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官方推出了《邓小平传》，纪念这位中共党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在《邓小平传》出版之前，国内外已经有不少邓小平传记和研究邓小平的专著，其中影响最大的要属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由于傅高义的书着重描写文革后的邓小平，对邓早期生活以及从建国直到文革结束这段历史一笔带过，因此只具备有限的参考价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历史学者钟延麟的《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一书，系统还原了文革前10年邓小平担任中枢要职时的政治活动。

而与之相比，官方《邓小平传》的优势是巨大的，其编者身处其位，可以广泛参考邓小平政治生涯中各种讲话、批示，以此可以大体还原党史上诸多事件的决策过程。同时也借助其官方身份，广泛访问与邓小平有过密切接触的当事人，从侧面观察这位中共领袖人物。同时编者亦为此书远赴法国和俄罗斯，寻找早年邓小平留在那里的历史足迹，对其早年革命生涯的细节做出生动的描述。

壹《邓小平传》记载，邓小平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原名邓先圣，后改名邓希贤，早年就读于广安州立中学，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6年1月3日，旅法中共行动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主张应该促进冯玉祥和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法国警方掌握了这次会议和邓小平发言的详细情况，《邓小平传》编者找到了当时法国警方对于这次会议的情报，情报记载：“在1月3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经被辨认出来了。他们其中一个人叫邓希贤……他作为一个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此外，邓希贤还拥有很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很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有两个中国同胞和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邓希贤。”随后在1月8日警方对邓小平等人的住处展开搜查，但是在1月7日邓小平等人已经离开法国前往莫斯科。

邓小平在莫斯科，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传》编者找到了邓小平1926年1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自传中邓小平写道：“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当时邓小平的俄文名字是多佐罗夫。

该年3月，冯玉祥访问苏联，在冯玉祥的坚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商量选出了邓小平等20多人，派到冯玉祥的部队工作，《邓小平传》编者找到了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给邓小平写的鉴定，鉴定中称：“多佐罗夫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同时称邓小平“最适合做组织工作”“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也给邓小平写了一个鉴定，称邓小平“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同时肯定了邓小平“党性强”。

贰邓小平回国后，受到冯玉祥的重视，1927年5月冯玉祥的部队改名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就任总司令，率部东出潼关，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邓小平等人通过努力，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为一支“受群众拥护的革命军队”。该军队在东征时势如破竹，由此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来拉拢冯玉祥，进而由冯玉祥和蒋介石达成“清党”的协议，邓小平被迫离开西安前往武汉，在中共中央担任秘书。后领导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办了红军第七军团，随后辗转到达中央苏区。

此时的中央苏区，由于革命形势的艰难，产生了肃AB团事件等一系列肃反扩大化事件，尤其是瑞金，在时任县委书记李添富倡导下开展的肃清“社会民主党”斗争，原瑞金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萧连彬等人被杀，使得瑞金干部人人自危。《邓小平传》披露了当时中共赣东特委霍步青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指出：“目前党及政权因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600余人现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察出。现在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这样的赤色不是在此间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

《邓小平传》记述，当时邓小平在霍步青等人的安排下，以赣东特委的身份前往纠正。邓小平到达瑞金后主持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揭露打社会民主党存在的问题，会上点名批评李添富，号召广大干部揭露他的罪责，从9月到10月，先后剥夺了县委书记李添富和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谢在权的权力，紧接着召开公审李添富的大会，“由于民愤太大，李添富被当场执行枪决。”邓小平随后作出决策，第一，立即停止杀人；第二，被逼供和怀疑的人一律不抓；第三，已被关押的立即释放，同时邓小平还为前一时期蒙冤受屈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正是因为邓小平在瑞金打下的良好基础，第三次反围剿过后，朱德、毛泽东决定留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此点为邓小平后来深得毛泽东激赏的首要原因。而后因为中央打击江西所谓罗明路线，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以及谢唯俊、古柏等人打入另册，毛泽东更把邓小平视为“自己班底”，在其后委以重任。《邓小平传》也指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毛泽东在思想上是相通的”，邓小平对长征中毛泽东的军事谋略非常敬佩，称“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

