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经过这场对新冠疫情的阻击战，所有人的心中都会留下四个字：医者仁心。这其中，有湖北疫区的所有医务人员，有各地援鄂医疗队员，也有守卫在各省市县疫情前沿的一线医务人员。看着他们被口罩勒得变形的脸，看着他们写在防护服上的激励话语，我们知道，这些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舍身与病毒搏斗的人，有理由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勇士。

截止到3月6日，全国各地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已达4.2万，湖北省超过3000名医务人员被感染，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优秀的医生被夺走了生命，还有4位在抢救中……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想见，医务人员在此次疫情中遭受了多大的磨难。

这次疫情中，也诞生了一些明星医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问他医生需要社会的什么帮助，他实实在在地回答：“医务工作者们，想要的不是宣传歌颂，而是关心。第一关心是防护，第二是疲劳，第三是工作环境，我觉得一定要跟上。如果跟不上，就说明没有把医务人员当人，只是当机器。”然后，他又说了很重要的一点：“你问我医护需要怎么样的帮助？非常重要的一点，医生应该有一个免于受伤害的权利。”

虽然张文宏是针对疫情中医生防护和工作环境说的，但一句“免于受伤害的权利”却引发了人们的联想。因为就在武汉封城前的1月20日下午，在北京朝阳医院眼科还发生了一起暴力伤医事件，有三名医务人员被砍伤，其中眼科医生陶勇受伤严重，后脑勺、胳膊多处被砍伤。而去年的12月27日，北京民航总医院内，患者家属孙文斌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医生杨文。这两起暴力伤医、杀医案震惊了全国医务人员，将淤积了多年的医患矛盾彻底激化，一时间舆论哗然，许多医务人员都增添了心理创伤。之后不久，武汉疫情就大暴发了。当时，很多人都担心连续发生的伤医、杀医案，会否让中国医生救死扶伤的专业主义精神受到影响。但事实证明，没有。从疫情暴发开始，武汉医务人员几乎是在“裸奔”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跟病毒肉搏；而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也纷纷上战场，救患者于危难。

由此，如何确保这些“生命保护神”有免于受伤害的权利，理应成为当前全社会都要思考的问题。

暴力伤医、杀医，不仅是一国之殇，更是文明之耻。尤其在中国经历了这一浩大的疫难之后，相信更多的民众都会认识到医生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即使在疫情发生的近两个月，仍发生了多起暴力伤医事件。公安部通报的数据显示，至2月20日，已累计排查化解涉医类矛盾纠纷2.7万起，查处各类伤医扰序案件232起、人员277人。可见，这种井喷般爆发的医患冲突，已使医生陷入行业困境。如果医生的执业环境始终得不到改善，相信未来愿意学医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人民日报》前两年就有报道透露，中国每年培养60万医学生，只有10万人最终穿上了白大褂。很显然，如果再不从医疗体制的根本上进行改革，未来真的无人来照料整个社会的病痛。

要让医生获得免于受伤害的权利，对伤医者施以严刑峻法并非治本之举，因为医患交恶背后成因很复杂。医院中上演的是生老病死，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医疗体制、疾病防控体制、贫富问题、社会信用、民众素质等，都可能在医患关系中有所体现。这其中，不当的医疗市场化机制，是引发医患不信任的主要源头。公立医院是保障民众医疗需求的福利机构，但实际上却自负盈亏，甚至还需上缴财政费用。统计显示，201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仅占GDP比重的6.6%，而全世界平均卫生费用支出至2014年就已达到了占GDP比重的9.9%。

公立医院的身份异化——虽是国有的福利机构，却需追逐利益——导致病人对医院的心理预期和认知出现了问题。很多医院为养活自己，不得不增加医务人员的工作量及各种利益驱动，以便从病人身上赚取利润，好将医院的运营成本承担起来。这就使得患者看病越来越难越来越贵，医生因工作量过大也越来越累，医患群体都怨声载道。

因此，要让医生获得免于受伤害的权利，首先应加大政府卫生费用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只有政府提高了财政投入，医疗卫生事业才能逐渐回归公益属性，担负起保障公民健康的使命。这次疫情就是对政府的一次提醒：只有让医院更大程度上回归公益属性，才能赋予医生以真正的职业尊严感、荣誉感以及社会尊重，并从根本上减少医患矛盾发生的可能。

要让医生获得免于受伤害的权利，还需改革医疗费用支付方式，建立更为合理的健康维持体系。去年6月开始，北京等30个城市已开始了“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的C-DRG改革试点，与医保支付结合，以组为单位打包确定医保支付标准。在这种打包付费方式下，病人使用的药品、医用耗材和检查检验都成为诊疗服务的成本，而不是医院获得收益的手段，有助于优化医疗服务价格体系。这次疫情的暴发，再度显示了这种改革的迫切性，希望有关政府部门能够提速改革进程，切实解决看病贵与医生的过度治疗问题。

要让医生获得免于受伤害的权利，也需建立以保险公司和法律方式来解决医患纠纷的机制。当下有些地方就进行了这种改革，由司法局搭建平台，法院、公安、司法、保险等多部门协作联动，一站式解决医疗纠纷。这种改革方式，值得在其他地方推广。因为有了快捷、合理的保险公司赔付，不仅能及时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医疗事故发生后，也有助于让医务人员免于受伤害，减少了医生职业的高风险性。

总之，是时候喊一声“让医生有免于受伤害的权利”了，让2020成为医患关系的拐点吧，不要再让医生成为患者对医疗不满的泄愤对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