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纽伦堡，纳粹集会现场，一群穿着军服、戴着钢盔、背着行囊的国防军官兵。纽伦堡党代会，是纳粹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途径。

二战后，西方人有个争论，纳粹政体是否可以在不发动战争的前提下持续? 如果希特勒不盲动挑战列强，不侵略欧洲，转而加紧对内剥削，或许就不会灭亡得那么快。

这种说法低估了希特勒的野心，他夺权独裁正是为了发动一场征服世界的战争，权力不是目标本身，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墨索里尼那种俗人可能会满足于享福，过着骄奢淫逸的小日子，纳粹分子可是有远大理想的。

第三帝国的对外扩张，超出了简单的政治利益计算，形成了一种近乎宗教热情的天启信仰。雅利安人注定作为“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称霸欧洲。希特勒的终极目标是培育一个2.5亿人口的日耳曼民族，其中一亿人口迁徙到欧俄大平原。这个日耳曼新家园，边境线从冰雪之城圣彼得堡（苏联时称列宁格勒），延伸到南方的第聂伯河。

纳粹妄想的日耳曼团结

按照理性人的头脑，希特勒在东欧应该施展以夷制夷的手腕，安抚利用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对抗苏联。但柏林当局对“劣等民族”没有好脸色，直到大势已去的时刻，才实行迟来的怀柔政策。

纳粹党内“雅利安优等民族”信念的狂热，产生反作用。即便站在他们自身立场，也是有害于德国的国家利益。

现实利益要求希特勒对英格兰露出鹰派态度，对西欧北欧仆从国加大横征暴敛，对乌克兰等民族安抚怀柔。由于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德国一再做出相反的举动，虐待潜在的合作伙伴，徒劳地争取敌人的善意。

在跟不列颠彻底决裂之前，元首的亲英情绪非常明显，甚至比英国人更乐于维护日不落帝国的完整性。他觉得伦敦政府向印度革命者妥协过多，建议立即逮捕并枪毙甘地。在唐宁街易主，丘吉尔取代绥靖主义者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柏林仍保证不会瓦解大英殖民体系，无意于染指海洋霸权。

这种不寻常的德英友好，一方面出于新兴国家对老牌帝国的敬仰，希特勒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孟加拉枪骑兵》，讲述的是英国军官殖民征服印度；另一方面出于文化亲缘，德国人天真地希望，盎格鲁萨克逊人同为日耳曼民族，能够“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基于同样的文化亲缘，柏林当局一厢情愿地塑造日耳曼兄弟各国大团结，在西欧北欧治理宽松。德军二战期间压迫比利时的力度，远远低于一战期间，但没有换来丝毫的感激。

左派阵营有左派幼稚病，法西斯阵营也有法西斯幼稚病。一向精明狡诈的希特勒，在种族问题上表现得像个小傻瓜。其他轴心国的法西斯分子没那么偏执，他们参加对苏战争后，跟各族斯拉夫人相处较为和谐，不像德国人大搞歧视迫害，部分士兵偶尔还会保护善待当地居民。

种族政策构成了纳粹最鲜明的特征，使得纳粹有别于其他法西斯流派。柏林政府在血统纯洁方面表现出病态的焦虑，担心本民族跟犹太人长期通婚，血统遭到玷污。一部分人甚至产生出崇洋媚外的心态，原因不难理解。瑞典挪威人千百年来严守夷夏大防，所以他们流淌着最高贵的血脉，比条顿人更优秀。

“再北欧化”（Aufnordung）政策，在这个背景下制定并且执行。纳粹官员精选北欧男女，培育出完美基因的新人类。第三帝国在战事最吃紧、军队后勤最短缺的时刻，没放弃优生学项目，向其调配拨款。墨索里尼等轴心国头目，则没有此类改造人种的异想天开计划。

并不是所有德国高层都热衷于此。第三帝国政权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戈培尔就缺乏热情，没怎么参与“再北欧化”项目。

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左派右派按经济纲领来划分，那么很多纳粹分子其实算不得右翼反动派；左派右派按民族主义来划分，那么百分百虔信“雅利安是天选之子”的，在柏林政府里也只是一小部分。

