里加入了“星条旗团”，美国派驻大清国的首任大使蒲安臣就是其成员。

本土主义力量的崛起，既迅速又猛烈。不到十年时间，“星条旗团”已经扩大为全国性组织，其成员估计达100万之多。

在马萨诸塞州，“星条旗团”赢得了63%的选票，包揽了全部国会席位和除两个以外的全部州议会席位。在新英格兰（今天美国的东北部沿海地区）3个州，它获得选举胜利。接下来，它深入中西部内陆，然后又往南方地区扩张，拿下了马里兰州、肯塔基州和得克萨斯州。

作为老牌政党的民主党，一度惊慌失措。该党的首领形容说，本土主义仿佛一股“飓风”，“一阵政治精神病的狂乱”。一些废奴人士则对本土主义力量拉拢、安抚，以南方庄园主集团为最大敌人。北方各州和城市的政局大洗牌，包括“星条旗团”在内的各路本土主义人马，融入了新成立的共和党。

1850年代，废奴派和蓄奴派争执不休，发展到街头械斗的程度。双方在各地搏斗厮杀，1856年为争夺堪萨斯州的控制权而爆发全面冲突。一伙奴隶贩子烧掉了市政府官邸，还调来了大炮补充火力，废奴主义内部的鹰派以牙还牙，武装反击。这场内乱，号称“堪萨斯大流血”(Bleeding Kansas)。

不过，除了“堪萨斯大流血”外，废奴派和蓄奴派冲突暴力程度，通常小于反移民的排外暴动。1844年，费城的WASP攻击爱尔兰人，激战中有5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两座天主教堂以及30幢房屋遭破坏。1854年选举日，巴尔的摩爆发冲突，8人死亡，50人受伤。同年，在圣路易斯的一场选举骚乱中有10人被打死。

19世纪既是移民的世纪，也是族群仇杀的世纪，几乎没有一座大城市不曾发生过排外暴乱，烽火连天。甚至，在南北战争爆发、联邦上下一致攻打南方的情况下，族群冲突的痼疾仍然发作。

爱尔兰裔各大团体协会，支持林肯政府，动员本族民众踊跃参军，但对于解放黑奴普遍态度消极。因为战斗只是为了捍卫联邦的主权完整，而不是为了帮助改善黑人权益，这也是当时多数WASP民众的看法。

当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物价飞涨，民间厌战情绪升温。新的征兵政策火上浇油，林肯当局发布规定，有服兵役义务的男子可以付300美元，来雇他人替自己当兵。这个新规定明显利于有钱人，穷苦大众感到极度失望，他们愤怒地认为，自己为了别人的利益上战场，白白牺牲性命。

各地群起抵制征兵，其中纽约最为激烈。1863年7月13日，当地爱尔兰裔掀起大规模暴动，烧毁黑人社区、商店和孤儿院，也就是文章开头的一幕。

1882年，波士顿的一个码头，几个爱尔兰人在挖蛤蜊。

打砸抢持续了四天，驻扎在前线的波托马克军团，匆匆赶回纽约平乱，无情地开枪射击。其中很多士兵刚刚跟罗伯特·李的南方军队交锋，参加完葛底斯堡战役。城市硝烟弥漫，大约120人死亡，财产损失不计其数，纽约自建城以来还从没出现过这样的乱象。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纽约黑帮》，里面还原了这一段史实。

外来移民和本土WASP的族群矛盾，在美国内战结束后没几年再度成为政局的头号议题。共和党在废除南方种族主义、赋予黑人投票权等一系列举措失败后，战略收缩，放弃南方，整顿自家内部地盘，对爱尔兰裔的态度更加强硬。

从思想理念上，打倒南方庄园主的废奴主义和打击大城市新移民的排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解放黑人事业中，最成功的文宣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其作者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出身于虔诚的新教家庭。斯托夫人的兄弟亨利·沃德·比彻，既宣传废奴主义，同时又鼓吹“劣等的爱尔兰民族占领入侵美国”。亨利不仅在口头上发表排外主义布道，还积极从事暴力活动。这位牧师结交军火商，给信徒批发来复枪，去攻击外籍移民和南方奴隶主。

