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万平方米的恭王府是如何被败光的
2019/09/05 | 作者 刘江华 | 收藏本文
摘要:清朝覆灭,昔日王公贵族日趋拮据,只有挥霍之习,无谋生之计。

民国第15个国庆日即1936年10月10日,56岁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孤寂死于长春新华旅社。此时的东北大地,已届隆冬,举目萧然。临死前的溥伟,非但丝毫感受不到民国的国庆气氛,涌上心头的更多应是无颜面对祖宗的悲愤、凄凉与绝望。8.7万平方米的恭王府,京城诸多王府中最大的一座,早已让他变卖一空;府中数以千计价值连城的古玩珍宝字画,早已易手他人。而即便是他冒着败光王府、骨肉分离之痛不辞辛劳奔走,念兹在兹的复辟清室之梦,依然遥遥无期。
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道光帝立储谕旨”,是雍正确立秘密立储制度后唯一存世的清代有关秘密立储的珍贵档案。谕旨满汉合书“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又汉文书“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如今,这组档案已是镇馆之宝之一。
道光诸子中,就文才武略而言,奕訢远超其兄即后来的咸丰帝奕詝。奕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成功与英法联军议和,与慈禧联手成功发动“辛酉政变”夺权,推动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开展等,都证明了这点。野史称他“天资颖异……几夺嫡者数”。奕訢和奕詝自小感情甚笃,奕詝自小丧母,由奕訢的母亲抚养成人。
争夺帝位失败,标志着奕訢及恭王府悲剧的开始。
从和珅府到恭王府
恭王府前身为乾隆宠臣和珅的宅第。1769年,和珅承袭其父三等轻车都尉。7年后,性格机敏、善测人意的他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和步军统领,并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
也是在1776年,和珅开始在什刹海北岸兴建和宅。1799年,和珅获罪被诛杀后,其宅邸和巨额家产被没收充公。同年,和宅被嘉庆皇帝赐予其弟、乾隆第十七子庆王永璘,改名庆王府。1850年,咸丰帝将“庆王府”赐给其六弟、恭亲王奕訢。如此,昔日和珅宅第成了“恭王府”。
毓君固原名毓嶦,是末代恭亲王溥伟之子、奕訢之曾孙。他在《恭王府和恭王府典卖房产、土地之经过》一文中介绍,民国初年,为了抵押恭王府,家人曾找人绘制了一份恭亲王府的蓝图。据蓝图所测,恭王府占地面积130余亩,房屋有1000多间,府后有一座极为精致的花园,有人工湖和假山,并广植树木。130余亩大约相当于87000平方米,比今天官方公布的恭王府占地61120平方米还要大。
《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奕訢秘档》记载,恭王府历史上曾进行过两次大修缮。一是奕訢入住前,奕訢于1852年6月9日迁入恭王府。尽管当时府邸东、中、西三路的格局早已形成,但毕竟自和珅建宅至此时已过70多年,且亲王府的规制要比和珅宅、庆王府高,入住前,内务府对房子进行了整修。其次,奕訢入住之后,仍不断改建,直到清同治年间(1862-1874)才基本落成。当时也是奕訢权力和地位的顶峰,自能调集大批能工巧匠为其效劳。
修整的结果,形成了今日恭王府前王府后花园的布局。奕訢《萃锦吟》卷七就有“同治年间邸园落成”的记载。今国家图书馆所藏恭王府整修设计稿也印证了:现恭王府建筑格局是那时固定下来的。
为了给恭亲王奕訢安府,咸丰帝还赏赐了包括银两、家具、字画、珍宝、绸缎等在内的大量物品。如《奕訢秘档》记载:1852年5月17日,咸丰赏赐奕訢紫檀座椅等,“旨将紫檀木宝椅一张,紫檀木纹榻一张,紫檀木宫椅十张,著传添补垫子送至恭府”。6月7日,咸丰帝再次下旨赐给奕訢家具61件,其中紫檀家具47件、黄花梨家具4件、楠木家具1件、金漆家具4件、黑漆描金家具1件、洋漆描金家具2件、文竹家具1件、红雕漆家具1件。这些家具曾为前代皇帝使用,故难免有破损之处,咸丰特旨修好之后再送去,“以上木雕活并玉镶嵌钢面叶合扇套筒均有不全之处,相应找补齐整,见新为止”。
字画方面,奕訢之孙溥儒(亦名溥心畲)为民国时期著名画家,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称。溥儒曾这样描述他家所收藏的字画:名迹方面著名的有晋陆机的《平复帖》、唐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唐怀素的《苦笋帖》,南宋大书法家张即之的《华严经》,以及王羲之《游目帖》和王献之《鹅群帖》;名画方面,有唐韩幹的《照夜白图》、北宋徽宗赵佶的《五色鹦鹉图》卷、北宋易元吉的《聚猿图》、南宋米友仁的《楚山秋霁图》以及宋无名氏的《群牛散牧图》等。
其中不少作品被收入《石渠宝笈》中,表明曾为清宫所藏。而溥伟在《平复帖》尾题跋中有“伟所藏晋唐以来名迹百二十种”之语。这表明,恭王府所藏晋唐以来书画名作不下120种,可见其收藏之丰富和品质之高。
日本古董商人山中定次郎,是恭王府文物的最大购买者。《山中定次郎传》中记述了他第一次到恭王府见到的文物珍玩:“府邸相当大,比如仓库,专放如意的如意库,放书画的书画库,放古铜器的铜器库,像这样的,就有几十栋……库里的东西上,竟然积着十五毫米左右的灰尘。仅翡翠首饰,就非同寻常,实在华丽,带回日本,即使卖给妇人做发箍,一粒也能卖四五千日圆。”山中定次郎回忆,恭王府大管家像抓豆子和金米糖一样,双手抓过一把珠宝来问他:“这些你出多少钱?”
