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被贼盯上的总是梵高?
疫情中被盗的欧洲美术馆
2020/06/05 | 顺手牵猴 | 收藏本文
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肆虐之际,荷兰小城拉伦的辛格美术馆被窃的消息,引起了全球艺术爱好者的关切。
出事那天,恰逢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的生日,失窃的展品,也是这位传奇天才的《纽南春天里的牧师花园》(The Parsonage Garden at Nuenen in Spring 1884)。
纽南是荷兰的另一个小城,梵高的父亲曾是那个教区的牧师。虽说画作表现的是春日景色,可画面晦暗,完全是作者的早期作风,截然不同于人们熟悉的后期作品。进入成熟期的梵高,设色单纯而热烈,来自他移居普罗旺斯后的全新观感。
把失窃画作称作展品其实并不确切,因为新冠疫情影响,展馆已经关闭。那幅风景画是从格罗宁根博物馆拆借,用于一个题为《灵魂之镜》的临时特展,其中还会涉及相关保险理赔问题。
到目前为止,有关方面尚不清楚作案者的人数,也不知道行动日期的选择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深意。根据现已掌握的信息,窃贼利用的是防疫隔离期间,一旦断电,即使触发报警装置,警员也不会立刻赶到现场的机会。从影像报道看,盗窃过程十分粗暴,美术馆的玻璃大门被击碎,显然缺乏起码的专业素养。
作为艺术史上曝光率最高的画家之一,梵高的作品失窃案相当频繁,而且大部分都发生在他的母国荷兰。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已经屡次遭劫。对于这类文化机构,安全警卫是最难远程执行的工作。也许,只能等待机器人技术出现新的进步。
被盗作品的诞生背后
梵高,可说是历史上那种“生前寂寞,死后封圣”的典型例证。
大家或许注意到,进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后的法国画坛,风格演化开始呈现出加速度。首先是分裂式出现两个大的趋势——守旧的,以及进步主义的。
前一类虽然失去了引领潮流的号召力,却依旧占据市场的主要份额。一般受众没有机会被那些“虚头巴脑”的美学洗脑,喜欢俊男靓女、小猫小狗、花花草草。对于画面效果,他们通常只有两个要求,一个是细,一个是像。
很多年前,笔者第一次看到维米尔的《珍珠耳环女》真迹,身边恰好有个老人家,情不自禁地走过来分享观赏心得。她半捂着嘴悄声说:“小伙子,我觉着这个人的画比起毕加索,不知道要高多少,ne c’est pas(不是吗)?”
至于不断寻求变革的一脉,在印象派到达曲线高点之后,开始分出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讲得俗一点,这是分属气质、习性非常不同的两拨人马。一拨和印象派前辈关系比较融洽,风格过渡也因此平缓圆滑。这些人大多生长在巴黎。专擅表现巴黎室内生活场景的伯纳尔,或是点彩派的西涅克、修拉,大体都是如此。他们的作品就像他们本人一样,属于舒适富足的中产生活。
还有一类相对另类。他们和巴黎那个核心圈子唯一的共同语言,除了反对学院训练体系,就只剩下对于日本浮世绘的偏爱。梵高正是其中的一员。在这一批印象派之后的画家当中,他和高更一样,是来自欧洲北方的外国人。其他像塞尚这样的外省人,虽说出身富裕人家,但据说讲起话来,普罗旺斯口音很重,在势利的巴黎常被笑话。外省贵族亨利·图卢兹-劳特列克很小便随母亲移居巴黎,但他作为残障人士,地位也很边缘,只好泡在声色场所,买醉买笑,主要作品也是表现底层艺人的悲欢。
后人了解梵高的生活,特别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主观活动,主要通过他和弟弟提奥的通信。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家族的男性,很大比例从事与宗教和艺术有关的职业。当然,除了出过一位雕塑家,他们做的都是艺术品交易。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文森特、提奥这对兄弟。可惜他们投胎脱靶,误中洋溢着清教资本主义伦理的荷兰。不论宗教还是艺术,都天然隐含着对于商业精神的抵触。
