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年动荡起伏，今日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转型升级的关键进程中，香港需优先疏通哪些堵点？由新任特首李家超组建的新班子，又有哪些方面值得特别关注？如今新班子履职百天，李家超任上首份施政报告也即将发布，围绕相关问题，记者专访了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屠海鸣。

《凤凰周刊》：现在非常强调香港“由治及兴”，您能讲讲“由治及兴”这个提法的由来吗？具体背景，以及谁提出来的？

屠海鸣：众所周知，2019年发生的“修例风波”对香港社会造成了深刻影响。“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这是历史规律。2020年7月1日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从那时起，香港逐步实现“由乱及治”、“由乱到治”。

2020年1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听取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述职时指出，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

2021年2月22日，“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和要求。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了《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对行政长官选举、选委会选举、立法会选举做出了新规定，这就是人们说的“新选制”。2021年9月、12月，2022年5月，新选制下的三场重要选举在香港成功举行，把反中乱港势力挡在门外，令真正的爱国者进入建制构架，把“爱国者治港”落实到了实处，这为香港“由治及兴”提供了可能。

2020年5月2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图为屠海鸣在发言。

在我的印象当中，2021年9月20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发表谈话时指出：“这次选举是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一次生动实践，充分展示出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新气象、新希望”。那是第一次提到“由治及兴”。2022年5月9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李家超当选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再次提及“由治及兴”。

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活动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指出：“当前，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5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至此，“由治及兴”这个概念一锤定音。

新班子面临的最迫切问题

《凤凰周刊》：您认为在“由治及兴”的过程中，特区政府或者说整个香港社会需要优先解决哪些问题，或者说面临哪些挑战？

屠海鸣：有两件事是需要优先解决的。 第一是“通关难”，第二是“住房难”。

先说通关难。疫情暴发以来，香港与内地之间封关已经接近三年，许多港人日夜企盼、望眼欲穿。无论是港人赴内地探亲、工作、学习，还是香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企业开拓内地市场，一关不通，一切无从谈起。

过去，有部分香港人看不起内地人，称内地人为“蝗虫”，挤占了香港的资源。这些年，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认识到，失去了内地游客，香港经济损失很大，特别是旅游、餐饮、零售、交通运输、酒店的境况很惨。香港是购物天堂，香港需要内地游客来港拉动消费。可以说，通关已变成了破解香港诸多经济民生的总开关。

最近，特区政府在这方面有所突破。9月1日，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广州市及深圳市领导举行在线会议，他在随后的记者会时表示，香港提出逆向隔离的方案得到粤方及深方的支持，将成立专班落实推进。“逆向隔离”是指香港赴内地人员先在香港隔离，再前往内地，以符合内地“7+3”入境检疫政策。

这件事启示人们：办法总比困难多，思路一变天地宽。香港居民对内地的防疫隔离政策十分敏感，担心失去自由。“逆向隔离”是把隔离地点放在了香港，消除了港人的心理障碍。

这件事也引发我更深的思考。我认为，在处理与内地相关的事务时，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都需要转变心态，不要时时处处都强调“你我不同”，以“隔离思维”看待问题。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许多事宜，是纯技术性的，不要赋予太多政治含义。我们应以“对接思维”代替“隔离思维”，积极在“对接”上想办法，而不是在“隔离”上找理由。

再说住房难。香港有20多万人住在劏房和笼屋里，没有基本的生存尊严，这是香港的耻辱，令人看到香港这样一个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国际化大都市似乎没有维护社会公平的底线。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香港居民住在“纳米房”里，局促不堪。住房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民心问题。新一届特区政府能不能赢得民心，首先要看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能不能交一份令市民满意的答卷。

从现在的情形看，特区政府解决“住房难”的决心和力度很大，成立了由司长级官员负责的“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和“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但遇到的困难很多。最大的困难是供地。

“供地难”的关键是相关法例束缚住了手脚。香港有1114平方公里土地，市区或已建设的土地面积只占25.1%。其余四分之三都是郊野。现时香港有多条与土地发展相关的法例，其中最关键的是《郊野公园条例》、《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保护海港条例》、《城市规划条例》和《土地收回条例》。 特区政府需要平衡好保育与发展的关系，重新检视这些法律的合理性，下决心推动修订有关法律，适当释放土地用于建房。

