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肆虐之际，荷兰小城拉伦的辛格美术馆被窃的消息，引起了全球艺术爱好者的关切。

出事那天，恰逢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的生日，失窃的展品，也是这位传奇天才的《纽南春天里的牧师花园》（The Parsonage Garden at Nuenen in Spring 1884）。

纽南是荷兰的另一个小城，梵高的父亲曾是那个教区的牧师。虽说画作表现的是春日景色，可画面晦暗，完全是作者的早期作风，截然不同于人们熟悉的后期作品。进入成熟期的梵高，设色单纯而热烈，来自他移居普罗旺斯后的全新观感。

把失窃画作称作展品其实并不确切，因为新冠疫情影响，展馆已经关闭。那幅风景画是从格罗宁根博物馆拆借，用于一个题为《灵魂之镜》的临时特展，其中还会涉及相关保险理赔问题。

到目前为止，有关方面尚不清楚作案者的人数，也不知道行动日期的选择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深意。根据现已掌握的信息，窃贼利用的是防疫隔离期间，一旦断电，即使触发报警装置，警员也不会立刻赶到现场的机会。从影像报道看，盗窃过程十分粗暴，美术馆的玻璃大门被击碎，显然缺乏起码的专业素养。

作为艺术史上曝光率最高的画家之一，梵高的作品失窃案相当频繁，而且大部分都发生在他的母国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已经屡次遭劫。对于这类文化机构，安全警卫是最难远程执行的工作。也许，只能等待机器人技术出现新的进步。

被盗作品的诞生背后

梵高，可说是历史上那种“生前寂寞，死后封圣”的典型例证。

大家或许注意到，进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后的法国画坛，风格演化开始呈现出加速度。首先是分裂式出现两个大的趋势——守旧的，以及进步主义的。

前一类虽然失去了引领潮流的号召力，却依旧占据市场的主要份额。一般受众没有机会被那些“虚头巴脑”的美学洗脑，喜欢俊男靓女、小猫小狗、花花草草。对于画面效果，他们通常只有两个要求，一个是细，一个是像。

很多年前，笔者第一次看到维米尔的《珍珠耳环女》真迹，身边恰好有个老人家，情不自禁地走过来分享观赏心得。她半捂着嘴悄声说：“小伙子，我觉着这个人的画比起毕加索，不知道要高多少，ne c’est pas（不是吗）？”

至于不断寻求变革的一脉，在印象派到达曲线高点之后，开始分出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讲得俗一点，这是分属气质、习性非常不同的两拨人马。一拨和印象派前辈关系比较融洽，风格过渡也因此平缓圆滑。这些人大多生长在巴黎。专擅表现巴黎室内生活场景的伯纳尔，或是点彩派的西涅克、修拉，大体都是如此。他们的作品就像他们本人一样，属于舒适富足的中产生活。

还有一类相对另类。他们和巴黎那个核心圈子唯一的共同语言，除了反对学院训练体系，就只剩下对于日本浮世绘的偏爱。梵高正是其中的一员。在这一批印象派之后的画家当中，他和高更一样，是来自欧洲北方的外国人。其他像塞尚这样的外省人，虽说出身富裕人家，但据说讲起话来，普罗旺斯口音很重，在势利的巴黎常被笑话。外省贵族亨利·图卢兹-劳特列克很小便随母亲移居巴黎，但他作为残障人士，地位也很边缘，只好泡在声色场所，买醉买笑，主要作品也是表现底层艺人的悲欢。

后人了解梵高的生活，特别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主观活动，主要通过他和弟弟提奥的通信。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家族的男性，很大比例从事与宗教和艺术有关的职业。当然，除了出过一位雕塑家，他们做的都是艺术品交易。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文森特、提奥这对兄弟。可惜他们投胎脱靶，误中洋溢着清教资本主义伦理的荷兰。不论宗教还是艺术，都天然隐含着对于商业精神的抵触。

失窃的梵高画作《纽南春天里的牧师花园》。

文森特·梵高自幼非常敏感，自然也就不那么幸福。这种人尤其容易沉湎于宗教和艺术当中，而这进一步更加重了他的不幸感受。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又给他的“职场生涯”造成了负面影响。他在荷兰地方上的改革教会担任过初级神职，却因为报考阿姆斯特丹的神学院失败，没能走得更远。