山中定次郎的到访,标志着恭王府变卖大幕的正式开启。1912年初清室倾危之际,溥伟、良弼等曾成立宗社党,企图恢复大清帝制。民国成立后,他逃到青岛,与肃亲王善耆、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一起谋划着招兵买马,策动“满蒙独立运动”。为了凑足复辟经费,这位末代恭亲王开始变卖恭王府的文物珍玩、府邸和土地。
日本古董商买走大批古玩
奕訢有四个儿子:长子载澂,次子载滢,三子载濬,四子载潢。其中,载濬、载潢早殇。
载澂以放荡顽劣驰名,据说曾带同治皇帝出入花街柳巷,让奕訢深恶欲绝,最终父子情义断绝。载澂1885年因病去世,因无子嗣,慈禧太后懿旨,把载滢的长子溥伟过继给他。1898年,奕訢去世。根据嫡长子继承制,载滢的儿子溥伟作为载澂的嗣子,以长孙资格袭恭亲王王位,同时也承继了这座王府。
溥伟变卖的第一步,是将恭王府除字画以外的文物珍玩打包出售。这缘于他对时局的失望,也缘于其毁家报国、力图维持帝制的愿景。溥伟在《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写道,1911年12月左右,他前往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今外交部街)探望袁世凯。在看清了袁氏无意扶持清室面目后,溥伟回家和母亲商量,决意变卖家产、毁家以纾国难,“归而禀请堂上,以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堂上允之”。得到母亲同意后,溥伟“乃尽出古画古玩,招商变价”。
这一决定,直接招致山中定次郎对恭王府文物的批量收购。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此次文物出售具体名目和交易金额的相关档案,连《山中定次郎传》也只是含混写记为“数额不同于十万或二十万”。不过,1913年2月27日、28日和3月1日三天,山中商会在纽约举办了“恭王府收藏拍卖会”。据保存至今的当年拍卖图录显示,这次拍卖会共有536件文物上拍,其中玉器250多件,青铜器110多件,瓷器130多件……所有拍品无一流拍,拍卖总额达280435美元,创当时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同年,山中商会在伦敦拍卖了恭王府文物211件。两次相加已有近千件,再加上拍卖之前,山中曾在日本国内进行过销售,因此,保守估计,他从恭王府收购的文物珍玩应在一两千件左右。
至于溥伟出售所得,从其他记载亦可略窥一二:为筹措宗社党活动经费,1913年5月,避居青岛的溥伟曾托日本浪人宗方小太郎与北京横滨正金银行交涉,以北京的王府土地为抵押,借款五十万两。正金银行经理的回信中,就有“恭亲王以前卖书画古董藏品得款约四十万圆”之语。
溥伟之子毓嶦介绍,恭王府在直隶省100余县州内占有的土地大约有7000多顷;在关外还有四个大庄头,每个庄头不下千顷土地,一共可能有近万顷土地。光绪末宣统初,每年收入的地租大约是12万元现洋。
这些土地,有始封恭亲王时皇帝所赏赐的,也有恭王府逐年添置的。由于买卖土地过程中有佣钱可图,而且凡是经某管事手收买的土地,便由他下去收租——“沾手三分肥”,这一过程又有进项。因此,各管事对买卖土地都十分上心。“卖地的情况也是多种多样:有的京官告老还乡,如家在江南,便把土地卖了,到家乡再去买;有的急需用款,或为运动官职,或为弥缝处分等而卖地。”还有某某官员死后,下去收租时得不到地方官的支持很难顺利完成,土地反而成了累赘,也就不如卖了它后在北京置些房产。
当时负责向宗方转递信息的汪钟霖,如此介绍恭王府土地的价值:“恭亲王府在北京附近有价值约两百万两白银的土地,其中一百二十万两的土地是皇帝赏赐的,其余价值八十五万两的土地是恭亲王自己买的。现在想把所有这些土地作为抵押,以三年为期限借款五十万两。”但民国政府不保护其地产,加上时局不靖,正金银行最终没借款给溥伟。
