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韩国80后女性常见的普通名字——金智英，悄然在2019年末变得全球家喻户晓。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以下简称《金智英》）成为近期最受关注也饱受争议的现象级电影。在韩国本土，《金智英》的观影人次达到了360万，甚至超过了在全球大热的《小丑》。

《金智英》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关注和争议，与影片探讨的女性议题密不可分。以女性观众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群体，认为本片极其难得地反映了一名普通女性在当代韩国社会的艰难生存处境，而一部分男性观众则认为，本片过于刻意地集中堆砌了一些社会症状，并且把罪责一股脑地推到了男性身上，属于另一种偏见和歧视。

但无论如何，《金智英》所带来的种种关于女性的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与思考。

婚姻与职场的双重困境

在上映之前，《金智英》在韩国的走热早有先兆。2017年，赵南柱的原著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在韩国出版之后，销量便过百万，成为近年来韩国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赵南柱也凭借这本书获得了当年的“年度作家奖”。

而在这背后，则是令人无法忽视的韩国社会的种种现实——新生儿出生总数和生育率每况愈下，新生儿出生总数已经连跌42个月，生育率更是已经跌至零，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拒绝结婚和生育，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金智英》正是一部堪称表现女性“恐婚恐育”的教科书式的作品。

在《金智英》里，主人公金智英是一个看似相当普通的女性，在适婚年龄嫁为人妇，婚后育有一女，因为孩子的降生而选择辞去了之前的工作，成为一名全职主妇。几年时间下来，每天在繁重的家务和育儿事务当中无法抽身的金智英，渐渐出现了一些离奇的精神问题，时不时会呆滞出神，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以另一个人的口吻和语气对身边的家人说话。她的患病，让包括金智英的丈夫、父母、婆婆、兄妹在内的所有亲人都不得不正视造成这一结果的缘由。

事实上，金智英并不普通，与其说她普通，不如说她具有了某种集中意义的代表性。现实中的普通女性也许大概率不会全盘遭遇金智英所经历的种种，但是金智英身上发生的一切，总能让女性看到自己的影子。

整部电影最主要的构思，就是围绕金智英的家庭生活和职场工作而设计了一系列极其现实的剧情，有的着墨甚多，有的一笔带过。最为明显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婚后育儿生活的繁冗与琐碎，一个则是婚前在职场中受到的歧视与挤压。在婚姻和职场两个方面，金智英都在经历对于一名女性来说或多或少都存在的双重困境。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结婚生子之后，金智英的生活如何被那些只能独自承担的家务彻底改变。周而复始的家务，一刻不停地照看孩子，带孩子外出时的种种麻烦与困扰，雇用保姆的昂贵与艰难，等等等等，无一不是每个家庭主妇每天都可能面对的烦恼。

比这更令人无奈的，则是以婆婆为代表的家人眼中的理所当然。没有人会去考虑妇女在家务中承担的责任有多重要，尤其是当这些工作无法换取相应的薪金报酬的时候。

另一方面，金智英婚前的职场生活同样并不好过。在显性层面上，企业对雇用女性员工带有天然的偏见与歧视（结婚生子占用大量精力与假期），以及随之而来的职场晋升的天花板。

而在隐形层面上，上司对女性员工公开的调侃与嘲讽，男性员工私下聚在一起观看偷拍下来的色情视频，以及男女在薪酬待遇上的巨大差异等一系列现实则更加令人沮丧。

当金智英后来试图重新回到职场时，可以说已经克服了显性层面的干扰，但隐性层面的种种阻碍，依然令她的计划无法实现。她只能继续被困在相夫教子的琐屑生活当中。

儒家传统观念下的男权阴影

在此之外，《金智英》还用大量巧妙的闲笔，把女性在成长过程当中所遭遇的一系列困扰都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典型的一幕，就是金智英上中学时，回家途中在公交车上遭到的尾随跟踪。当她摆脱危险之后，父亲的第一反应是叮嘱她“不要穿短裙”，这与人们谴责遭到性骚扰的女性自己穿着过于暴露的思维，简直如出一辙。

事实上，父亲在金智英原生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儒家文化传统下浸泡已久的整个东亚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金智英的困境并不是在她步入职场和结婚生子之后才有，而是随着她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存在了。

在父权和夫权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下，重男轻女，是整个东亚社会至今依然普遍存在的现实阴影。体现在金智英身上，就是买礼物永远只想到家里的男孩，女孩的读书受教育权也要为男孩让路。

相夫教子，被认为是天然应该由女性承担也只能由女性承担的义务。所以当后来丈夫大贤试图自己请假在家带孩子，让金智英回到职场的想法，会被他的母亲也就是金智英的婆婆极其蛮横粗暴地阻止。这一举止被认为会毁掉男性的职业生涯，而这将是一名妻子的罪过和耻辱。

