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十号了，我好不容易攒了4年的社保马上就要断了。”3月9日下午3点，遭到公司辞退的李雯正趴在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简称“朝阳仲裁院”）外的围墙上，填写仲裁资料。李雯担心在3月15日前离职，自己的社保存在断缴的风险。

两个月来，李雯已经两次被离职。2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李雯出现在上一家公司的裁员名单中。2月28日，经过几轮面试，李雯进入现在的创业公司，任算法工程师一职。

仅仅9天后，李雯再一次失业了。3月8日，公司以不适合为由，决定辞退李雯，随即将她踢出了所有工作群。3月9日上午和公司面谈后，李雯对公司的操作非常不满意，下午就来到仲裁院递交仲裁申请。

李雯的遭遇并不是个案。3月9日下午，《凤凰周刊》在朝阳仲裁院外注意到，门口已经有20余人在排队等待中。记者经走访了解到，许多申请劳动仲裁的劳动者是春节假期前递交的申请，当天是前来补交资料或是开庭。还有不少劳动者因在疫情期间被辞退，前来申请仲裁。

北京翰辰律师事务所续立丽律师常驻朝阳仲裁院，她告诉记者，最近她接手立案的人数还不算太多，因为疫情还没有结束，很多外地员工尚未返京。可能要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在疫情期间被辞退的员工都回北京了，案子才会多一些。

记者从朝阳仲裁院门口的打印店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店内一周需要消耗一箱A4纸，约2500张。以每人需要六七张材料计算，前往该打印店的人流一周在350人左右。

劳动仲裁的人们

从2月28日入职以来，李雯一直在办公室上班，这期间，只收到公司发放的一个一次性口罩。如今，因为要跑仲裁院，李雯已经没有多余的口罩出门了。

入职不到10天就被辞退，来这家公司之前，李雯还拒绝了另外几家公司的offer。这让李雯又愤怒又后悔。

上一家公司裁员的时候，李雯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这家创业公司的做法彻底激怒了李雯，她决定申请劳动仲裁。

郭皓也是朝阳仲裁院外人头攒动中的一员。郭皓是甘肃兰州人，在一家外资演艺公司做专职贝斯手，已经入职一年半。他春节期间没有回家，2月14日刚从泰国出差回来，在收到辞退通知前，他一直处于放假休息的状态。

原本3月5日已经安排好了工作，就在前一天，郭皓收到公司人力部门的通知，“告诉我公司经营有困难，明天不用来上班了，裁员名单上有我”。虽然郭皓也想过从这家公司离职，但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辞退通知打了个措手不及。

据郭皓了解，其所在的部门二十几个人，接近一半的人已经接到裁员通知。公司不提供任何经济补偿，这让郭皓和他的同事不能接受。

郭皓告诉《凤凰周刊》，自己是月光族，突然没有收入，对生活影响很大。郭皓说，他整租了一套公寓，4000元/月，马上就到季付房租的时间了，总共12000元，虽然刚收到上个月发的工资，但也只勉强够交房租。“最近这几天很郁闷，这个时期工作也不好找。”郭皓说。

3月4日，公司人力部门负责人跟郭皓和他的同事沟通完，几个小时后，也直接把他们踢出了工作群。“人力负责人就说大家好聚好散，也别再耗着了，浪费这个时间还不如去找工作。”郭皓介绍，公司人力部门负责人的态度很坚决，就是没有赔偿。在和一些被离职的同事商量后，他们决定走法律途径，“时间可能很慢，但是好过没有。”

3月12日，郭皓告诉记者，公司在了解到自己和同事要申请劳动仲裁后，决定以旷工的名义予以辞退，原因是没有在工作群內打卡。郭皓认为这是公司在找借口，他解释说，因为工作时间不固定，他的工作并没有要求打卡这一环节。

因为工作性质属于娱乐行业，疫情发生后，郭皓所在的公司取消了多场演出活动，从业者也只能歇业。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不完全统计，3月份，全国20余省市，近8000场次演出被取消或延期，3月份直接票房损失超过10亿元。

相比李雯和郭皓，保洁阿姨张丽就没那么“幸运”了。3月9日，女儿陪同张丽去朝阳仲裁院提交仲裁资料，却受到拒绝。原因是，张丽已经过了劳动法规定的保护年龄。

张丽女儿介绍，算上没有签订劳务合同的赔偿，再加上疫情期间的双倍工资和精神损失费，原本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向保洁公司讨要2万元。