遵义会议之后，确立领导地位的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随后的抗战以及国共内战中立下汗马功劳。《邓小平传》的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部分着重于描述其军事生涯，而对于其在延安整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的表现着墨不多。

叁1949年之后，邓小平管制西南，1952年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将各大地区书记抽调进京，充实中央机构，邓小平与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五位书记调往中央工作，时称“五马进京”。不久“高饶事件”发生，而邓子恢也在具体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不合，进而不得重用。习仲勋因遭康生陷害，也在60年代初退出中共高层决策权，邓小平一马当先，与当时拥毛捧毛、深得毛重用的林彪，被视为毛泽东的左膀右臂。

对于“五马进京”后的第一场政治地震，高饶案的发生，客观上为邓小平后来被毛所倚重，埋下了伏笔。《邓小平传》援引杨尚昆的回忆，指出“高饶事件”起因乃是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批判薄一波，为其扣上“路线错误”的帽子，而后高岗、饶漱石又借批评薄一波暗批刘少奇，污蔑中央有“圈圈”，刘少奇有“圈圈”，此类言论遭到邓小平和陈云的反驳。随后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同样大做文章，夸大组织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借批判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将矛头对准刘少奇，对此邓小平也在发言中予以抵制，有针对地强调总路线和“党的团结”。

目前的研究认为，高岗对刘少奇发起攻击，乃是因为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毛授意高岗密切注意刘少奇，并且一度让高岗搜集刘少奇在东北活动时期的材料。此举意在平衡中枢，但却燃起了高岗的政治野心。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结束之后，高岗曾南下华东、中南，散播谣言，称党内存在两党，“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以及“白区的党”两部分。《邓小平传》援引邓小平的回忆指出，高岗南下吹风之后，毛泽东在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更激起了高岗的四处活动。当时高岗找邓小平，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和邓小平一起拱倒刘少奇，遭到邓小平的拒绝。而后高岗又找陈云，说出“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的话，于是陈云和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毛迅速抛出高岗，要求中央开会讨论高岗问题。耐人寻味的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参与这次会议，而是离京南下，避免了在批判会上与高岗的当面对质。高岗、饶漱石的批判会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除却杨尚昆日记中的记载，《邓小平传》也披露了当时的一些发言。

而正如学者钟延麟所指出的，邓小平担纲“高饶事件”的善后处理工作，有意无意之间成为“高饶事件”的受益人，深得毛的重用。1959年毛泽东更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称邓小平是自己的“副帅”。而《邓小平传》则披露了一些新史料，早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在邓小平说明大会秘书处名单时，毛泽东便提议邓小平做秘书长。毛当时提议说：“秘书长我看是邓小平吧！”邓小平说：“不要秘书长。”毛泽东边说“不要怎么行呀！”边问大家“要不要秘书长？”会场上的人齐声说“要”。毛泽东风趣地说：“干了这么多年秘书长，现在又不想当了！”“那么，还是邓小平！”引起了全场一片笑声。

而毛泽东“钦点”邓小平，绝不是随意的玩笑话，在随后讨论大会主席团名单和秘书处名单时，毛泽东说：“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是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陈云当场表示自己当副主席“不适当”，邓小平也表示自己当总书记“一不行，二不顺”，而毛则予以反驳。他提出设立四位副主席和一位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毛泽东同时高度评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在党内毛泽东夸过无数人，但是把别人与自己相提并论，党史上仅此一次。

