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居住在瑞典乌普萨拉的华人武玉江开始出现新冠肺炎感染的症状，不流鼻涕也不打喷嚏，只有低烧和持续的干咳，他意识到自己可能中招了。本着轻症患者在家隔离的自觉性，武玉江没有就医，在家中密切观察身体变化，“前两周比较糟糕，第三周开始恢复，现在基本上已经自愈了。”

欧洲多国因疫情“封城”之后，瑞典却独树一帜地成为欧洲最后一个不封锁的国家。特别是自3月12日起，瑞典甚至宣布对轻症和疑似患者不再检测，只检测已收治入院的患者或危险群体患者。

痊愈后的武玉江前往当地宜家购物时也发现，前来购物的人依旧很多，没人佩戴口罩，“瑞典人的生活几乎同往常一样。”

截至北京时间4月30日，瑞典累计确诊病例20302人，死亡2462例，死亡人数比其他北欧国家芬兰和挪威高出10倍。但至今瑞典依旧坚持16岁以下青少年不停课、不关闭公共娱乐场所、餐厅继续营业、人们照常自由外出。仅有的限制是禁止50人以上的公共活动，该措施还是在3月底发布的，此前上限为500人。

瑞典“放养式”防疫招致外界的普遍诟病，甚至北欧邻居挪威和芬兰也质疑瑞典。挪威科学家Jörn Klein认为瑞典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因素：“如果是这样，瑞典人应该问政府‘每个人命值多少钱？’”

芬兰媒体则批评瑞典的防疫策略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或将导致很多人死亡。4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公开表示，瑞典模式不可取：“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我想我们可能有200万人死亡。”

4月下旬，瑞典确诊病例和死亡数字加速攀升，尤其4月24日，瑞典单日新增确诊病例812人，死亡131人，均为疫情以来新高，这一状况备受各界关注。

生活如常，依靠民众自觉

武玉江住在瑞典中部的乌普萨拉，距离此次疫情最严重的首都斯德哥尔摩约70公里。由于楼上住着老人，他在发现自己疑似感染后，主动告知了邻居，“但他们的反应都很平静。”

4月12日复活节，武玉江还在家中举办了一次聚会，“我们在事先说明自己可能感染过的情况下邀请朋友来晚餐，他们也都欣然前来。”

相比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严阵以待和空无一人的街道，瑞典格外特立独行，人们的生活几乎维持原貌。人们仍然正常购物，去餐厅吃饭，16岁以下青少年继续上学，广场上无人戴口罩，悠闲地晒着太阳，滑雪场依旧开放。瑞典还因为宽松的政策吸引了一拨欧洲其他国家的游客，纷纷来斯德哥尔摩享受美食、做头发、泡酒吧、在广场晒太阳。

瑞典华裔张轩告诉《凤凰周刊》，虽然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疫情最严重的地方，但每天在街上仍会看到非常多的老人在晒太阳、吃饭聊天，“现在是瑞典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大家好不容易熬过了漫长的冬天，都渴望出门。”张轩还观察到，现在户外的人反而更多，为了提高免疫力，人们更愿意到户外跑步锻炼。

在意大利疫情暴发后，瑞典对于2月下旬从意大利阿尔卑斯山滑雪归来的数千个瑞典家庭也未做强制限制——如果没有明显的症状可返回工作和学校，即使家庭成员受到感染也可以继续上班上学。

2020年4月26日，新冠疫情期间，瑞典斯德哥尔摩，人们聚集在一家户外餐厅享受周末时光。

“部分瑞典华人最初无法接受这一系列的防疫措施，有的人甚至两三个月没让孩子上学。但瑞典本土人大多能够理性对待。”武玉江称，今年复活节由于疫情没有和异地的家人见面，“没有政策禁止家庭聚会，我们是自发地降低接触频率。”

政府没有明令禁止诸多细节，日常防疫更多的是依靠民众自觉——很多人已经减少去商店，而是在网上采购日常用品；很多店主自己选择关门停业或只允许有限的客人进入；自助餐模式因接触频率高而被取消；公司给予每个员工自愿选择是否在家工作的权利等。

瑞典国家广播电台的记者汉娜已经在家工作一个多月，她告诉《凤凰周刊》，“虽然人们的生活基本上维持原状，但瑞典也不是外界所说的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能够真实反映瑞典人活动的是消费数字。从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很多小公司已经独立难支，不少餐厅、服装店也已经倒闭。整体而言街上的人也少了很多，只不过仍可以找到人多的地方。”

坚持“群体免疫”，养老院情况堪忧

只有1000万人口的瑞典占据地广人稀的先天优势，平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就很远。张轩称，自己居住的马尔默都是独立的房子，每个家庭之间的距离本身就很远，甚至有的瑞典老人平时住在森林里，在没有疫情时也类似于自我隔离的状态。