第二帝国时代的工程师舍纳勒，是纳粹主义的先驱，他向议会请求恢复古老的日耳曼礼拜、月份名称，建议父母给孩子起真正德式的名字，废弃拉丁名字。舍纳勒的伪历史学理论，再结合伪科学理论（条顿民族的脑容量最大，犹太人斯拉夫人的大脑先天发育不良）和伪社会学理论（世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弱肉强食），到了1920年代孕育出纳粹这个怪胎。

文人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把上述学说拼贴在一起，写出著作《20世纪的迷思》，“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新造概念就来源于此书。

如果说纳粹是一门准宗教，那么罗森贝格的地位相当于大祭司。他和达雷、希姆莱等极右翼分子，组成党内人数虽少但分量不轻的原教旨主义阵营。

水晶之夜爆发的1938年，德国经济业已复苏，人心思定。正因为太过安逸，极右派才决心策划打砸抢暴动。在反犹政策上，有条件利用条件，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人为挑动排外情绪。以极端主义起家的纳粹离开了安身立命之本，一天也无法维持下去，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塑造了对犹太人不理性的恨，也塑造了对西欧日耳曼大家庭不理性的爱。

二战占领东欧后，海因里希·希姆莱大规模引进了德语和德意志移民，削弱犹太和斯拉夫文明。他设立了KPI考核，未来三十年内，在波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50%的地区要实现德意志化；在距离偏远的克里米亚、俄国北部，25%到30%的地区实现德意志化。为了开垦东欧，极右翼甚至考虑过招徕美国白人农场主。

纳粹内部原教旨与务实派的对立

第三帝国的内部纷争，阻碍了希姆莱的野望。论意识形态的亢奋程度，国防军比法西斯分子要消极，而法西斯内部，又有原教旨主义者与温和派的区分。

纳粹党从上台起，与国防军的抵牾从没断过。希特勒担任总理，意图清退犹太人老兵，纯净普鲁士军队。兴登堡阻止了这一反犹政策，仅有七十来个士兵遭辞退。

战争发动后，军方表现得像鸽派。德军机动部队一路前行，受到乌克兰人热烈欢迎。日后的反法西斯英雄、炸弹刺杀希特勒的克劳斯·申克·冯·史陶芬贝格，在战争初期充满热情。他把东欧人武装起来，利用“天下苦俄久矣”的情绪，共同反苏。

未来改造东欧的蓝图，国防军设想为美式种族大熔炉，希姆莱设想为单一日耳曼人国家，双方时不时地摩擦。东部占领区的总司令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多次谴责党卫军迫害民众的暴行。

纳粹党内的温和务实派配合了军方的怀柔政策，他们怀疑在军需紧急状态下，赶尽杀绝斯拉夫人是否为明智之举。戈林一切以备战为优先，意图将东欧改造成帝国粮仓，尽可能避免本不存在的民族冲突。德意志人残酷压迫波兰人还有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两族从古代就互相敌对厮杀，有着数百年的世仇；德意志人压迫乌克兰人就毫无道理了，德国与后者往日无冤，近日无仇。

泽-西普鲁士省总督阿尔伯特·福斯特和波兰总督弗兰克，阳奉阴违地执行“德意志化”政策。波兰人只要做个放弃天主教信仰，效忠元首的口头宣誓，便可成为新德国人，享有粮食配给额增加、上大学受教育等优惠待遇。

温和派尽可能招抚国境线内的斯拉夫人，结好国境线外的斯拉夫人。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在一战前是沙俄斯拉夫派笼络的对象，到了二战已经成为德国法西斯的制度效仿者和战略合作伙伴。美利坚是盟国阵营的民主兵工厂，匈牙利等国则是法西斯的兵工厂，源源不断地为德军生产武器。

以务实作为标准衡量，希特勒有时候并不死板教条，为了长远的目标，愿意暂时牺牲原则。他灵活到跟不共戴天的仇敌谈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举世震惊。条约公布的那个早晨，纳粹党慕尼黑总部前院堆满了丢弃的党徽，基层法西斯分子伤透了心。

