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桥已经有三个多月没见过妻儿。四年前他妻子获得去日本工作的机会，海桥一家四口成为“中日跨国家庭”，他也成了“空中飞人”，每个月要从北京飞日本东京两次，探望妻子和两个孩子。但这样“两头跑”的生活在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戛然而止。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跨国工作不再罕见，因此衍生出很多往返于两国之间的家庭，他们往往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受教育程度也较高，并希望为下一代创造轻松自在的成长环境和良好的教育环境。据日本经济杂志《钻石周刊》2017年的统计，常驻日本的华人有100万，其中约有10万人加入了日本国籍，剩下的绝大多数还是中国国籍，只是在日本工作或留学。而另一个移民大国加拿大，更是华人聚集的地方，仅仅整个大温哥华地区（温哥华市及其周边市镇组成的都市圈）的华裔人口就达到了50万左右。

现今发达的网络沟通渠道，使得跨国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比以前紧密得多。

驻外华人增多，跨国家庭也随之增加。通常是夫妻俩一方在国内“赚钱养家”，另一方则带着孩子在国外生活。但疫情暴发后各国的“旅行禁令”阻断了这些家庭的相聚，而且很可能全球在短期内不会恢复到疫情发生前那样开放、互联互通的状态，人们在出行方面也将面临更多限制，健康检查和隔离也将成为常态，这将成为“跨国家庭”未来必须要面对的考验。

团聚之路没有时间表

四年前，海桥的妻子由于练习剑道，获得了一份以运动员身份去日本工作的机会，“当时觉得是好事就决定去试一试，儿子和女儿也跟她一起去了日本。”海桥告诉《凤凰周刊》，他妻子现在东京当一名剑道老师。

之所以选择和孩子分隔两地，主要是考虑教育问题。海桥和妻子都认为，日本的教育、配套服务都相对完善，成长环境也没有国内这样竞争激烈，更鼓励孩子做自己，包容性和接纳度更高。

过去四年里，海桥每次去日本探亲都是日出出发日落抵达，“需要凌晨五点多就从北京的家出发，一般坐上午9点多的飞机，飞行全程三个半小时，但等折腾到日本的家中已经是晚上了。最夸张的时候一个月会去三次。”海桥自嘲他就这样凭借“一己之力”成了全日空航空公司的“金卡VIP”。

大多数人听到这种生活方式之后，主要感觉是开销太大。海桥坦言，“的确很贵，每年的路费就要6万人民币左右，如果经济能力负担不起，还是不要尝试跨国家庭。好在日本距离比较近，如果是更远的国家，体力也承受不了。”

已经习惯“两头跑”的生活被疫情突然打断。今年1月，海桥一家在国内过完春节后，恰逢国内疫情暴发，随后日本也成为海外第一批出现疫情的国家，由于两边身处的环境都被巨大的不安笼罩，海桥也一度焦虑难安，他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自我安慰，引用的是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中的内容：“纵使我们今天怀着惘然若失、一筹莫展的心情，像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但我依然从这深渊里不断仰望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并且用从父辈们继承下来的信念安慰自己：我们所遇到的这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

2月初，海桥把家人送回日本东京，他也在日本待了半个月，期间还跑到极其偏远的乡下“扫货”买了很多口罩和一次性橡胶手套带回国内，直到现在还没用完。“从日本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妻子和儿子。后来随着日本也停工停学，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小女儿通过空姐托管的方式独自回到了北京，现在由爷爷奶奶帮忙照顾。”海桥说。

短期内与家人团聚恐怕依然是奢望，但海桥也并不因此感到太焦虑，他相信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现在网络发达，可以随时通过视频联系，再者和妻子彼此间都很独立，各自都有自己的社交圈，目前不存在太大问题。”

海桥也想过自己彻底过去日本与家人团聚，但在日本的工作问题是他最大的困扰，“现在还能在国内赚钱养家，但在日本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那种把老婆、孩子留在家乡，丈夫在大城市打工一年不回家只往家里寄钱的感觉，我其实也差不多。”

何时结束分隔异国的生活是每一个跨国家庭共同的困扰，“当时决定让他们去日本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利弊得失。反正试试，不行再回来。但现在回来也面临很多问题——孩子的适应和教育问题，妻子的工作问题，她要被迫放弃优势和爱好。”海桥说。

对整个家庭而言，也许未来10年会依旧维持这样的状态，海桥的理想是给孩子赚到每顿饭都能吃汉堡的钱，之后“他们想做自己就做自己，要是自己上进我也会很开心。至于未来只能随缘，我现在的任务就是继续挣钱，才能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担忧未来针对华人

同样因为妻子工作调整，夏辉一家也在2018年开始成为了中日跨国家庭，妻子带着三岁的女儿去了东京，平时因为工作忙，夏辉每两个月才能去探望一次，每次也只是停留一个周末的时间，只有赶上春节、国庆这样的假期会久一些，然而疫情之后因为旅行限制就再没与妻女见面。

“现在孩子的祖父母也因为疫情滞留在日本，签证延期了两次，第二次使馆直接给了三个月，如果想回国虽说也能辗转回来，但考虑到路上安全问题还是决定暂时不回。”夏辉说。

夏辉与家人的交流方式同样是依靠每天视频。由于爱人将长期在日本工作，对于未来长期的跨国生活，夏辉已经欣然接受，“可能跟其他家庭不同，我对家庭的理解不是非要每天腻在一起。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孩子的上学问题也很麻烦，我和妻子决定让孩子直接在日本上学，已经做好了长期折返于中日之间的准备。”