失窃的梵高画作《纽南春天里的牧师花园》。
文森特·梵高自幼非常敏感,自然也就不那么幸福。这种人尤其容易沉湎于宗教和艺术当中,而这进一步更加重了他的不幸感受。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又给他的“职场生涯”造成了负面影响。他在荷兰地方上的改革教会担任过初级神职,却因为报考阿姆斯特丹的神学院失败,没能走得更远。
像很多同胞一样,欧洲主要语种梵高都能娴熟使用,把《圣经》译成各语言,是他早年度过闲暇时光的心智活动。他也去画廊打过工,以为能跟艺术沾上边,结果发现这门生意庸俗而精于算计,彻底失望而归。其间他还到英国教过书,但也属于提供食宿但不付薪水的义工。
作为画家,梵高正式起步不算很早。他向一个年长不少的单身母亲求过婚,遭到拒绝后,跑到海牙画画疗伤。先是水彩,后来接触油画。一幅俯瞰海牙屋顶的风景画,大概是他最早的习作之一。
等他真正展示出绘画方面的特异天赋,已经是个三十岁的人了。当时他寂寞难耐,于是搬到小城纽南的父母家,一住就是两年。正是在那里,他画出第一批传世之作,其中就有刚在拉伦失窃的“春日花园”。此外,那幅有名的骷髅吸烟图,也在那一时期动笔,可算是memento mori的一种幽默变体,很适合当作戒烟宣传画。
被贼盯上的画家
梵高是那种一旦上手,便立刻显露出伟大才质的人。直到37岁自杀(此说仍有争议),梵高的绘画生涯从初学算起,总共不到九年。除了形式、技法方面的特殊天赋,他对世间生灵的本能悲悯起到了决定作用。
同样完成于纽南的杰作《吃土豆的人》,是这种品质最完整的证明。整个画面色调晦暗,笔法粗粝而凝重,暗淡的灯光下,呈现出一个矿工家庭的简陋晚餐。当年提奥把这幅画带到巴黎参展,却没有买家赏识。画家倍感挫折,抱怨弟弟没能尽力。问题其实出在当时的市场行情。
巴黎公社平定后,法国再次进入繁荣时期,巴黎开始于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现代化改造也已见成效。直到一战爆发前的几十年,史称“美好时代”。其间西方列强之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冲突,经济、科技、文化普遍兴旺,虽然社会不平等状况并无改善,但中产阶级已成最大历史赢家。
这个新兴阶级一面享受自己的静好岁月,一面利用新获得的文艺定价权,左右公众的鉴赏口味。对于他们来说,梵高画中的基调太阴暗,太缺少正能量。但公众的口味从无定质。梵高死后一个世纪,他的作品已经从无人问津,发展成为艺术品盗窃行业的主选目标。
1991年4月14日夜间,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术馆,这座黑川纪章设计的现代风格建筑,里面是全球最全面的梵高收藏。当年他的弟弟持有大量他未能出售的作品,后来成为这家博物馆的基础。那天闭馆后,两个潜入者藏身馆内,挨到凌晨再次现身,用枪逼迫警卫切断警报。他们总共席卷了二十幅画,都是重量级作品。包括1890年的《麦田上的乌鸦》。那是画家死前最后的遗作,正是这里的镇馆之宝。
虽然案件发生仅几个小时,两名逃犯就被警方缉获,但其中三幅油画被他们从木框割下,然后强行塞入提囊时受损。其中受损最严重的一幅,就是刚刚说到的那幅《吃土豆的人》。画面的部分后来妥善修复,挂回到原有的展位。
这次被盗的结果,是这幅画博得更多的媒体曝光机会,影响力直逼《鸢尾花》这种标志性的传统梵高名作。现在走进博物馆礼品部,你会看到这件对于贫弱者充满同情的作品,被用在一种薯片的包装设计中,另一些人觉得很不严肃。
一般人对于早期梵高的印象,就像那些画面本身一样晦暗。他的成名风格应该是色彩浓丽,充满积极性对比,造型带有神经质的扭曲动感。而这个转变的发生,都是在他旅居法国之后。就像所有那个时代的艺术新人,他必须首先前往巴黎朝谒大师。即使是他这样的狂放天才,也不能不以巴黎的尺度为尺度,即便不是亦步亦趋。他听取弟弟的建议,逐渐放弃原有的、北方式的暗色,画面开始变得明亮。同时,他的画风开始透露出印象派的影响,巴黎风光和生活场景成了他的主要描绘对象。