重塑香港信心

《凤凰周刊》：很多时候政治和经济是不能完全分开的。现在外界有一种观点担心，经济与内地融合愈发紧密后，日后香港会在各个方面向内地制度靠拢，而在市场方面，香港长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可能要改变。对于如何树立国际资本对香港的信心，您有什么提议吗？

屠海鸣：受“泛政治化”的影响，香港某些人有“惧内”综合征，总是担心香港与内地联系紧密一些，就会被“赤化”。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对内地不了解，另一方面说明缺乏自信。

首先，政治和经济之间是有界限的。要说当今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中美之间的联系最紧密。2018年，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战时，中美每年的贸易额5000多亿美元; 到了2021年中美贸易额达到7556亿美元，三年增长近三成。中美经贸的盘子越来越大，彼此也没有改变对方的政治制度啊！同样的现象还发生在中日之间，回顾过去二十年间，中日两国长期政冷经热。由此可以说，担心经济上越紧密，制度上就越是靠拢，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融合是相互改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不是你变成我、我变成你，而是我们都变得与从前不一样。就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来说吧，要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背景下发展，粤、港、澳三地都要改变，才能打破藩篱，中央支持三地在大湾区先行先试，哪一方的制度更先进、更科学，就采用哪一方的制度，或者吸取三地制度的各自优点，创造一种新的制度。只要有利于发展，可以不拘一格。回顾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历程，基本路径都是先允许一两个地方大胆创新，然后在全国复制推广，大湾区的制度建设，也必然是这样。

再次，中央绝没有令“两制”变“一制”的想法，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香港独特优势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中央希望香港发挥“连通”功能，一旦未来中国与西方关系恶化，还希望香港成为“缓冲地带”，能为缓和关系发挥积极作用。论经济总量，深圳已经超过了香港，把香港变成一个内地城市的模样，有什么意义呢？

香港长期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并没有错，也不需要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不干预被放大了。比如，不干预具体的市场主体是对的，但政府在产业规划上应有所作为，不能任凭资本野蛮生长，不去发展高端产业，而是在低端产业上砸钱、长期依靠垄断赚钱。又比如，不干预市场行为，但必须履行政府的管治职能，在社会、民生领域，不能把“不干预”当成懒政的“挡箭牌”，政府应该积极主动解决社会矛盾和民生难题，让弱势群体感到温暖。

现在，香港的经济总量中，房地产的占比很高，我认为，这并不是好事。如果高科技和现代服务业占比高一些，市场的公平性更强一些，而不是“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局面，这样的环境会令国际资本更有信心。而这都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去做大量工作。

《凤凰周刊》：我留意到香港社会正在发生的一系列明显变化，比如普通话的推广、警队的中式步操、教科书内容的一些修订，包括近几年来越来越多香港政治人物在接受采访时敢于强硬发声，态度立场鲜明，您怎么看待这些举措和现象？

屠海鸣：这是一种可喜的变化，许多人称之为“二次回归”。香港回归祖国以来，许多人的感觉是，除了国旗和区旗代替了港英时代的旗帜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改变。这其实是不正常的。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警队早已不是“英国皇家警队”，为什么还要用英式步操？普通话是中国的国语，也是法定的香港官方语言，为什么不推广？过去，有人在香港讲普通话还会被歧视，这是十分荒唐的现象！教科书涉及国家、民族、历史的内容有失偏颇，对基本法的教育缺失，已经导致了一代人的认知错乱，现在到了非修订不可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香港政治人物敢于为维护一国原则、维护国家安全而强硬发声，这说明，爱国爱港的力量壮大了，政治人物的底气更足了。

以上这些变化，都符合“一国两制”原则，这些变化是值得肯定的。其实，回归之初，就应出现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来得太晚了！

2022年9月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右五）与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领导进行线上会面，其于会上提出的“逆向隔离”方案，获得对方支持。

最关键是人才

《凤凰周刊》：有报道称，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少港人正在或打算要离开香港。 但毋庸置疑的是，要应对来自其他城市或地域的挑战，核心工作之一就是留住人才。对于香港如何留住人才或招徕人才，您观察到政府有什么有力的举措？这方面您有些什么好的想法？

屠海鸣：首先我认为，部分港人因担心香港被“内地化”而打算离开香港，这并不是一个好选择。“九七”回归前夕，西方媒体炒作“香港已死”，大批港人离开香港，举家迁徙到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 后来，他们发现“香港没死”，又回来了。折腾了半天又回到原点，一切从头开始，何苦呢！