不难发现，在金智英的原生家庭里，除了金智英，其实她的姐姐和母亲，同样也是男权观念的受害者。值得玩味的一个对比是，性格更加刚强的姐姐恩英，算是主动反叛了这一传统，而性格更加贤淑的母亲，多年来都选择了隐忍。母亲几次短暂的回忆，用一种相当动人的笔触把她那一代人的生活与境遇给揭示了出来。当母亲知晓了金智英患病的事实后，她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愤怒，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式爆发了出来。

与此同时，《金智英》之所以引发争议的原因，也在于它把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描写成了漠视女性权利，甚至是以羞辱女性为乐的“直男癌患者”。以金智英的父亲最具代表性，以那些看偷拍色情视频为乐并且表示自己应该生在朝鲜时代的同事为最。

丈夫大贤可能是片中唯一的例外，但即便是这个唯一的例外，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然没有意识到女性真正面临的困境。原本应该夫妻共同承担的育儿责任，为什么默认就成了女性的义务；原本应该不分男女都应该享有的独立与自由，为什么到了女性身上就应该被剥夺。

当然，这些问题很难一股脑地推到男性的身上，《金智英》所采用的表达方式，无疑是太过想要强调女性的困境而选择的艺术手段。现实当中，金智英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其实是整个东亚社会系统性的问题所致。这些问题来源于传统深处，显然无法在一朝一夕之间在某个个体身上发生质变。《金智英》这样的小说和电影，也只是在这个时代大声提出了问题，离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依然相当遥远。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12月17日发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在153个国家性别平等状况排名榜上，中国位居第106位，同属东亚地区的韩国和日本则分别排在第108名和121名，男女差别更加严重。无论政治还是经济领域，东亚女性都很难晋升到高层管理岗位，女性通常从事低收入岗位，工作晋升面临着隐形“天花板”，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依然普遍。该报告还称，要彻底消除性别差距，需要163年的时间。

《82年生的金智英》

报告当然只包括数字，但至少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那就是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强调女权的“政治正确”的时候，东亚国家仅仅是刚刚起步而已。前两年从好莱坞发端的“me too”运动，在整个西方社会掀起了一场女权革命，但在东亚，相似的性骚扰问题依然难以解决。不过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是，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受害者选择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至于像《金智英》所反映的女性在家庭中的职责分配困境，则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当中，这也是自从人类确立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以来遗留下的弊病之一。

在2019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入围主竞赛，同样反映这一婚姻议题的电影《婚姻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与《金智英》产生了共鸣。东方和西方的电影人，都把女性在婚姻生活中丧失独立自我的困境生动地刻画了出来。

韩国电影在世界范围的胜利

回过头来看，《金智英》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主要原因还不是电影本身有多么出色（事实上，这部电影的镜头语言和叙事手法都略显生涩），而是因为韩国电影人总是能捕捉到那些民众关切的社会问题，并把这些问题搬上银幕。

近些年来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辩护人》《出租车司机》《熔炉》《素媛》等韩国电影，都在用商业类型片的手法反映韩国军政府的独裁与腐败、警方的低效与无能、被镇压的学运、被掩盖的司法和政治丑闻、未成年少女被性侵等一系列极具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从题材上而言，这些电影从一开始就领先了一大步，注定会赢得大量普通观众的认可与同情。

在这方面，导演奉俊昊可谓集大成者。他的《杀人回忆》，往往被誉为韩国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正是因为其借助一桩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真实连环奸杀案，把观众带回到那个时代。

《杀人回忆》的独特魅力，在于追捕凶手多年却始终悬而不得的状态。片中的凶案多年未破，每一次结果像是要被揭开，最终却又都悄然掩上。直到我们最终发觉，这种遮掩似乎是奉俊昊的有意为之，而应该为凶案负责的凶手，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本身。这部电影也因此成了韩国人所共同拥有的一份时代记忆。

在2019年为韩国赢得首座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寄生虫》，则是奉俊昊再度运用他那娴熟的类型片技巧，呈现了一出反映已出现断层的韩国社会阶级差异的寓言。在这出精巧的寓言里，奉俊昊以对仗般的工整刻画了两个分别属于社会底层和上层的家庭。

底层的贪婪与卑劣，上层的冷漠与虚伪，在《寄生虫》里被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两个阶级的人，用完全不可能互相理解的思维方式在行动和生活，而影片最后的悲剧结局，也可谓一早注定。奉俊昊无意支持哪一方，而是用一种极其辛辣幽默的笔触，对双方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寄生虫》在艺术殿堂戛纳的问鼎，可以被视为最具韩国特色的一类电影在世界范围的胜利。这类电影并不一定要高举艺术的大旗，也不一定要有知识分子的身段和姿态，而仅仅是根植于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通行的类型片法则，去反映独属于自己国家和社会的现实议题。到最后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议题并不独属于韩国，而是不分国家和地域地在所有观众心中引发共鸣。

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电影有太多养分可以从韩国电影中吸取。而且在这两年的《我不是药神》和《暴雪将至》等影片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学习和借鉴。当然，创作者的视野和勇气是一方面，大的制度和环境背景是另一方面。在用镜头触及社会现实的路上，我们才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