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仲裁院外的人们
2020/04/15 | 刘碎平 | 收藏本文
“明天就十号了,我好不容易攒了4年的社保马上就要断了。”3月9日下午3点,遭到公司辞退的李雯正趴在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简称“朝阳仲裁院”)外的围墙上,填写仲裁资料。李雯担心在3月15日前离职,自己的社保存在断缴的风险。
两个月来,李雯已经两次被离职。2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李雯出现在上一家公司的裁员名单中。2月28日,经过几轮面试,李雯进入现在的创业公司,任算法工程师一职。
仅仅9天后,李雯再一次失业了。3月8日,公司以不适合为由,决定辞退李雯,随即将她踢出了所有工作群。3月9日上午和公司面谈后,李雯对公司的操作非常不满意,下午就来到仲裁院递交仲裁申请。
李雯的遭遇并不是个案。3月9日下午,《凤凰周刊》在朝阳仲裁院外注意到,门口已经有20余人在排队等待中。记者经走访了解到,许多申请劳动仲裁的劳动者是春节假期前递交的申请,当天是前来补交资料或是开庭。还有不少劳动者因在疫情期间被辞退,前来申请仲裁。
北京翰辰律师事务所续立丽律师常驻朝阳仲裁院,她告诉记者,最近她接手立案的人数还不算太多,因为疫情还没有结束,很多外地员工尚未返京。可能要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在疫情期间被辞退的员工都回北京了,案子才会多一些。
记者从朝阳仲裁院门口的打印店了解到,最近一段时间,店内一周需要消耗一箱A4纸,约2500张。以每人需要六七张材料计算,前往该打印店的人流一周在350人左右。
劳动仲裁的人们
从2月28日入职以来,李雯一直在办公室上班,这期间,只收到公司发放的一个一次性口罩。如今,因为要跑仲裁院,李雯已经没有多余的口罩出门了。
入职不到10天就被辞退,来这家公司之前,李雯还拒绝了另外几家公司的offer。这让李雯又愤怒又后悔。
上一家公司裁员的时候,李雯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这家创业公司的做法彻底激怒了李雯,她决定申请劳动仲裁。
郭皓也是朝阳仲裁院外人头攒动中的一员。郭皓是甘肃兰州人,在一家外资演艺公司做专职贝斯手,已经入职一年半。他春节期间没有回家,2月14日刚从泰国出差回来,在收到辞退通知前,他一直处于放假休息的状态。
原本3月5日已经安排好了工作,就在前一天,郭皓收到公司人力部门的通知,“告诉我公司经营有困难,明天不用来上班了,裁员名单上有我”。虽然郭皓也想过从这家公司离职,但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辞退通知打了个措手不及。
据郭皓了解,其所在的部门二十几个人,接近一半的人已经接到裁员通知。公司不提供任何经济补偿,这让郭皓和他的同事不能接受。
郭皓告诉《凤凰周刊》,自己是月光族,突然没有收入,对生活影响很大。郭皓说,他整租了一套公寓,4000元/月,马上就到季付房租的时间了,总共12000元,虽然刚收到上个月发的工资,但也只勉强够交房租。“最近这几天很郁闷,这个时期工作也不好找。”郭皓说。
3月4日,公司人力部门负责人跟郭皓和他的同事沟通完,几个小时后,也直接把他们踢出了工作群。“人力负责人就说大家好聚好散,也别再耗着了,浪费这个时间还不如去找工作。”郭皓介绍,公司人力部门负责人的态度很坚决,就是没有赔偿。在和一些被离职的同事商量后,他们决定走法律途径,“时间可能很慢,但是好过没有。”
3月12日,郭皓告诉记者,公司在了解到自己和同事要申请劳动仲裁后,决定以旷工的名义予以辞退,原因是没有在工作群內打卡。郭皓认为这是公司在找借口,他解释说,因为工作时间不固定,他的工作并没有要求打卡这一环节。
因为工作性质属于娱乐行业,疫情发生后,郭皓所在的公司取消了多场演出活动,从业者也只能歇业。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不完全统计,3月份,全国20余省市,近8000场次演出被取消或延期,3月份直接票房损失超过10亿元。
相比李雯和郭皓,保洁阿姨张丽就没那么“幸运”了。3月9日,女儿陪同张丽去朝阳仲裁院提交仲裁资料,却受到拒绝。原因是,张丽已经过了劳动法规定的保护年龄。
张丽女儿介绍,算上没有签订劳务合同的赔偿,再加上疫情期间的双倍工资和精神损失费,原本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向保洁公司讨要2万元。
