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北京市代市长殷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为构建整个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的服务保障能力，北京市将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过去三年企业很不容易，承担了整个防疫的大量社会成本，未来要给企业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让企业能够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此，在确定今年的经济增长、税收指标时，会考虑让企业能够有进一步的资源、财力等去恢复和发展。

多地省长、市长对企业和企业家皆有类似表达。

休养生息，意指社会在经历大冲击后，各级政府对企业和民众实行减轻负担、提供扶持的政策，以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疫情三年，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均受到了明显冲击，不少行业几近瘫痪，民众的钱袋子也缩水不少，需求紧缩、投资疲软，这些都使得中国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加大。此刻地方政府提出“给企业一个休养生息的空间”，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一些官方媒体对企业的“休养生息”有自己的解读。如《光明日报》发表评论认为，休养生息最重要的是恢复预期，一是对疫情的预期，二是对政策的预期，三是对经济规律的预期。这和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法一脉相承：“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显然，对市场和企业来说，预期比资金更重要，因为预期代表信心，也代表动力。如果预期不乐观，大家都“不想干”“不敢干”，也就谈不上“如何干”和“干得好”。

企业家是缩手缩脚、明哲保身，还是不甘人后、积极进取，对未来的预期是关键。只有预期稳定，才能增加经济政策的效用，提升企业的行动力和创造力。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权力对市场的不可预期性——权力的滥用往往是企业预期不稳定的根源。一旦权力让人感到捉摸不定，企业家就会有人人自危的心理。对此，各地政府仍需简政放权，打破对传统管理模式的依赖，把政府本位变为市场本位，把控制变为服务，这样才能真正释放蕴藏在企业和社会中的力量。

要“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法治的保障最重要。法律的重要功能，是在不确定中给人以确定感。法治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可预期性，因为它充分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为企业预期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制度保障。经济学家许小年早就提出，唯有法治的环境才能给予企业家稳定的预期。因为企业的创新研发都需要资金和技术的长期投入与积累，长此以往，新技术才能有所突破。中国民营企业家之所以喜欢“短平快”项目，不愿也不敢在技术研发上投入太多，就是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太高了，政策变化太快，风险不可控。

让企业休养生息，各地对经济数据也需有所警惕，尤其是对各类增长数据，得多打几个问号。经济下行压力越大，经济数据注水的可能性也越大，地方官员为了所谓的政绩施压企业参与弄虚作假的情况也会相应出现。宁要真实的数据，不要注水的政绩，对于复苏当下经济，尤为重要。中央需从法律层面加大监督与审核的力度，以确保各地经济数据的真实，避免企业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误判，造成不必要的错误投资，非但没有助力企业走出泥泞，还加深了企业的生存危机。

让企业休养生息，政府对企业的扶持迫在眉睫。政府能提拱的无非是金融和市场方面的支持。中央层面可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要让这些政策能真正惠及中小企业，而不只是让央企与国企获利。对小微企业需做到精准施策，精准补血。同时，切实地降低企业税费，用公共资金帮助企业降低租金等生产成本；对受到影响的外贸企业，要积极帮助企业排查供应链风险，为国内企业与境外客户的沟通提供各种便利。

当然，要让企业休养生息，对地方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主动缩减政府各项开支，使得自身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来救助中小企业，否则所谓的扶持救助就可能沦为空谈。各地政府要做好过紧日子的打算，因为各地政府开源的渠道并不多，要想给企业减税降费，节流必然是主要方向。地方政府要解决财政压力，就需调整财政资金的配置结构，只开支必须开支的，以收定支，根据财政收入严控支出增幅，杜绝超越财力安排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地方政府如能借此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做到简政放权和精兵简政，让市场的归市场，让社会的归社会，就有可能加速企业恢复活力，从而焕发市场生机。

让企业休养生息，经济政策的稳定和透明极其重要。经济政策是引导企业预期的主要手段，对负面预期可通过经济政策进行及时干预。但这些政策的制定需稳定、透明、连贯，不能经常变换目标或朝令夕改，让企业无所适从。在经济政策制定前后，还需建立与企业家稳定的对话机制，保证民意表达的渠道畅通。

老话说，川广者鱼大，山高者木修。只有各地政府真正作为，让企业休养生息，企业才有发愤图强的动力，共渡眼下的经济难关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