像很多同胞一样，欧洲主要语种梵高都能娴熟使用，把《圣经》译成各语言，是他早年度过闲暇时光的心智活动。他也去画廊打过工，以为能跟艺术沾上边，结果发现这门生意庸俗而精于算计，彻底失望而归。其间他还到英国教过书，但也属于提供食宿但不付薪水的义工。

作为画家，梵高正式起步不算很早。他向一个年长不少的单身母亲求过婚，遭到拒绝后，跑到海牙画画疗伤。先是水彩，后来接触油画。一幅俯瞰海牙屋顶的风景画，大概是他最早的习作之一。

等他真正展示出绘画方面的特异天赋，已经是个三十岁的人了。当时他寂寞难耐，于是搬到小城纽南的父母家，一住就是两年。正是在那里，他画出第一批传世之作，其中就有刚在拉伦失窃的“春日花园”。此外，那幅有名的骷髅吸烟图，也在那一时期动笔，可算是memento mori的一种幽默变体，很适合当作戒烟宣传画。

被贼盯上的画家

梵高是那种一旦上手，便立刻显露出伟大才质的人。直到37岁自杀（此说仍有争议），梵高的绘画生涯从初学算起，总共不到九年。除了形式、技法方面的特殊天赋，他对世间生灵的本能悲悯起到了决定作用。

同样完成于纽南的杰作《吃土豆的人》，是这种品质最完整的证明。整个画面色调晦暗，笔法粗粝而凝重，暗淡的灯光下，呈现出一个矿工家庭的简陋晚餐。当年提奥把这幅画带到巴黎参展，却没有买家赏识。画家倍感挫折，抱怨弟弟没能尽力。问题其实出在当时的市场行情。

巴黎公社平定后，法国再次进入繁荣时期，巴黎开始于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现代化改造也已见成效。直到一战爆发前的几十年，史称“美好时代”。其间西方列强之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冲突，经济、科技、文化普遍兴旺，虽然社会不平等状况并无改善，但中产阶级已成最大历史赢家。

这个新兴阶级一面享受自己的静好岁月，一面利用新获得的文艺定价权，左右公众的鉴赏口味。对于他们来说，梵高画中的基调太阴暗，太缺少正能量。但公众的口味从无定质。梵高死后一个世纪，他的作品已经从无人问津，发展成为艺术品盗窃行业的主选目标。

1991年4月14日夜间，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术馆，这座黑川纪章设计的现代风格建筑，里面是全球最全面的梵高收藏。当年他的弟弟持有大量他未能出售的作品，后来成为这家博物馆的基础。那天闭馆后，两个潜入者藏身馆内，挨到凌晨再次现身，用枪逼迫警卫切断警报。他们总共席卷了二十幅画，都是重量级作品。包括1890年的《麦田上的乌鸦》。那是画家死前最后的遗作，正是这里的镇馆之宝。

虽然案件发生仅几个小时，两名逃犯就被警方缉获，但其中三幅油画被他们从木框割下，然后强行塞入提囊时受损。其中受损最严重的一幅，就是刚刚说到的那幅《吃土豆的人》。画面的部分后来妥善修复，挂回到原有的展位。

这次被盗的结果，是这幅画博得更多的媒体曝光机会，影响力直逼《鸢尾花》这种标志性的传统梵高名作。现在走进博物馆礼品部，你会看到这件对于贫弱者充满同情的作品，被用在一种薯片的包装设计中，另一些人觉得很不严肃。

一般人对于早期梵高的印象，就像那些画面本身一样晦暗。他的成名风格应该是色彩浓丽，充满积极性对比，造型带有神经质的扭曲动感。而这个转变的发生，都是在他旅居法国之后。就像所有那个时代的艺术新人，他必须首先前往巴黎朝谒大师。即使是他这样的狂放天才，也不能不以巴黎的尺度为尺度，即便不是亦步亦趋。他听取弟弟的建议，逐渐放弃原有的、北方式的暗色，画面开始变得明亮。同时，他的画风开始透露出印象派的影响，巴黎风光和生活场景成了他的主要描绘对象。