张丽今年60岁,所属北京华瑞辰保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在写字楼里面做保洁。入职前,公司没有提供劳动合同,张丽也没有签署任何能证明入职的材料。张丽原本打算2019年12月干完就离职,但是公司不同意,无奈之下,1月31日复工当天,张丽又回公司上班了。再加上原本负责其他楼层的保洁员还在家隔离,张丽不得不承担起三个人的工作量。
张丽告诉记者,保洁公司承诺她,多干活的部分肯定会给补偿,疫情期间可以拿到双倍工资。在这期间,张丽还被派去写字楼对发烧人员坐过的位置进行消毒。“我母亲回来都被吓哭了。”张丽女儿说。
朝阳仲裁院外排队等候的劳动者。
开工后,张丽都在正常上班,直到2月27日,突然接到公司电话,通知张丽不要来上班了。保洁公司要求张丽签离职证明,才发放1月和2月的基本工资,共计5000元左右。之前承诺的双倍工资,也没有再提起。感到上当受骗的张丽,跑去和公司理论,但于事无补。
一位长期驻扎在朝阳仲裁院外的律师告诉记者,女性在55岁之后就属于退休年龄,退休之后跟单位之间就不再是劳动关系,而只能是劳务关系,劳务关系要去法院起诉。不过,起诉周期会相对比较长,再加上当事人如果法律知识不强,还得请律师,又得产生费用。
律师建议:保留证据,做好准备
据《凤凰周刊》不完全统计,2月以来,包括携程、58同城、威马汽车、连锁酒店OYO、DaDa英语、优胜教育、优信二手车、瓜子二手车、新潮传媒等数十家知名企业,被曝出存在或即将大面积裁员的消息,涉及旅游、汽车、酒店、教育、广告等多个行业,裁员数量少则几十人,多则数千人。而且,没有被曝出的企业裁员信息或许更多。
大企业已经要靠裁员才能维持,更多的中小企业更是难上加难,而对在中小企业工作的员工来说,他们遭受暴力裁员的风险也更大。与一些大企业被裁员工往往能拿到补偿不同,中小企业往往无视法律,选择以暴力裁员的方式辞退员工,因为即便被曝光,也很难引起监管部门和社会舆论的关注。
续立丽律师表示,如果疫情期间撑不下去,变相裁员可能更多地发生在小型公司。但是大部分的公司还是喜欢以和平的方式跟员工沟通,告诉员工公司确实经营困难,即便申请劳动仲裁也可能拿不到钱等等。“劳动者胜诉之后,还面临执行的问题。如果小公司确实撑不下去,执行起来也很困难。”
记者获悉,近期一些小规模公司申请注销的案例也在增多。以朝阳仲裁院为例,一个星期大概就有3家公司申请注销。除此之外,相比2018年,朝阳仲裁院2019年的案件量,增长了10%-20%左右。
续立丽预计,等到四五月份,外地工作人员返京后,在疫情期间被辞退的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的案子,也许会更多。续立丽介绍,她每年经手约200个案子,最近一段时间接手的案子没有明显增多。
那么劳动者如果决定走劳动仲裁,又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续立丽建议,决定走劳动仲裁的员工首先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个周期比较长。仲裁只是一个前置程序,后面可能还会涉及劳动纠纷的一审、二审。以朝阳区为例,整个流程周期大概需要两年,这还算比较快一点的。
除此之外,劳动者最好有单位辞退的证据,比如单位出具的有盖章的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或者是单位发布的相关邮件,如果没有书面的,也可以采取录音的方式。因为劳动关系解除的举证责任是在被申请单位,除非单位能拿出证据,证明是因为劳动者无故旷工或是其他理由导致辞退,或者双方协商一致辞退。一般情况下,劳动仲裁会支持劳动者违法解除的理由。
考虑到母亲走法律途径比较困难,3月12日,记者从张丽女儿处得知,张丽已经签署离职证明,拿回了两个月的底薪。
长期驻扎在朝阳仲裁院外的一位律师介绍,现实情况中,张丽这种情况比较多,也比较特殊,其属于需要救助的边缘群体。该律师介绍,即便在劳动法规定的年龄內,如果和用人单位没签劳动合同,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保障,走仲裁也比较困难,而这些劳动者又普遍缺乏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
(应采访者要求,李雯、郭皓、张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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