溥伟三兄弟卖掉恭王府
土地抵押不成,溥伟开始筹划抵押恭王府。
本来,恭王府每年地租收入12万元现洋,如果精打细算些,亦可足敷开支。溥伟谋求复辟,自然为袁世凯所不容,被迫避居青岛。然而,他一切吃喝用度甚至鸡鸭鱼肉和咸菜等依然从北京采买,而且还点名只要老字号的,如天福号酱肉、天源咸菜、致美斋点心等,开销自然不小。除此之外,每月还需现款三五千元做开支,不够用了,就打电报让北京汇款。
溥伟搬到青岛后,溥儒和母亲等为避袁世凯,也搬出恭王府,住到西山门头沟的戒台寺。那里虽没有使用现钱的地方,可每天的吃喝也得用驴垛子由城里送去,一天仅运费就得几十元。再加上府里住着的溥僡等人的开销,王府开始入不敷出。
一开始,恭王府没钱时,管事还可向相熟的银行拆借。时间一长,银行开始拒贷。无奈之下,民国初年,溥伟以恭王府蓝图抵押,向北京天主教会西什库教堂借用大洋35000元。早就觊觎恭王府的西什库教堂,看透了溥伟等人的外强中干,年底结账时连本带息开来了清单,原借的是35000元,比如加上500元利息,一共是35500元。溥伟等自然是无钱可还,此时,西什库教堂不但不要钱,反而还主动再借4500元,凑足4万元的整数。第二年还是没钱还,没关系,再借几千凑5万。只是教堂的高利贷,也就从5万元起息了。
几年之后,本息累计到了20多万元。这时,教堂方面将恭王府告上法庭,要求立即还钱。官司拖了3年,债务已由24万元滚到28万元。而据毓嶦的统计,恭王府借西什库教堂的钱,加起来不到14万。无奈之下,溥伟将恭王府劈成两半,前边的房屋押给西什库教堂用来抵债,后花园所有房屋留给两个弟弟溥儒和溥僡。1932年,辅仁大学以108根金条代偿债务为代价,获得了恭王府府邸的产权。
溥儒、溥僡卖后花园所得,当时约合15万银元。兄弟俩先将这笔钱存入银行,本来计划买房子,自住的同时再出租,以补贴家用。他们先在鸦儿胡同看了100多间房屋,不如意;以后再看的不是嫌价钱贵就是房子次,几年也未选中。钱在银行存着虽有利息,但远远抵不上每月的支出,没几年就花光了。溥伟抵押王府的钱,一样早已用光。就这样,偌大的恭王府府邸,就被溥伟、溥儒和溥僡三兄弟所卖掉。
溥儒卖光名画
恭王府卖给了辅仁大学,溥儒不得不带家小移居颐和园介寿堂,开始变卖恭王府字画,
比如宋无名氏的山水图卷。启功年少时,曾在旧书摊买到一本“渚素主人”即溥儒的父亲载滢所选定、抄写的《唐诗选集》之《云林一家集》,并送给溥儒。溥儒高兴之余,同意将此画借给启功临摹。据启功回忆,此画的题款为:“北宋人山水名画。溥心畲珍藏。”他以透明蜡纸勾摹布局,花一个月工夫,以纸、蜡各临一本。启功归还后,1935年,溥儒即将此画卖给了常在北京活动的美国纳尔逊美术馆馆长席克门。
又比如宋徽宗的《五色鹦鹉图》原是清宫旧藏,后赐给恭亲王奕訢,盖有“恭亲王章”。它1911年流失后出现在厂肆,据说由古董商张允中购得后售给日本人山本悌二郎,1933年成美国波士顿美术馆镇馆之宝之一。
再比如唐代画马名家韩幹画的《照夜白图》卷,先被南唐李后主收藏,经大画家、书法家米芾和贾似道等题款。1935年前后,英国收藏家戴维德委托中国古董商叶叔重搜寻。叶拜托琉璃厂博韫斋经理萧虎臣去向溥儒请求转让。当时,溥儒家中正急等钱用,便以一万银元转让。此事轰动当时的古玩界、收藏界,大收藏家张伯驹获悉后,曾致函主政北平的宋哲元请求阻止,但未成功。此后,这幅中国唐代名画几经周折,最终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收藏。