3月中旬，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提出“群体免疫”——轻症患者感染病毒有利于实现“群体免疫”，从而在未来疫情中保护人们不被病毒感染。“群体免疫”一说立刻遭到质疑。但几乎同一时间，瑞典也走上了“群体免疫”之路并坚持到现在。

但社会形态与其高度相似的丹麦和挪威却选择了更严格的措施，关闭边界、学校和非必需的商店。瑞典仅仅限制了50人以上的聚集活动，防疫理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尽可能争取时间，控制重症患者的增长，降低医疗系统崩溃的风险。

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也是瑞典防疫政策的设计者安德斯·泰格内尔(Anders Tegnell) 4月19日表示，首都斯德哥尔摩将在5月实现“群体免疫”。三天后，他在受访时再次称对瑞典的“群体免疫”策略很满意，“所有的国家最终都要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实现‘群体免疫’。”

“至少在生产出有效的疫苗之前，这种疾病是无法阻止或根除的。我们必须找到长期的解决办法，以使感染者的分布保持在适当的水平。”安德斯称，“瑞典是基于个人责任。它明确指出，公民有责任不传播疾病。这是政策开始的核心，因为在瑞典依据现行法律关闭城市，在法律上可能性不大。但新冠病毒对老人来说非常危险，这很糟糕。老年人的死亡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正在努力奋斗。”

瑞典现阶段防疫中最失手之处就是在养老院，养老院的高死亡率也导致了瑞典的高死亡率，瑞典约1/3的死亡病例来自养老院。

2020年4月15日，瑞典斯德哥尔摩，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沃伦斯滕出席当日关于新冠病毒的新闻发布会。

曾在养老院短暂工作过的汉娜指出，正常情况下瑞典老人进入养老院后，剩下的平均寿命只有8-9个月。这与瑞典养老院的收入标准有关，瑞典照顾老人的理念是鼓励他们自理，无论多大年龄，只要还能生活自理，养老院便不会接收。“如果仅仅是因为孤单想进入养老院是不可能的，进入养老院的老人一般都是身患疾病，身体状况已经不佳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一旦感染，养老院的老人几乎无法再承受呼吸机这样的救治设备。”

“我最担心的就是家里的老人。我们从疫情出现后就开始不再和老人见面。”汉娜解释称，瑞典没有关闭学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了保护老人。如果孩子都待在家中，父母需要工作，很多时候会让老人过来帮忙，如此一来会间接给老人带来风险。”

“专家治国”模式

疫情暴发后，被称为瑞典“国师”的瑞典公共卫生局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成了曝光率和关注度最高的人。这也反映了“瑞典模式”的基础——专家拥有极大话语权。在防疫政策上，瑞典卫生部门的专家们可以“当家做主”，而政府则是协助和执行者。

公共卫生局是瑞典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公共卫生局里的专家不同于大学或者研究机构这类行政体系以外的专家，他们不仅负责给出政策和建议，还会结合实际操作层面负责到底。

根据瑞典宪法，国家机构独立于政府而存在，这样一来可以保证相应的决定由专家来做出，并能够防止腐败。政府的各个部长无法影响各机构的决策流程。瑞典公共卫生局专家们的任务是给政府提出建议，政府从首相到各级执行单位的任务则是随时配合和实施专家的建议。

因此瑞典每天下午两点的新冠疫情新闻发布会，除了公共卫生局外，虽然国家健康福利委员会、瑞典劳工局、民事应急机构等有新消息要发布的政府机构也会参加，但瑞典首相并不会出现。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院教授Li Bennich-Björkman说：“瑞典在责任划分方面有一条清晰的界线，在新冠疫情面前这条界线尤为突出。通常政府会负起自己的领导责任，但是在这种时候也不得不尊重专家和机构的独立性。”

“瑞典的卫生部门高度独立，且都是专业人士，没有被政治化。”汉娜称，丹麦和挪威也曾试图尝试自由宽松的防疫政策，例如他们的专家同样建议不要关闭学校或者不需要强制隔离，但最后政府还是关闭了。相比之下，丹麦和挪威政府机构的权力就会大很多。

“丹麦和挪威的政治家最后没有采纳专业人士建议，他们可能更多地从国民恐慌情绪方面考虑。抛开公共卫生专业角度，政府想通过隔离的方式与民众建立信任关系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武玉江称，“瑞典还是采纳了这些有判断能力的专家的建议，行业专家和政客这两个团体有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次瑞典的政治家没有抢风头。”