1856年的堪萨斯大流血中，废奴派一方的来复枪就来自亨利。看似先进的反南方运动和看似顽固保守的反移民运动，来自同一种根源——“清教（又称加尔文宗）”文化。

世代仇恨的渊源

美国白人新教徒与天主教势力的冲突，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母国英格兰。宗教改革数百年来，英国经历了多次反复拉锯。“血腥玛丽”女王玛丽一世(1516-1558年)站在罗马教廷一边，独尊天主教；到了英国内战，胜利的天平又倒向清教徒一方。

奥利弗·克伦威尔上台执政，宣布外国天主教神父不许踏入不列颠本土，英国国民不可提供神父住宿。过去，天主教徒还有逃避惩罚的灵活办法，比如把财产登记在妻子名下。在克伦威尔治下，司法从严，政府剥夺天主教信徒的财产，至少有1600个人的地产遭到没收。

天主教的政治异议人士要传唤到法庭宣誓效忠，不肯起誓者失去三分之二财产，第二次拒绝发誓，再没收余下财产的三分之二，以此类推。肯特郡议员兰伯特·戈弗雷不满措施：“与宗教裁判所没什么区别。”

很快，战火燃烧到不列颠岛之外，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民与克伦威尔发生冲突。1649年8月，克伦威尔率领亢奋的新教徒，远征爱尔兰岛，军队一路烧杀抢掠。战争中最惨烈的罗赫里达（Drogheda）攻防战，爱尔兰3100名驻军中的2500多人遭到屠杀。克伦威尔丝毫没有怜悯，向下议院议长写信报军功，赞美这是上帝的胜利。

战胜国向爱尔兰人颁布了惩罚性法律，剥夺了其选举权、充当公职或担任律师等多项基本权利。从法律上来讲，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子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天主教教堂不允许自由而公开地传教，天主教徒也不准拥有像样的田产。

为了满足本民族的宗教、教育和政治需要，各种各样的秘密民间组织纷纷发展起来。天主教神父们从公开秘密转入地下，向教民布道。英国官员以及与英国合作的爱尔兰民族叛徒，往往受到秘密组织的偷袭。

1840年代和1850年代，在饥荒和贫穷的驱赶下，数百万爱尔兰人背井离乡去北美谋生，把天主教与新教的仇恨也带了进来。美国从建国到1840年之间，外来移民以新教徒为主，占比大约为四分之三，而且这些人里不乏技术工人、白领，人口素质较高。这期间，大体上相安无事。1840年代往后，外来移民半数以上是天主教徒，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爱尔兰，既教育程度低还暴力好斗，引发美国WASP的恐惧。

当初，“五月花”号的居民，正是怀着建立地上天国的愿望，远走海外。清教徒不乐意其他教派玷污“山巅之城”，他们自小听着“血腥玛丽”的故事长大，每年庆祝“盖伊·福克斯日”（1605年11月5日，不列颠的盖伊·福克斯等天主教落魄分子企图爆毁伦敦的国会大厦，杀死国王。阴谋败露，这一天成为新教徒最重大的纪念日），反天主教的情绪根深蒂固。

尤其能反映这点的，是美国本土主义党派对移民的区别对待。同样是外籍人口，属于新教阵营的苏格兰人和德意志人，几乎很少受到排外运动冲击。而且苏格兰长老会信徒迁徙到北美后，很快成为主体白人的一分子，和WASP携手作战，殴打爱尔兰移民。

从历史上，苏格兰人一直充当英国占领爱尔兰岛的得力助手。詹姆斯一世是第一个顺利制服爱尔兰民间起义的英国国王，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征发了数万苏格兰人，在爱尔兰建立拓殖点，充实边疆。威廉三世再征服爱尔兰后，移民有8万之众，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世代仇恨从欧洲老家一直打到新大陆。

19世纪纽约费城等地，每年庆祝“奥伦治节”（奥伦治的威廉，即威廉三世，他在博因河战役打败爱尔兰岛的武装力量，受到新教徒的纪念）。美国的爱尔兰裔总会破坏庆典，跟苏格兰裔和WASP大打出手。

爱尔兰人移居到美国后，保持自己的传统习惯，热爱酗酒（新教徒强调保持卫生健康）；参政习气腐败（爱尔兰人抱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违背美式民主的精神）；把孩子送到天主教学校，抵制政府的公立学校。

