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内地官媒《半月谈》发表文章，谈基层工作中的三类“伪创新”现象：

一是“造词式”创新。如“爱心妈妈”“阳光计划”等名称，都是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但改个名字就成了创新做法。

二是“复制式”创新。如随着“河长制”“林长制”流行，某些基层创新风向便有了以“长”为荣的趋势：治理马路有“路长”，负责环境有“环长”，综合治理有“综长”……每多一个“长”，每月便多出几百到上千元的补贴。

三是“亮点式”创新。如党建展板“琳琅满目”，内容却华而不实，只顾“上墙”却不入心。再如要创新基层数字治理机制，某政务服务App将覆盖率作为考核指标，但很多留守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干部只能辗转联系他们在外的子女，徒增基层干部和居民的负担。

《半月谈》认为，有些干部急功近利、甩责任、求短效的不良心态，导致了伪创新现象。某些地方领导看工作成效，只看有无新概念，伪创新其实是“为领导创新”，只为了给上级留下印象。某些地方伪创新是为将工作责任下压，成了“甩锅”新方法，如设立“环长”，就等于相关部门无形中把责任下推了。某些地方是因工作思路得跟着新领导变，届届有“创新”才显得“有成效”，换了新领导，相同的工作就得有新说法。《半月谈》呼吁，这些伪创新不仅增加基层负担，也破坏了基层政治生态，各地应当遏制此类现象。

创新是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鉴别是否创新只需看是否真的“破旧”了，是否创造了新的社会需求，是否创造了新的社会价值。无论名称多玄乎，只要这三个问题不及格，大抵属于“玩概念”式的伪创新。

基层治理中，还有一类伪创新也得提防，就是只有想法并无行动，或只有开始没有结尾，或只有样本无法普及。而那些所谓的“样本”“模式”，也多是某地用钱堆出来的，造出来炫耀一下可以，但要推广起来就绝无可能。

基层治理需要的是见实效，要有长期而系统的工作计划，要的是“文火慢炖”，通过认真改进政府工作的细节，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创新是手段，并非目标。如果让民众在“创新”和“有用”之间选择，我想大多民众都会选择“有用”。基层治理要的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脚踏实地用好现有经验。

那为什么这些伪创新仍能在基层大张旗鼓呢？这和某些地方官员对政绩的理解偏差有关。有些官员在评价下级工作时，不看下级真正解决了民众多少实际问题，民众是不是真有获得感，而是考察搞了多少治理创新，有多少“牌坊工程”。有了这样的指挥棒，基层编造概念、大搞伪创新也就见怪不怪了。这样的结果就是老实干活的人越来越少，谁都想搞点立竿见影的“花头活儿”，整点大动静出来。

伪创新的背后，说到底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怪，因为不关心民众的真实感受，才会让基层患上“创新强迫症”“样板综合征”，不顾实际情况和乡土人情，最终留下一堆无法持续的烂摊子。这种伪创新风气如果成为基层治理常态，只会损害政府公信力，破坏政策的长期性和严肃性。让人担忧的是，如果此类行为在基层政府大行其道，投机取巧之风很快会在当地社会蔓延开，以至于真正的创新活动反而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这种势头也会伤害到整个社会的创新水平，进而让民众对创新理念有各种误解。

基层治理是政府服务民众的“最后一米”，是国家治理能力最关键的部分。它的好坏应该由民众说了算，而不是长官意志说了算。由于不少应当负责的上级部门，没有真正负起责任，只做“二传手”，以至于责任层层加码，压力层层甩锅，最终使得乡镇、居委会一类的基层组织成了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但它们的行政资源，却并未按责任分配，事权和财权的不匹配，让基层不得不接受任务，却陷入没人、没权、没钱的窘境，加上追责问责泛化，容错机制缺位，最后只能靠“花架子”完成任务。这种权责失衡的现状，不仅让基层治理变得低效，也让基层干部疲于奔命，消极怠工的心理普遍。

如今基层动不动就搞“专项治理”，各种“非常、反常”的行为，倒成了基层的日常工作，如此虽有点短期效果，却让后遗症多多，各种日常治理反而出了大问题。所以，基层治理还需在法治化、常态化的轨道上运行，不能搞运动、命令式治理。国务院这些年搞大督查，目的也是为了督促地方政府用制度方式，来规范基层政府的权责边界和治理流程。只有让基层治理变得制度化，将治理行为标准化，才能进入依法治理、多元治理的轨道。对基层治理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机制，让信息公开透明，确保全社会能听到民众的声音，才能防止基层权力的不作为或权力滥用。各级政府也需将督查工作常态化，通过常态机制，来回应与解决民众的诉求。

治国安邦，最重要的是基层治理。从近期大量社会热点事件，我们看到了地方基层的各种病症，伪创新不过是基层治理困境的一种。当下的基层治理，从某种程度上已表现出一种向僵化治理模式后退的态势，比如多地因为疫情而限制民众在空旷田野上春耕，这不仅削弱了国家层面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效果，也让民众对未来更加担忧。只有针对基层这些困境背后的症结，真正探寻改革办法，才能改变对基层管得过细过死的现状，让基层政府权责匹配，并有较大的决策自主权。同时，做好对基层权力的监管，让基层政府真正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只有这样，中国的基层治理才能逐步走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