但是，行业专家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群体免疫”的政策也受到了一些瑞典独立专家的强烈批评。瑞典20余位国内最著名的传染病和流行病学教授在《Dagens Nyheter》上联合发文批评瑞典的防疫政策，甚至让安德斯辞职，并呼吁政府采取不同的行动。其中卡罗林斯卡研究所教授塞西莉亚·索德伯格·纳克勒认为，“我们必须建立对局势的控制，不能陷入完全混乱的局势。没有人尝试过这条路，未经知情同意，我们就先在瑞典进行测试吗？”

宽松政策建立在互相信任之上

“瑞典模式”得以推进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在于民众对政府和权威机构有着高度的信任，且民众用实际行动在配合，即便没有法律性的强制执行，大家也会自发听从公共卫生部门的建议。瑞典民调显示，有超过80%的人支持既有政策。

丹麦放弃宽松的防疫政策后，丹麦卫生部长马格努斯·尼克解释称：“我们没有证据证明现在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更愿意今天多做点，以免三个星期之后发现我们现在做得太少了。”而瑞典公共卫生局局长约翰·卡尔松则表示丹麦“多虑了”，“如果你想采取一项需要持续几个月的措施的话，你需要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接受。民众必须有自己的洞察和理解。这就是我们目前在控制疫情中正在做的。”

信任的双向互动非常关键，除了民众信任专家和政府，政府机构也要对民众有信心。Li Bennich-Björkman表示：“这种相互信任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政府机构强迫大家做什么事情，人们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就会降低。这关系到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

瑞典拥有良好的互动机制，民众理解政府政策背后的逻辑，认同这一逻辑后会主动配合形成良性循环。瑞典人表现出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和个人主义的独特性相结合，每个瑞典人都是自己的警察。政府并没有有意识地设计一个“瑞典模式”来应对流行病，这个模式建立在人们根深蒂固的责任感和信任之上。

武玉江认为，瑞典认为让民众自由选择的做法效果更好，这样的方式不是这次才出现的，是一以贯之的，长期以来民众、政府和专业人士三者之间就互相信任。“例如瑞典幼儿是否要接种疫苗一直是自愿的。然而瑞典的幼儿疫苗接种率却是非常高的。”

汉娜称，“也有少数瑞典人会认为采取类似意大利那样更严格的措施更安全，但他们没考虑到背后的成本。”

如今，瑞典政府每个星期都会发布民众最担心问题的调查报告，最近一周80%以上的人选择了经济。正如安德斯所坚持的，完全的封锁会使整个社会系统疲惫不堪。“我们不能中止整个服务业。失业者会对公共卫生构成巨大威胁。这是决策者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采取何种防疫模式，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人口水平和人口分布的独特之处，根据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所言，保持经济正常运转至少是瑞典的一个考虑因素。他强调，除了基本服务以外的所有服务全部关闭之后，要恢复经济稳定是很困难的。瑞典的社会福利计划可以帮助大多数流离失所的工人获得政府补贴，但令人担心的是一些公司将受到永久性损害，并且在未来十年内人们将失去更多工作。

然而，也有批评声音指出，无论瑞典人多么高度自律，在任何社会中总会存在“搭便车的人”。此外，瑞典人口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非洲和中东的大量移民使瑞典人口的25％是非瑞典裔，在斯德哥尔摩的比例甚至更高。在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中，来自索马里、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的移民人数占比较大，这归因于一些移民的住房密度较高，几代人住在一起。

持反对意见的瑞典网友认为：“无论如何客观理性，如何胜券在握，我都不想支持这样的防疫政策。原因很简单，我不想得到自然免疫，只希望不会得这个病。因为我无法保证自己能扛过去，也无法保证我不会是得肺部纤维化后遗症的人。”

现在仍无法论断“瑞典模式”是否正确。虽然瑞典的死亡病例比丹麦、挪威和芬兰高出很多，但这一数字也可能反映出瑞典的移民人口占比较大。

不过，从4月21日至4月23日，瑞典新增确诊人数连续三天每天突破700人。由于目前无法对大多数人群进行检测，专家预计斯德哥尔摩实际确诊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且疫情正逐渐向瑞典北部扩散。

瑞典其实也没有彻底放弃施行封锁的措施，但会根据事态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如何找到临界点则是关键，由于统计数据存在滞后性，有时意识到要调整时却为时已晚，疫情已经扩散。汉娜坦言，“瑞典政府也承认存在这种风险，我们可能会犯错误。”

汇丰银行全球研究经济学家詹姆斯·波默罗伊指出，“瑞典模式”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快地帮助经济反弹，因为企业能够一直保持开放。“虽然瑞典最终不愿封锁的措施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判断，但如果感染曲线很快趋于平缓，那么经济会更好地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