肆深得毛信任和重用的邓小平，在随后1957年整风反右中表现突出。目前的研究者均认为，1957年中国的整风反右，和1956年的波匈事件有直接联系；正是因为波匈事件的产生，国内“议论纷纷，思想上出现了很多疑惑”。《邓小平传》记载，由于邓小平随刘少奇亲赴苏联协助处理波匈事件，深感此事对中国影响重大，加上当时国内也有类似的风波，邓小平决定有针对性地在党内外开展一场思想教育活动，以此在思想上为毛泽东保驾护航。但是随后的反右派逐渐扩大化，从人文社会科学界进而波及到自然科学界；对于反右派运动中打倒的右派科学家，邓小平也反对一棍子打死，主张“右派中凡是有真才实学的都继续用”。

整风反右后，邓小平深得毛的信任与倚重，因而有1959年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称邓小平为“副帅”之举，希冀邓小平在“大跃进”中再次崭露头角。而《邓小平传》则指出，面对“大跃进”兴起的局面，邓小平一方面紧跟毛希望加快经济发展，一方面坚持纠左。而正是因为此点，才使得60年代初毛泽东逐渐失去对邓小平的信任，开始逐渐在政治上更加倚重林彪。三年困难时期过后，邓小平很少像50年代那样，从整风反右到“大跃进”都深入参与，更多的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唯一例外的是领导中苏论战。而也有研究者认为，50年代末毛泽东将邓小平抬高，意在牵制刘少奇，但是未曾料到刘、邓在搭班工作时养成高度默契，使得毛逐渐对邓小平不能深刻领会其“不断革命”的表现感到失望。

伍或许正是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前夕才一反常态、系统地表达其对于邓小平的不满。《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彭真也没有领会此文的内涵。该文在上海发表后，北京迟迟不予转载，引得毛泽东大怒。直到毛发怒之后，彭真才知道闯下大祸，连忙赶印文章的抽印本分发北京各大机关予以补救，但是为时已晚。此时邓小平却安慰吴晗，说“有我们给你往前顶”，显然邓小平当时并不知道此文章发表的内情。《邓小平传》记述，文革初期为打倒邓小平所开的批判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表达了“一种特殊的不满”。毛泽东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的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59年起，六年来从来不来找我。”

但是正如《邓小平传》编者所指出的，毛泽东对于彻底打倒邓小平有所保留，所以才会对邓小平表达过“刘邓分开”的意思；当中央文革持续批邓时，毛泽东也不时为邓小平说好话：“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而毛泽东也通过汪东兴向邓小平表示可以给他写信，这就保留了邓小平与毛泽东沟通的渠道，而对于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也予以保留，此点为后来邓小平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而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传》还披露了汪东兴近年的谈话，透露出更多的细节。林彪事件过后，邓小平再次写信向毛泽东检讨，希望出来工作；毛泽东批示邓小平虽然有严重的错误，但是“没历史问题”，而且列举了邓小平的一些功劳。周恩来抓住时机向邓小平当时所在的江西吹风。而毛泽东的批示印发之后，“有人要开政治局会议收回这些文件”，汪东兴当时反问：“为什么要收回？”江青说：“我没看。”汪东兴反驳说：“主席没写让你看啊！现在总理看了，让我印，我就印，犯了什么法？要把它收回来？收回来是要经过毛主席的嘛！”但是江青不干，汪东兴再次强调不经过毛主席不能往回收；江青说：“这对邓小平怎么这么多赞扬啊？”因此江青与汪东兴吵得很厉害。毛泽东去世后汪东兴联合华国锋、叶剑英粉碎“四人帮”，与文革期间江青嚣张跋扈的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也一度对其希冀甚高，在接见邓小平时希望邓小平“努力工作，保护身体”，而后多次为邓小平吹风。《邓小平传》披露，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随后又向邓表示：“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里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的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另外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毛泽东又指着邓小平说：“他呢，我喜欢他，有一些人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但是即便如此，邓小平后来也没能如毛泽东所愿，为文革做一份决议，而是以“我是桃花源中人”加以推脱，最终导致邓小平文革中再次被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