至于何时能够团聚，夏辉打算走一步看一步，于他而言同样是在日本的工作机会远远不比国内，“因为孩子还小，还有很多时间去做准备，包括经济和职业规划上。”

夏辉所接触到的中日家庭圈子中，分隔两地的也不少，“在常驻日本的华人中，除去没有家庭或者全家已经迁居移民到日本的，需要经常两国间往返的家庭预计有上万人。”

对夏辉来说，这样的生活有弊也有利，相比之下，妻子和孩子每个月在东京的花销甚至比北京还要低一点。夏辉计算过，如果买菜做饭会觉得在东京生活贵，但由于之前夫妻二人在北京也没时间做饭，全家在外面吃的成本核算下来，其实与日本居家的开销差异不大。而孩子在日本上保育园政府还提供补贴，例如夏辉所在的地区，每个儿童每个月有1万日元（约合650元人民币）的补贴，并且会一直发到16岁左右。上小学如果不是非要选择私立学校，开销也并不大，夏辉查过日本东京最贵的私立学校学费后发现，放在北京只能算中档价位。

对跨国家庭而言，由于父母不能同时陪伴左右，孩子成长路上势必存在一部分情感缺失，夏辉身边的朋友也曾提醒过他，但在他看来，有得亦有失。“硬要绑在身边，面对的就是上学户籍的问题，国内也频频爆出校园安全的事件，就看权衡利弊之后如何取舍。”

很多跨国生活的家庭都已经意识到，疫情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可能不会再如往常一样自在，大环境的变化势必对每个家庭都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可能有很多人疫情后直接放弃在国外待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只能提前做好心理和经济上的准备，对新的变化随时予以关注，规划好万一出现极端的情况，另一半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外要如何应对。”

对跨国家庭而言，两国关系的好坏会带来更为直接的影响，“对民众生活而言，我甚至觉得政治因素大于疫情因素。”夏辉称，所幸近两年中日关系处于比较好的状态，当下无需过度担忧，但疫情之后或许很多国际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会放大，作为个体只能加强预判和做好准备。就像刚到日本的中国人第一次遇到地震都会非常惊慌，但一旦做足心理准备后就会从容很多。

不过，疫情之后，已经有部分国家出现针对华人的排外情绪，这成为很多海外华人最担忧的问题。“日本其实也存在，这没什么好回避的，我觉得这一现象未来在各个国家都会比以前严重。”夏辉坦言，这需要华人一方面在选择想去的国家时要慎重，要挑选政府不会刻意煽动情绪的国家或者移民问题不会成为一个激烈社会矛盾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国人还是要强化自我安全意识，不要一直局限在华人圈子里，要更开放地和当地社会交流，建立更广泛的人际网，学习当地的法律知识和风俗文化。

加拿大的陪读家庭

龚凡是一名陪读妈妈，因为买不起学区房，所在的广州市海珠区对口公立小学又实在不理想，为了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她在两年前卖掉了广州的房子决然前往加拿大做了一名陪读妈妈。她身边还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几乎都是同一个原因相聚在此，“实在受不了国内高压式、不尊重个性化的教育。”

龚凡说自己曾经很“佛系”，当时买房子并没有考虑是否有学位，“觉得周边环境很好，业主素质比较高，我的教育理念也是成绩无所谓，小孩就应该玩，高中之后再努力也行。”直到孩子快上小学的时候，她被现实彻底上了一课，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家长对于把孩子送出国读书的迫切焦虑也是她始料未及的。

“上了对口学校的邻居孩子，三门课平均成绩是97分，这个成绩却是全年级倒数第一，然后老师批评家长不能再带孩子出去玩，要让孩子完成功课，家长觉得压力非常大。还有一些家长因为工作忙没时间完成老师留给家长的作业，第二天孩子就被老师骂得非常难听，大人孩子一起骂。”龚凡了解后震惊不已，才发现很多上这所学校的家长都开始“逃”，连校长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的学校上学了。身边的陪读家长几乎都有过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经历，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样下去大人和孩子都活得太累了。

龚凡称，不仅是教育资源不公平，很多家长更难接受的还有僵化和机械性的教学内容，“很多老师让孩子死记硬背或者默写几十遍课文，这样的教育方式对孩子心智没有任何帮助。”

在加拿大的陪读家长通常是一方放弃了国内的工作，陪着孩子来到加拿大读书，留下赚钱更多的一方在国内。在牺牲了家庭团聚和工作的父母看来，虽然加拿大的学业同样不轻松，但教育理念和方式有很大不同，会尊重孩子的独立性和个性化。这样的选择虽然痛苦，但对孩子而言是长远受益的。

不过，很多家庭刚刚开始适应加拿大的英语环境，马上又面临疫情暴发后的难题。龚凡身边的一位陪读妈妈在今年春节前因为签证快到期决定回国一趟，顺便探望家人，留下了14岁的儿子独自在加拿大，没想到遇上疫情暴发，直到现在都无法再返回加拿大。“他们一家本身也是母亲带着孩子来加拿大上学，父亲在国内工作。现在她只能委托朋友帮忙照顾一下孩子，加拿大限制旅游签证入境，也很难买到回国机票，父母过不来孩子回不去，两边干着急。”

独自在外的小留学生在疫情中是最无助的群体之一，孩子的父母非常担心他们能不能做好防护，生活上是否能自理。龚凡称，“前些天加拿大驻华使馆决定包机送一批留学生回国，机票是4万多人民币一张，但这位朋友的孩子依然订不到票。”

对很多被疫情阻隔的跨国家庭而言，暂时都只能先把这段时间熬过去。疫情过去之后，或许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不会像曾经一样频密，这也将成为跨国家庭新的课题。

（应受访者要求，海桥、夏辉、龚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