然而，成就梵高的，不是巴黎，而是南方的普罗旺斯。就像没有塔希提岛，就不会有高更。区别或许在于，高更远航南太平洋，加入原住民社会，只是艺术品商业炒作的由头。人们记住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年轻的丹麦股票经纪人，收入丰厚，家庭美满，身居巴黎左岸的时髦公寓，可他厌倦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抛妻别子，为艺术理想去做三餐不继的画家，跑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寻找灵感，娶了土著老婆，创作出划时代的作品，最后病死异乡。

2020年3月30日，辛格博物馆馆长埃弗特·范奥斯在梵高作品被盗后，于馆外接受媒体采访。

然而这是胡扯。高更的画风，早在他客居布列塔尼的阿万桥镇时，就已经形成。至于波利尼西亚各群岛，作为那个时代的法国海外省，早已经过资本主义改造，成为商业社会。

反观梵高，确实把自己祭献给了那片南方情调的土地。当我们面对他的任何一幅自画像，不论是在巴黎的奥尔塞，还是纽约的大都会——偏爱自画像这一点上，他继承了伦勃朗开创的荷兰传统——首先注意到的都是一张神情怪异的脸。显然他对巴黎的很多事物看不惯，于是跑到普罗旺斯暴饮阳光，还抽风般地割掉自己一只耳朵，最后用手枪了结一生。

这些说法其实不乏争议，但听上去比较“艺术”，能和很多人“憋屈”的人生形成抗力。其实，主张谋杀说的学者，也都能把故事讲得头头是道，详细到究竟是谁，用什么样的手枪，打死了梵高。

我们的文艺青年更多的是通过一些英语作家，了解这些欧洲的画家。斯通的《渴望生活》、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都是他们案头必备的读物。只是他们各有自己设定的目标受众，和我们没有太大关系。

其实，任何有意义的艺术鉴赏，都必须直面作品本身。至于那些道听途说来的故事，不妨当作催化剂，却不能允许其加入自己文化修养的反应过程。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专程亲访这些名家真迹。所幸今天的技术水平，足以让复制品达到相当水平，极少遗漏原作中的信息。比如新冠疫情暴发，欧美各博物馆闭馆后，都在提供高质量的远程在线观展服务。

为什么是梵高？

至少在西方的历史上，生平履历起伏跌宕的艺术家，比较容易受到社会的瞩目。达·芬奇、卡拉瓦乔、毕加索，就是要比杜齐奥、维米尔、科罗更多受到一般人追捧。梵高作为现代艺术史上的首位殉道者，分量更非他人能比。

现代艺术不得不直面的，是无常多变的市场，不像传统社会的教会、宫廷，作为文化赞助方，具有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尺度和审美趣味。在新的社会气候下，创作者或可粗略区分为狐狸和刺猬——这里借用以赛亚·柏林的分类法——前者敏捷地不断迎合甲方要求，而后者则自信解算出历史发展的矢量，把目标锁定在未来的某个位置。梵高属于后者，而且是无意当中掌握了正确的提前量，只是没有机会享受自己代表的世俗价值。

近年来，艺术市场不断爆出创纪录的天价交易，梵高的作品对此亦有贡献。1987年，他的一幅《鸢尾花》以将近五千四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然而买家凑不出全款，导致该画三年后转售给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

同年，他的《加歇医生像》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被日本纸业巨头斋藤了英以八千两百五十万美元购得。一度曾有传言，他决定死后火化时，由此画陪葬，引发过一阵抗议浪潮。画家泉下有知，不知道会对这一切作何感想。

高昂的市价进一步刺激了相关的非法行为。2002年，梵高美术馆再次被两名飞贼侵入。他们用偷来的梯子爬到屋顶，砸碎一扇窗子，溜进馆内，拿走两幅梵高早期的小画，《谢富宁根的海景》和《纽南教堂礼拜之后》，接着循索逃走。他们找到的第一个买主很快死于黑帮火并，之后他们找上了黑手党。可惜好日子没过几天，因为突然露富被警方盯上，于是落网。至于买方很快也在意大利被抓。为了减刑，他向检察部门交代了画的下落。

最近三十多年来，共有28件梵高的作品成为盗窃案牺牲者，在这其中分别涉及6起案件，每次都发生在荷兰国内，而且均已告破。因此很多人对寻回拉伦辛格美术馆失窃的那幅画，持有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