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肯尼思·阿罗加入了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意在为总统提供不偏不倚的经济学分析。那时，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不久，民主党身处是否以及如何扩大医保准入的辩论中。这是一场阿罗完全有资格参与的讨论。

在阿罗进入白宫三年后，国会制定了医疗保健计划（Medicare）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即政府治下针对65岁以上和极其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险计划。这两项计划代表了美国医疗政策的最大变革，而考虑到阿罗的身份和研究方向，人们自然会认为他参与了两项计划的推出。但当我在2015年询问他在这两项计划的诞生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时，他的回答令我吃惊：基本上没有。

正如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家伊丽莎白·波普·伯曼在《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一书中所证明的，在美国现代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对政策制定几乎没有影响力。

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才开始在监管和规则制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部门才设立了各种经济和政策办公室，对政策方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为了支持这些办公室，教育界领袖和学者们建立了一系列公共政策学院和硕士学位项目，以及新的智库和政策评估公司。

据伯曼称，经济学最早在二战期间开始走向显赫的进程。当时，各国政府曾依赖于所谓的“运筹学”研究来寻找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佳途径，例如，使用哪个系列的飞机去执行轰炸任务。运筹学研究运用量化方法改进决策的行为始终与经济学交织在一起，在战争期间的成功分析促使美国空军即便在战争胜利后仍继续资助这一领域的研究。空军在1948年成立了兰德公司——美国最早的大型智库之一。

最终，经济学家们的工作从政府预算延伸到监管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们的重点从成本效用分析转向成本效益分析。他们开始影响重大政策决定。

依据成本效益分析，经济学家们证明了开放的民航和卡车运输市场将能更有成效地运输人员和货物，说服了吉米·卡特总统分别在1978年和1980年放宽对民航业和卡车运输业的管制。到乔治·H·W·布什总统卸任时，成本效益分析成为监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经济学家们在白宫拥有一个办公室，他们在那里分析经济会如何应对政策变化，谁将因而成为赢家和输家。他们在多数政府机构中扮演类似的关键角色。他们深度参与预算过程、监管过程以及像联邦贸易委员会之类执法机构的工作。伯曼对这一发展进程感到遗憾。

但她在书中对经济学家以及他们想法的影响力的颂扬有言过其实之嫌。经济学在决策中的威望肯定远高于历史、心理学或其他学科——不存在社会学顾问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但在多数情况下，经济学仍是决策者用来为他们的现有想法寻找支持，而不是用来阐明和更好理解问题和争论的东西。

伯曼对经济政策的怀疑态度部分缘于她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信念，即经济思想的演化是由权势人物的利益所驱动，而非理论和证据的进步。要理解决策行为的政治动态，经济学家可以向社会学家取经。

（杰森·弗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