福斯特等少数务实主义者，跟犬儒主义者几乎没有区别，私底下不信种族的高低贵贱，只是公开场合不反对、随大流。理论上，纯正的日耳曼人应该是英俊不凡、体魄强健、身材高大。最热衷鼓吹雅利安优越性的希姆莱，却身形肿胖、胸膛平瘪。1943年，柏林进行官员内部调查，福斯特说：“我要是长成希姆莱的模样，我都不好意思提‘种族’这个词”。

甚至在原教旨主义者群体内，激进程度也有所不同。罗森贝格是种族主义的首席理论家，实践施政却比较克制。他对乌克兰人的安抚，与事务专员埃里希·科赫产生路线冲突。罗森贝格允许基辅建立大学，科赫则关闭了基辅所有的学校，后者打算把乌克兰人的受教育水平，压低在小学四年级，扼杀这个民族的下一代。

同样的激进分子，还有波兰总督区的党卫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瓦尔特兰（德国从波兰分出的一个特区）总督阿图尔·格莱泽尔。他们是极右翼中的极右翼，没有一丝恻隐之情。

宗教界呈现出同样的现象。在族群冲突激烈的边疆，新教牧师把纳粹当成阻挡天主教波兰的最坚固防线，他们自发地服从世俗政权。普鲁士中部内陆省份的教会，抵抗分子较多。

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日耳曼人，生活在德意志本土之外。如希特勒是奥地利人；罗森贝格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达雷距离德意志本土更远，他出生于阿根廷的德裔家庭，童年在英国度过。海外侨胞比母国人民更具有民族情结，大概是世界通行规律。

对日耳曼人先祖土地的眷恋、崇拜，成为纳粹的核心意识形态“血与土”（德语Blut und Boden）。缅怀乡村生活的原教旨分子，一再鄙薄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血与土”理论借由通俗小说，广为传播。

作家特奥多尔·科尔格（Theodor Kröger）《遗忘的村庄》，从1934到1939年共售出32.5万册。作家戈特弗里德·罗特哈克（Gottfried Rothacker）《边境的村庄》，共售出20万册。这类小说的套路大同小异，贪婪无耻的犹太人放高利贷、投机倒把，用金钱祸乱德意志乡村的平静生活，主人公（外貌肯定金发碧眼，雅利安人长相）登场了，他挺身而出，用智慧和勇敢打败了反派。

依据工商业堕落/农业质朴的二元对立，犹太人和英国人属于小商贩的民族，钻进钱眼里，德意志人是骑士的民族。极右翼歌颂乡土情怀、骑士精神，以及基督教之前的北欧神灵，在经济沸腾的德国蒙上一层冷冽的哥特气质。希姆莱的复古理念到了着魔的程度，他搜集塔西佗所著《日耳曼尼亚志》，派考察团去印度、西藏寻找雅利安的祖源，乃至研究占星术黑魔法。

神秘主义风潮引起希特勒的注意和批评，元首耐心地教育部下：“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科学，而绝非别的什么东西。”纳粹多数成员热衷于现代物质文明，生产力与效率至上，迥异于原教旨主义者的恋旧心态。

农业部长达雷神化条顿民族土地，超出了必要范围，他叹息烟囱和化工废水污染了纯洁的国土。这种阿卡迪亚（古希腊地名，后来引申为世外桃源的语意）情调，引起其他派系的轻蔑嘲笑，造飞机坦克离不开重工业，《格林童话》里的德国可是没法承受得起现代化军备竞赛。

正因为反城市化、反工业化，极右翼在战争发动前并未全面得势，与政治核心圈层若即若离。达雷掌管的农业部是个清闲衙门，希姆莱职位高是靠别的原因（擅长特务情报）。

希特勒有时候附和几句，抨击下物质主义：“我们社会中现存的许多罪恶，完全缘于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的比例失调。”但他很明白工商业的重要性。

如果第三帝国全是希姆莱这种人，那么纳粹大概率变成二战后葡萄牙的法西斯政权，经济萎靡、民生贫困。如果第三帝国完全不存在希姆莱这种人，那么纳粹可能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大为不同。一个没有雅利安神秘学、没有人种改造计划的德国，邪魅成色大幅度降低，泯然于众人。