北方白人对爱尔兰人的情感，夹杂着厌恶与恐惧，怀疑对方首先效忠罗马教皇，其次才效忠合众国政府。基于类似的情感，北方白人怀疑南方奴隶主试图阴谋控制国家。

新教的鹰派人士，在废奴主义事业上注入了道德热情。在他们看来，打南北战争不仅出于经济上的利害，奴隶制阻碍了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蓄奴违背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道德信仰。在南北战争结束后，成千上万的北方白人牧师南下，怀着救世的热情，改善黑奴的医疗、教育条件。

20世纪初，纽约港的埃利斯岛，一个爱尔兰移民坐在椅子上，坐在他身边的的女人及其孩子来自意大利。1892年1月1日到1954年11月12日期间，埃利斯岛是移民管理局的所在地。许多来自欧洲的移民，在这里踏上美国的土地，进行身体检查和接受移民官的询问。

WASP把自己的信仰跟联邦政府的平等共和精神捆绑在一起，自负地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全世界榜样。“山巅之城”这个概念的大力鼓吹者莱曼·比彻，曾多次演讲，主张对外推广美式民主：“受到我们这个榜样的激励，一个接着一个的国家将会追寻我们的足迹，直到全世界都获得自由。”

所以毫不奇怪，美国内战期间那位进步的废奴主义者亨利·沃德·比彻，到了战后又成了顽固的强有力的反移民分子。因为，在鹰派新教徒的世界观里，实行蓄奴的南方人和信奉天主教的外籍移民都是异己，都要用拳头对付。

爱尔兰人统治美国白人？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社会形成了一套同心圆结构，每个群体有着各自的位置。最核心的地域集团是新英格兰清教徒，他们屹立于山巅之城。第二层是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信徒、纽约的荷兰人、中西部地区的瑞典人德意志人，这些群体在文化上是WASP的表兄弟，有着相近的日耳曼血统和新教信仰。最外层的是黑人、乡下红脖子（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白人，其人口分布于美国经济最差的几个州），诸如摩门教等异端教派、大城市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等少数族裔。

而新英格兰清教社会的最上层是“波士顿婆罗门”（Boston Brahmin），他们位于美国同心圆结构核心的核心。这个群体以血统自矜，很少接纳外人，圈子封闭，因此被外界比作印度婆罗门种姓。

了解西方文化的都知道，世间还没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先有耶鲁大学，而耶鲁正是“波士顿婆罗门”的专属禁地。这个精英集团牢牢掌控了经济和文化优势，但在至关重要的政治权柄上没能抓住，这是“波士顿婆罗门”的软肋。因为成年男子普选权确立，精英阶层玩不了大众政治，治理国家的责任逐渐落在了从底层打拼出来的野心勃勃的新人身上。

在广大草根群体的政治博弈中，WASP又玩不过爱尔兰裔。在州和城市的地方选举中，爱尔兰天主教徒经常能斩获公职。从1880年代起，爱尔兰裔开始当选波士顿市长。在同时期的纽约，爱尔兰人控制了民主党总部坦慕尼协会，而在19世纪早期，该协会只从WASP内部招募人员。由爱尔兰人执政的其他大城市，还有芝加哥、布法罗、密尔沃基、旧金山等。爱尔兰人主宰美国北方大城市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冷战初期。

连WASP的大本营、五月花号先辈建立的第一个大城市波士顿，也被爱尔兰天主教徒夺走了。詹姆斯·迈克尔·科利四次蝉联波士顿市长，他丝毫不掩饰仇恨情绪，公开放话，把盎格鲁-撒克逊人贬低为一个古怪而愚蠢的种族。

说起来，爱尔兰人能够在政坛上大杀四方，还要“感谢”英国的殖民统治。前面提到，英国在爱尔兰岛实行宗教歧视政策，禁止天主教传教等等，于是爱尔兰人转入地下活动，组建各式各样的反抗团体，拥有丰富的斗争和地下组织工作的经验。等他们移民到美国后，参加合法选举活动，如鱼得水。爱尔兰裔反客为主，熟练操纵选票，把持政党机器，管到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头上。