差点被溥儒卖出国外的,还有中国目前保存最早的书法名迹——西晋陆机《平复帖》。此帖是东吴名将陆逊之孙陆机听说好友患病,提笔匆匆写了一封慰问信,遥祝对方尽快康复。它比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还要早七八十年。乾隆年间,《平复帖》回到大内,后赏赐给成亲王永瑆,1880年为奕訢所夺。1937年,溥儒因母丧急需款项,欲以20万银元的价格出售。张伯驹获悉后,几番努力,最终以4万银元购得,此珍宝方得以免了流落异国他乡之虞。1956年,张伯驹将《平复帖》捐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据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教授富田升考证,辛亥革命后,明确证据表明从恭王府流出的书画作品就有二十几件。经溥儒之手卖掉的,至少有20件。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随着清朝的覆灭,清室王公的俸禄也告终止,加之田租征收越来越难,昔日王公贵族生活日趋拮据。雪上加霜的是,这些王公们大多只有挥霍之习——吃西餐、置洋房、装电话、买洋车、串赌场、逛妓院、吸鸦片等等,却无谋生之计。为了维持往日的排场和享受,只好或变卖祖上遗留的珠宝、古玩、字画,或卖掉祖坟的树木、砖瓦、石料等物以及马号、花园等附属建筑,最后直至变卖府邸。
溥伟之外,如贝勒载润,1928年先把府邸的中、西府以十万大洋的价格卖出,用以购买福特、道奇轿车和偿还赌债;十年后,又因生活拮据,以十万大洋的价格将府邸东路卖掉。
又如庆亲王奕劻的第二子载搏嗜好赌博,一夜之间输掉宅子。至于溥儒,除了卖字画,史料记载,他曾托学生在上海、香港一带找人,有意卖掉慈禧所戴、后赏给恭亲王奕訢的祖母绿宝石。
和其他王公府第一样,民清鼎革之后,恭王府也不可避免地收入锐减,而溥伟、溥儒等讲排场依旧。毓嶦回忆,有一个姓戴的管事,出于对主人的一片好心,曾给溥伟上了一个禀帖,劝其节约开支。溥伟大怒,认为一个奴才竟敢大胆干预王爷的事情,立刻将戴辞退。溥儒搬到颐和园之后,张大千住其隔壁听鹂馆,发现溥儒身边还有不少仆役,生活拮据,但仍不忘摆排场。张大千描述,有一天晚上他到溥儒家里去,等走的时候,一声“送客”,院子里的佣人就得打着灯笼、站立两旁相送,灯笼亮得跟白昼似的。这说明恭王府虽然已经没落,但溥儒还在摆着谱。
逆历史潮流而动,溥伟等谋划的复辟帝制、“满蒙独立运动”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溥伟对大清可谓忠心耿耿,但由于当年慈禧曾有立溥伟为太子之意,以致溥仪对溥伟颇有戒心。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始终未赐给溥伟一官半职。
1869年,恭亲王奕訢在自己府内留影。
不仅府邸、古玩字画被变卖,王府土地被收回,就是恭王府在昌平、门头沟的三处园寝——翠华山园寝、南庄园寝和西峰岭园寝,在墓室被搜掠一空之余,园寝的土地、树木等随着恭王府被卖掉,也在日寇侵占北京时期逐渐被卖光了。资料记载,恭王府当年流失的文物约2000件。时至今日,仍不时有恭王府文物亮相各大拍卖场的新闻传出。
至于从恭王府中购得最大一批文物的山中定次郎,也于1936年底去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此后,山中商会在美国的财产被封存、拍卖。拍卖所得的8600多万美元被美国没收,山中商会损失了近80%的资产,最终走向式微。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恭王府的悲剧,是清室衰微的缩影,也有奕訢后人未能与时俱进的因素。金毓章是末代摄政王载沣之孙,在《生正逢时》一书中回忆,尽管民国时期摄政王府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但载沣颇能安于这种日渐贫困的生活,吃穿用度很简朴,一般吃片汤、面条,一顿饭顶多两三个菜,而金毓章他们常炒窝头、做糊塌子、包饺子。尽管时局变乱,但与恭王府相距不远的摄政王府始终完好地留存在载沣家人手中,直至1949年后被政府收购。
相关报道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