德国法西斯的人员构成五花八门，既有沉湎于往昔乡愁的复古主义者，也有走在科研最前沿、发明设计V2 火箭的工业党。各派人物的分歧极大，只有强烈到偏激的民族主义才能把众人凝聚起来，反犹反苏是柏林政界的最大公约数。

元首否决了极右翼的多数内政主张，但是认同极右翼的外交主张，将东欧作为日耳曼的繁衍栖息地。未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德国甚至会实行一夫多妻制，有功勋的军人自由选择妻子，多生育子女。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度捆住柏林的手脚。在罗森贝格看来，倘若非要找一个盟友，英国人比斯拉夫人更有资格。苏德开战对双方都是解脱，戈培尔受制于条约，暂停反苏宣传，巴巴罗萨行动后，他终于可以重操旧业了。同样的解脱发生在莫斯科，苏共结束了难堪的对德亲善。

原教旨分子是纳粹内部向东扩张的最大鼓吹者和受益者，德国本土不可能去工业化，他们的阿卡迪亚之梦只能在海外势力范围建立。日耳曼侵略者圈定乌克兰总督府的驻地，选择了地处乡野的利沃夫，抛弃了苏联钟爱的钢铁业重镇哈尔科夫。

工业西欧、农业东欧的产业布局，也符合纳粹务实主义者的口味。党卫军驱赶城市居民到乡下种地，创造了去城市化、逆时代而行的奇观。希姆莱计划将圣彼得堡的城市人口从300万降到20万，彻底废掉这座俄罗斯土地上最洋气、最欧化的大都会。

地狱般的东欧

德意志极右派发起了战争，战争又促使德国全民进一步极右化。战前广大基层士兵对种族主义的说法半信半疑，上了东线战场后，完全相信了戈培尔的宣传。按照文明国家的交战规则，俘虏享有获得饮食、治疗的基本权利，但苏德战场不是这样的。战事的残忍程度逐步升级，到二战结束时，至少300万红军士兵死在俘虏营。

以古老骑士继承人自居的普鲁士容克军官，发现这次向东扩张和条顿骑士团时代的战斗大不相同，保护老弱妇孺的传统荡然无存。现代极权主义的高效与暴烈，是中世纪封建武斗远远不及的。希特勒以种族灭绝为目标，作战对象扩大到平民，消灭异族的手段不限于单纯的军事杀伤，包括了蓄意制造饥荒、高强度劳役、大规模实行堕胎。

苏联2亿人口的庞大体量，令希特勒感到恐惧。党卫军刚进入乌克兰，立刻发放免费的避孕工具，减少敌人的生育率。一个官员没有执行命令，他说乌克兰人可以作为医学实验的样本。愤怒的希特勒并不接受解释，撤了他的职。

原教旨主义者的工作，在国内外两线并进。在东欧占领区，他们降低斯拉夫人口，用尽了除直接杀戮外的各种手段。希姆莱命令，党卫军不准给苏联人接种疫苗，也不准发放肥皂以保持健康，但是大可以向他们供应伏特加，满足俄罗斯人的民族爱好。

在德意志本土，原教旨主义者引进外籍青壮年劳动力。200万苏联劳工、140万波兰劳工、27万南斯拉夫劳工被强征到克虏伯各大企业干体力活。德国平民几乎没怎么感受到战争的负面影响，因为生产重任转嫁到“东方工人”（Ostarbeiter）身上。他们的工作时间比德国工人更长，工资福利待遇比德国工人更少，并且听从德国工人的傲慢指挥。

以矿业为例，一名德国矿工分配到四五名斯拉夫人手下，他控制着面包配给，拥有高高在上的权力。普通人骤然获得大权，可以对别人作威作福，他怎么会不相信雅利安是高等主宰者民族。1942年10月，德国劳工阵线领导人罗伯特·莱伊在一次矿场经理会议中大声说道：“什么时候俄国猪必须挨打由德国工人决定。”在恶劣非人道的工厂里，苏联劳务工的死亡率达到惊人的50%。