在以前的地下活动中，爱尔兰的政治运动形成了紧密抱团和效忠个人的特点。到了美洲新大陆后，这种特点也带了进来。有一个爱尔兰人爬上高官职位，就会有一堆爱尔兰人跟着上来，于是这个群体布满了警察、消防队、基层公务员、公立学校等公共部门体系。1855年的纽约，该市近40%的警察是外来新移民，而移民中又有3/4是爱尔兰人。到19世纪末，美国各大主要城市的警察队伍和消防部门都控制在爱尔兰裔手里。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尔兰人冲击总统宝座，这个国家权力的最高位置。1924年纽约举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拥有爱尔兰、意大利血统的阿尔·史密斯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担任纽约州州长，还是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女婿。尽管阿尔·史密斯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和强大的后台，但仍然无法抵抗排外主义浪潮。

出现爱尔兰裔市长、爱尔兰裔州长，也就罢了，现在快要出一个爱尔兰裔总统，WASP万万无法接受。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另有人提名WASP出身背景的威廉·麦克阿杜为总统候选人，两派人马斗得难解难分，大会反复投票一百多次仍无法打破僵局。

疲惫的阿尔·史密斯宣布退出竞选，双方休战。大约半个世纪后，美国人心态上才接受一个爱尔兰裔总统。1960年民主党的政治家肯尼迪，在大选中击败共和党的尼克松，入主白宫，肯尼迪也因此成为合众国第一个天主教信仰、少数族裔出身的总统。

最后的和解

南北战争前后，本土主义者担心“劣等民族占领美国”，一百年过去了，美国白人没有消亡，那些外国移民投身到种族大熔炉，成为地道的杨基佬。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爱尔兰人以及意大利其他少数族裔踊跃参战，展现爱国主义情怀。二战期间，超过一百万信仰天主教的美国少数族裔，应征入伍，前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

与此同时，在教育和收入方面，爱尔兰裔逐渐追赶上来。在1970年代，他们的收入比全国平均数高出5%，进入大学的比率跟WASP持平。美籍爱尔兰人的精英们西装笔挺、文质彬彬，摆脱了父祖一辈肮脏贫穷、衣衫褴褛的形象。

美国白人跟爱尔兰人只剩下最后一个，也是最深层的隔阂——宗教信仰。不只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和波兰人等信奉天主教的族群，遭到本土美国人的猜疑。白人新教徒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担心爱尔兰等天主教各族效忠于罗马教皇。一些政客和媒体记者宣称，如果当外族占据北美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会修改宪法，设立天主教为国教。

这种恐惧感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的时候，文人保罗·布兰沙德（Paul Blanshard）1950年代撰写《美国自由与天主教的权力》，畅销全国。该书提醒公民们，罗马教廷是反民主的、主张政教合一的。

爱尔兰裔天主教徒肯尼迪当选总统后，民间WASP传言，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挖了一个地道，直通梵蒂冈，肯尼迪晚上跟教皇密谋，要颠覆联邦政府。WASP的排外情绪弥漫，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里，呼吁各阶层各团体要和善相处，还专门提了这点：“当我们让自由的钟声响起来……那时，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手携手。”

促使宗教和解的是新时代变局。到了冷战白热化阶段，苏联红色思想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头号敌人。新教和天主教的有识之士，站出来表态，基督徒停止内斗，一致对外。1979年，新教福音派领袖福尔韦尔和天主教领袖韦里奇会晤，成立“道德多数派”组织，捍卫爱国主义、重视家庭与财产权等右翼价值观。

另一方面，1960年代美国国内嬉皮士运动风起云涌，堕胎、同性恋和毒品合法化的口子打开，让“道德多数派”胆战心惊。在国内外左翼激进势力的步步逼近下，泛右阵营团结起来，共和党右翼接纳天主教势力。

尼克松成为首个获得天主教徒支持的共和党总统，到里根时代，这种团结更加紧密。里根本人来自爱尔兰家庭，其祖父在19世纪中叶移民到北美新大陆，家族到了里根这一代才信仰改宗，彻底美国化，跟白人新教徒没什么区别了。里根凭着基督教善恶大战的信念，对抗克里姆林宫，并且调动一切右翼力量，最终赢下了冷战的胜利，美国进入了黄金时代。

一两百年前，刚乘船抵达纽约自由女神像的爱尔兰裔，还是本土白人眼里的“劣等民族”。然而，三四代人过后，爱尔兰人完成了归化，适应美式生活，奉行美式价值观，成为美国人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