张丽今年60岁，所属北京华瑞辰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在写字楼里面做保洁。入职前，公司没有提供劳动合同，张丽也没有签署任何能证明入职的材料。张丽原本打算2019年12月干完就离职，但是公司不同意，无奈之下，1月31日复工当天，张丽又回公司上班了。再加上原本负责其他楼层的保洁员还在家隔离，张丽不得不承担起三个人的工作量。

张丽告诉记者，保洁公司承诺她，多干活的部分肯定会给补偿，疫情期间可以拿到双倍工资。在这期间，张丽还被派去写字楼对发烧人员坐过的位置进行消毒。“我母亲回来都被吓哭了。”张丽女儿说。

朝阳仲裁院外排队等候的劳动者。

开工后，张丽都在正常上班，直到2月27日，突然接到公司电话，通知张丽不要来上班了。保洁公司要求张丽签离职证明，才发放1月和2月的基本工资，共计5000元左右。之前承诺的双倍工资，也没有再提起。感到上当受骗的张丽，跑去和公司理论，但于事无补。

一位长期驻扎在朝阳仲裁院外的律师告诉记者，女性在55岁之后就属于退休年龄，退休之后跟单位之间就不再是劳动关系，而只能是劳务关系，劳务关系要去法院起诉。不过，起诉周期会相对比较长，再加上当事人如果法律知识不强，还得请律师，又得产生费用。

律师建议：保留证据，做好准备

据《凤凰周刊》不完全统计，2月以来，包括携程、58同城、威马汽车、连锁酒店OYO、DaDa英语、优胜教育、优信二手车、瓜子二手车、新潮传媒等数十家知名企业，被曝出存在或即将大面积裁员的消息，涉及旅游、汽车、酒店、教育、广告等多个行业，裁员数量少则几十人，多则数千人。而且，没有被曝出的企业裁员信息或许更多。

大企业已经要靠裁员才能维持，更多的中小企业更是难上加难，而对在中小企业工作的员工来说，他们遭受暴力裁员的风险也更大。与一些大企业被裁员工往往能拿到补偿不同，中小企业往往无视法律，选择以暴力裁员的方式辞退员工，因为即便被曝光，也很难引起监管部门和社会舆论的关注。

续立丽律师表示，如果疫情期间撑不下去，变相裁员可能更多地发生在小型公司。但是大部分的公司还是喜欢以和平的方式跟员工沟通，告诉员工公司确实经营困难，即便申请劳动仲裁也可能拿不到钱等等。“劳动者胜诉之后，还面临执行的问题。如果小公司确实撑不下去，执行起来也很困难。”

记者获悉，近期一些小规模公司申请注销的案例也在增多。以朝阳仲裁院为例，一个星期大概就有3家公司申请注销。除此之外，相比2018年，朝阳仲裁院2019年的案件量，增长了10%-20%左右。

续立丽预计，等到四五月份，外地工作人员返京后，在疫情期间被辞退的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的案子，也许会更多。续立丽介绍，她每年经手约200个案子，最近一段时间接手的案子没有明显增多。

那么劳动者如果决定走劳动仲裁，又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续立丽建议，决定走劳动仲裁的员工首先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个周期比较长。仲裁只是一个前置程序，后面可能还会涉及劳动纠纷的一审、二审。以朝阳区为例，整个流程周期大概需要两年，这还算比较快一点的。

除此之外，劳动者最好有单位辞退的证据，比如单位出具的有盖章的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或者是单位发布的相关邮件，如果没有书面的，也可以采取录音的方式。因为劳动关系解除的举证责任是在被申请单位，除非单位能拿出证据，证明是因为劳动者无故旷工或是其他理由导致辞退，或者双方协商一致辞退。一般情况下，劳动仲裁会支持劳动者违法解除的理由。

考虑到母亲走法律途径比较困难，3月12日，记者从张丽女儿处得知，张丽已经签署离职证明，拿回了两个月的底薪。

长期驻扎在朝阳仲裁院外的一位律师介绍，现实情况中，张丽这种情况比较多，也比较特殊，其属于需要救助的边缘群体。该律师介绍，即便在劳动法规定的年龄內，如果和用人单位没签劳动合同，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保障，走仲裁也比较困难，而这些劳动者又普遍缺乏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

（应采访者要求，李雯、郭皓、张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