纳粹的务实主义者跟原教旨主义者是一丘之貉，前者狂热虔诚度较低，并不意味着，这类人心肠善良，他们只是希望不失去廉价劳动力。弗兰克处决了一个犹太装修工人，仅仅因为他在官邸做装修工作时在总督的私人浴室里洗了个澡。东线战场上的被征服者只有两类人：坐稳了德国走狗的人，以及欲做走狗而不得的人。

富有正义感的少数国防军士兵，反感野蛮的暴行，怜悯施舍平民。低级军官维尔姆·霍森费尔德（Wilm Hosenfeld）曾经是虔诚的纳粹信徒，崇敬爱戴元首。当他参加战争、被派驻华沙后，为眼前的地狱景象所惊诧。同僚任意拳打脚踢波兰人和犹太人，连老头老太都不放过。1942年7月，党卫军一次性杀害了数千名犹太人，霍森费尔德在给妻子的家信中写到此事。他问道：“是不是魔鬼披上了人类的外衣？”接着自己回答：“我对此坚信不疑。”

在博爱的天主教信仰激励下，他主动援助犹太人。获救者里有著名音乐家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Władisław Szpilman），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钢琴师》。

据统计大约有100个军人良心未泯，冒着被揭发的风险，施救犹太人。但无论如何，与国防军1800万名官兵的数字相比，这样的义士只是凤毛麟角。

希特勒对东欧的高压统治，唯一的益处，就是客观上增加了对方的道义合法性。斯拉夫人，尤其是乌克兰人和波罗的海各族，本来做好了投敌的准备，冥顽不灵的希姆莱等人，拒绝援助斯拉夫“劣等民族”，主动投靠德国鬼子的合作者大面积退出，走上了反德又反苏的道路。跟轴心国一条路走到黑的乌克兰、波罗的海民族独立分子，今天名声毁誉参半。

东欧本身内部族裔、宗教冲突不断，一个高明的侵略者会看透局面，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逐个击破。最差的情况下，各族互相残杀，侵略者借此保留自身实力，把必然失败的结局尽可能推迟延后。二战东线的实战过程就是后一种情况，红军打德军，波兰游击队既打红军又打德军，乌克兰游击队跟以上三支部队作战，同时所有人又遭到犹太游击队的攻击。各条战线犬牙交错，异常复杂。

1944年夏季，国际观察家判定第三帝国垮台在即，希特勒竟然苟延残喘，多活了一年。除了东欧各族的内部厮杀外，德国本身也采取了怀柔新政策。斯大林格勒战役既是二战军事的转折点，也是政治的转折点。纳粹输掉战役后，软化顽固态度，改弦更张。普鲁士参谋总部向斯拉夫仆从军发放精良装备，尽管没能逆转战局，至少拖住了苏军的钢铁洪流，造成最大化的杀伤。

德国媒体早在二战开始前，就习惯了歌功颂德，从德军单方面进驻莱茵兰起，报纸头条总是胜利的消息。战事久拖不决，舆论气氛微妙起来。柏林某家知名大报在战争第一年宣称，我们已经获胜；第二年自勉，我们将会获胜；第三年吹嘘，我们必定获胜；第四年意淫，我们不会失败。

一贯擅长粉饰太平的戈培尔，在战争后期调整了文宣方向，决定如实报道前线的失败与战争的破坏性。苏德战场的伤亡惨状，英美空军对德累斯顿等城市的地毯式轰炸等新闻，都获准登在报纸版面。戈培尔以谴责敌人残暴的官方表态，透露出未挑明的预言：德国既已损失惨重，如果彻底失败，惨状只会加倍。德国人奴役了东欧的劳工，干了那么多事情，难道只是纳粹分子的罪责，普通平民能完全置身事外？盟军若打进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精通北欧维京神话的希特勒很明白，众神的黄昏近在眼前。1945年，德国陆军在奥德河畔发起孤注一掷的最后冲锋，所有的坦克打开了收音机，《女武神的骑行》响彻战场。这部歌剧取材于北欧神话悲壮的一幕，武士们英勇牺牲，死后的亡灵在女武神指引下回到天界。

纳粹绑架着德意志民族，即将迎接命定毁灭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