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对于特区政府来说，应该尽最大努力留住人才。我留意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多次公开称要抢人才，时下正在就2022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相信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对抢人才会着墨较多。

我认为，无论是留住人才、抢夺人才，还是培育人才，最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用才环境”。如果使用人才的环境是世界一流的，必能吸引到世界一流的人才。“用才环境”如何才算好呢？ 就是要让人才有用武之地，并能获得最大收益。

比如，科技创新是香港的短板，香港在很多领域的科研成果很丰富，水平也很高，但这些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产品和产业，也就难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多用力，依托香港的科研优势，对接高端制造业，打通“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渠道，提高科研成果的“变现”能力。这样一来，世界顶尖的人才就愿意把科技成果带到香港来。

又比如，香港的金融、法律服务、会计等领域都是世界一流的，香港可以探索整合这些优势，为那些带着好项目的人才提供“订单式”服务，令他们体会到，唯有在香港创业，才能使自己的价值最大化。

总之，香港在留住、吸引人才方面，应把重心放在用才环境建设上，这才是根本、才是关键。

《凤凰周刊》：我了解到，您对新一届政府班子选拔的过程和相关工作，非常关注，现在特区政府新班子成员也都全部定了下来。我留意到，新班子里有几十年公务员经历的，有常年在基层工作的，也有海归派等等。根据您的观察，相比以往，这届新班子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屠海鸣：我的观察是，李家超率领的这届新班子十分注重执行力和沟通力。

先说执行力。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政府的多位官员出身纪律部队，有人称之为“武官”。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保安局长邓炳强等。纪律部队的特点是执行力强，敢于碰硬，讲求效率，处事果断。本届政府有许多硬骨头要啃。公屋建设、土地供应、扶贫安老、青年上流，每一件事都不轻松，都会触及香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化解这些矛盾，是中央的要求、市民的期盼，回避不了，耽误不得！特区政府必须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来啃下一根根硬骨头。李家超在竞选时提出“以结果为目标”的口号，又称要建设实践型政府，要“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班子执行力强，正符合他对本届政府的定位。

2022年8月17日，行政长官李家超视察医院管理局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与医护人员交流。

再说沟通力。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政府司局长的“政治助理”这个职位竟然有8位是媒体人，此外，还有多位官员有媒体工作的履历。我的理解是，“武官”执行力强，办事“强”、“硬”、“快”，必然容易得罪人，也容易造成彼此误会，就必须加强与上下左右的沟通。于是，政府广纳媒体人，“做”与“说”相互配合，“文”与“武”共同衔接，这样可以提升政府团队的治理能力。还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人们对他的普遍评价是沟通能力特别强，他在政府班子里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也体现了本届政府十分注重沟通力。

对于一个管治团队来说，执行力和沟通力都很重要。凡事只做不说，人们就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还要添乱，做事的阻力会很大; 凡事只说不做，或说得多、做得少，也会失去民众的信任。未来五年，政府班子应平衡好“做”与“说”的关系，把管治能力提升到一个新境界、新高度。

《凤凰周刊》：新班子履职已有一段时间，一些施政思路也日渐明晰，您怎么评价新班子开局这段时间的表现？尤其特首李家超，这是一位来自基层警队的行政长官，这一履历会不会影响他未来的执政？

屠海鸣：从中央政府到市民对新一届政府班子的期望值都很高，以现在的情形看，新一届政府班子具有开题破局的担当和能力，有很多做法具有开创性的特点。比如：针对政府部门之间各自为战的情况，在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分别设立了副司长的职位，以强化协调功能，并设立公务员紧急动员机制，以应对危机; 针对香港突出的社会问题，设立由司长级官员领导的四个小组，分别负责解决跨代贫穷、土地供应、公营房屋及地区事务等问题。最近，特区政府以逆向隔离方案解决通关难问题，也显示出敢于破难题的担当和善于破难题的智慧。当然，香港的积弊很多，许多事情还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还需要继续观察。

李家超是一位基层警队出身的特首，并长期在纪律部队工作，被人们贴上了“武官”的标签。其实，“武官”不等于“一介武夫”，作为特首这个层次的高级官员，重要的不是某个方面的专才，而必须是要有大视野、大格局、大智慧，需要的是帅才。从最近一段时间特区政府工作来看，李家超具有这样的素养，我和香港爱国爱港阵营、广大居民一样，对李家超及新一届政府班子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