然而,成就梵高的,不是巴黎,而是南方的普罗旺斯。就像没有塔希提岛,就不会有高更。区别或许在于,高更远航南太平洋,加入原住民社会,只是艺术品商业炒作的由头。人们记住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年轻的丹麦股票经纪人,收入丰厚,家庭美满,身居巴黎左岸的时髦公寓,可他厌倦了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抛妻别子,为艺术理想去做三餐不继的画家,跑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寻找灵感,娶了土著老婆,创作出划时代的作品,最后病死异乡。
2020年3月30日,辛格博物馆馆长埃弗特·范奥斯在梵高作品被盗后,于馆外接受媒体采访。
然而这是胡扯。高更的画风,早在他客居布列塔尼的阿万桥镇时,就已经形成。至于波利尼西亚各群岛,作为那个时代的法国海外省,早已经过资本主义改造,成为商业社会。
反观梵高,确实把自己祭献给了那片南方情调的土地。当我们面对他的任何一幅自画像,不论是在巴黎的奥尔塞,还是纽约的大都会——偏爱自画像这一点上,他继承了伦勃朗开创的荷兰传统——首先注意到的都是一张神情怪异的脸。显然他对巴黎的很多事物看不惯,于是跑到普罗旺斯暴饮阳光,还抽风般地割掉自己一只耳朵,最后用手枪了结一生。
这些说法其实不乏争议,但听上去比较“艺术”,能和很多人“憋屈”的人生形成抗力。其实,主张谋杀说的学者,也都能把故事讲得头头是道,详细到究竟是谁,用什么样的手枪,打死了梵高。
我们的文艺青年更多的是通过一些英语作家,了解这些欧洲的画家。斯通的《渴望生活》、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都是他们案头必备的读物。只是他们各有自己设定的目标受众,和我们没有太大关系。
其实,任何有意义的艺术鉴赏,都必须直面作品本身。至于那些道听途说来的故事,不妨当作催化剂,却不能允许其加入自己文化修养的反应过程。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专程亲访这些名家真迹。所幸今天的技术水平,足以让复制品达到相当水平,极少遗漏原作中的信息。比如新冠疫情暴发,欧美各博物馆闭馆后,都在提供高质量的远程在线观展服务。
为什么是梵高?
至少在西方的历史上,生平履历起伏跌宕的艺术家,比较容易受到社会的瞩目。达·芬奇、卡拉瓦乔、毕加索,就是要比杜齐奥、维米尔、科罗更多受到一般人追捧。梵高作为现代艺术史上的首位殉道者,分量更非他人能比。
现代艺术不得不直面的,是无常多变的市场,不像传统社会的教会、宫廷,作为文化赞助方,具有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尺度和审美趣味。在新的社会气候下,创作者或可粗略区分为狐狸和刺猬——这里借用以赛亚·柏林的分类法——前者敏捷地不断迎合甲方要求,而后者则自信解算出历史发展的矢量,把目标锁定在未来的某个位置。梵高属于后者,而且是无意当中掌握了正确的提前量,只是没有机会享受自己代表的世俗价值。
近年来,艺术市场不断爆出创纪录的天价交易,梵高的作品对此亦有贡献。1987年,他的一幅《鸢尾花》以将近五千四百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然而买家凑不出全款,导致该画三年后转售给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
同年,他的《加歇医生像》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被日本纸业巨头斋藤了英以八千两百五十万美元购得。一度曾有传言,他决定死后火化时,由此画陪葬,引发过一阵抗议浪潮。画家泉下有知,不知道会对这一切作何感想。
高昂的市价进一步刺激了相关的非法行为。2002年,梵高美术馆再次被两名飞贼侵入。他们用偷来的梯子爬到屋顶,砸碎一扇窗子,溜进馆内,拿走两幅梵高早期的小画,《谢富宁根的海景》和《纽南教堂礼拜之后》,接着循索逃走。他们找到的第一个买主很快死于黑帮火并,之后他们找上了黑手党。可惜好日子没过几天,因为突然露富被警方盯上,于是落网。至于买方很快也在意大利被抓。为了减刑,他向检察部门交代了画的下落。
最近三十多年来,共有28件梵高的作品成为盗窃案牺牲者,在这其中分别涉及6起案件,每次都发生在荷兰国内,而且均已告破。因此很多人对寻回拉伦辛格美术馆失窃的那幅画,持有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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