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达利特人，也就是外界俗称的不可接触者（即贱民）。很多年来，我既没有见过，也没有想象过达利特人的生活。虽然几乎每周，报纸上的小专栏都会报道有达利特人被杀害、强奸和折磨。

苏迦塔·基达拉的《象群中的蚂蚁》记录了印度中部安得拉邦一个达利特人家庭横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极大丰富了英文中的新达利特文学。

基达拉在印度长大，现在是纽约城市地铁的一名售票员。她对她家几代人遭受的贫困和歧视有着第一手的了解。她在无尽的残酷与悲惨遭遇面前不卑不亢，又对其受害者满怀温柔。看起来，她决心把历史经验全面、复杂和微妙的真相讲出来。这一决心的成果，是一本结合了回忆录、历史、民族志和文学等多种不同文类，能够给人强烈和广泛启示的书。

基达拉充分意识到种姓系统在印度教经典中得到的认可。不过，她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十九世纪印度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冲击，怎样把种姓制度变成一股更具剥削性的力量。

在英国人为大规模种植柚木而毁灭森林的时候，她曾祖父母的氏族被赶上平原。那里绵延数英里都没有人类生活的迹象，他们开始种田。湖边的土地肥沃，供给的资源远远超出了需求。他们以自己的一个神灵为名，把新的定居地称为桑卡拉帕杜。

不久后，他们被当地柴明达尔的狗腿子给发现了。柴明达尔是英国人为在那个区域收税而任命的地主，他让氏族的人在自己的田里种水稻然后收税。对这个狗腿子来说，这还不够，他和他的家人通过武力和欺诈盗取土地。

他们以高昂的利息向氏族的人提供小额贷款，供其购买像盐、种子或婚礼服饰等这些生活必需品。无力还债的村民不得不放弃了他们的土地。基达拉的祖先们拓殖了那个区域，如今却变成在自己原有田地上工作的劳动力。

简单几句话，就浓缩了印度和世界历史的变迁：经济上自给自足的人，被赶进了由封建地主、殖民者、资本家和其他“文明”人打造的世界。基达拉敏锐意识到，我们所谓的传统，大多都很现代。

以她对印度中部“维缇（vetti）系统”的叙述为例，这个系统中，每村每户的不可接触者都要把长子——在他学会走路和说话后——让给地主。她写道，这个系统源于“英国人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及土地改革，后者在创造地主阶级的同时，把低种姓的农民和工匠变成了奴隶劳工。

“虽然它以传统种姓等级为基础，但维缇系统并不是一个传统系统。”基达拉写道，“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古老，在十九世纪末前，人们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和美洲的奴隶制一样，它也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现代产物。”

基达拉笔下的人物也不是只有贫、弱这两个维度，而是有待某种现代意识形态或制度把他们从原始存在中解放出来。作为一名不知疲倦的访谈者，基达拉对自己社群的故事、影像、神、禁忌和恐惧，展示出一种民族志的忠诚——她对猎猪和婚庆传统的叙述尤其生动。她的文字总是流动着强烈的情感。人们相爱，却又遭到命运和人为禁令的残酷阻碍。

（潘卡杰·米什拉，王立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