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许知远出版了一部关于梁启超的传记，引起了一波不小的热度。相比于早年的高产量，他已经五年未出版自己的作品，而近年来在大众传播中，他又是最为人们熟知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之一，他在众多场合都提及了这部传记的写作，使得人们对它抱有巨大的好奇。这部作品是骡子是马，许知远终于要拉出来遛遛了。

虽然是新闻行业出身，但这些年，大众似乎更熟悉另一个许知远的形象——那个2016年开始在网络上播出的纪录片风格节目《十三邀》里的许知远。

在节目中，许知远总是穿着长袖衬衫、牛仔裤加拖鞋，屁股兜里永远插着一本不知道看没看过的书，喝着酒和咖啡，时不时地要抽支烟。无论是在独处的旁白还是与嘉宾的谈话中，他总是表达着他的困惑、痛苦与愤怒，表现着一个笨拙的、悲伤的、固执的、不合时宜的精英知识分子形象。

《十三邀》让许知远获得了空前的热度，使其背负赞美与指责两极评价，让大众第一次得以非常直观地去观察许知远其人。

这样的形象如此典型，却内含着深重的偏见。许知远说他带着偏见做这个节目，渴望知识的碰撞来打破他的偏见。可人们惊讶地发现，许知远在一次又一次的谈话中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偏见，他的常用词几乎没有改变，人们从节目中看到的是双方在谈话禁区前的后撤，留下种种尴尬的时刻，而不是“知识的碰撞”，并且他不想改变这一点。于是，除去谈话对象的粉丝关注外，因坚持自我而真挚坦诚的许知远形象成为这一节目后期实际的卖点。

许知远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引发的讨论，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文化现象。

许知远转型这五年

五年足够让一个人完成他的转型。说起这五年，许知远完全告别新闻业，投身于创业大潮干了不少事情：2014年单读公司创立了“微在”网站，主打搞笑、娱乐等通俗的内容，并在2016年独立发展，之后还衍生出了“微在涨姿势”等短视频娱乐栏目。

另一方面，单向空间的阵地之一《单向街》杂志书在2014年转型成《单读》之后，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开始打造“单读”品牌。

在这一品牌框架下，2015年许知远开始录制个人电台节目，每周两期分享他的个人阅读，获得不错的反响。而许知远总说要倒闭了的单向街书店，也开了一家又一家的分店，文艺沙龙也从来没中断过，还出过爆款的单向历等等。

从纸媒到互联网，从文字到音频、视频，从现实到虚拟空间，许知远展示了他对新生事物的好奇，以及介入当下现实的愿望与勇气。

许知远的创业，就其小众的文艺青年定位而言，无疑是成功的（赚不赚钱另说），单向空间作为城市中的“理想主义乌托邦”的品牌形象也稳固地确立了。

但是经过这些年，在许知远的语言系统中，有一个对立从未发生改变：精英与大众。《十三邀》中引起广泛讨论的是他与马东对话的一期，许知远不理解马东为什么不做一个冷峻的知识分子而堕落去做粗鄙的娱乐节目，他不断地追问，马东则表示自己无所谓，反问他：“我们精致过吗？”

在这期节目里，精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呼之欲出，舆论场中人们纷纷站队，在996的疲惫生活之余求片刻放松的人们自然是疯狂鄙视许知远的“自恋”了。事实上，马东在舆论中的胜利却反证了许知远的思维逻辑：5%精英不被95%的大众理解，大众被娱乐所俘获，只求快乐而不要严肃的思考。

做精英，还是取悦大众？

无论是自诩为精英的许知远，还是自称底色“悲凉”做着大众娱乐的马东，看似针锋相对的他们实际上共享了同一种逻辑前提。两人的对话在一开始引用的《娱乐至死》提示了我们，多少年来像《乌合之众》《娱乐至死》等作品一直是中国“精英”理解大众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群众聚集在一起就会变成一种盲目的力量，一个人在群体情绪的影响下无法进行真正严肃的思考，只会被利用，于是群众就成为了庸众。而娱乐对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更是让严肃的思考不再可能，人们沉溺于快乐就不会再去思考什么是真正对社会有益的。

作为这种庸众的对立面，“精英”或者知识分子的使命就呼之欲出了：他们要担任社会的意见领袖，把醉生梦死的庸众们敲醒，带领他们做正确且高尚的事情，而什么是正确，由精英们说了算。

这种群众心理学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市场，因为它迎合了人们的心理快感：嘲笑大众是最方便且安全的行为。这类似一种“精神胜利法”，尽管很多人在现实中可能遭遇这样那样的困难，但通过设想愚昧的大众，将自己放在他们的对立面，他们就可以把自己认定为清醒的社会良心。

于是，在精神生活中，在文化等级上，他们是最终的胜利者。在社会重大事件的舆论场中，我们到处都能看到隔岸观火的“理中客”们，他们总是将自己从大众中排除出去，纯熟地运用这种与大众相对立的思维技巧。

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要么被拿来作为精英自我确证的循环阐释，要么被利用来作为调动大众情绪从而俘获大众的工具。这就是许知远与马东在同一种逻辑下的区别。

实际上，只要仔细推敲一下许知远口中的庸众到底是谁，我们大概就能知道，这些庸众是拥抱城市文化的中产与准中产们，是互联网娱乐消费的主要受众们，是目前在中国社会舆论中的核心力量。我们可以问一下，在精英与庸众的划分之外，还有哪些人没有被计算在内？那些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农民工、残障人士等等，他们进入精英们的视野了吗？

面对市场化的商业大潮的冲击，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过一场关于人文精神是否已死的大争论，许知远的文青时期，就是在人文精神退缩于小圈子内这样的社会状况中度过的，于是愤怒与悲伤成为这代文艺青年与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

娱乐的回收与知识的可能性

这些年，许知远在创业方面的尝试、他展现出来的拧巴与纠结，背后是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与矛盾。

深刻是许知远尝试进入社会文本的方式，希望这层剥开还有一层，最终到达超越性的意义内核。但是如今，商业娱乐与消费主义并不是独立于这种深刻社会的另一个社会，它们已经无孔不入地进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存在形式。

一方面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不再截然区分，书店图书馆开着咖啡厅，将自己变成休闲场所，商业深深地嵌入传统的文化领域。另一方面，互联网的高速发达，人们表达意见渠道的高度繁荣，即时交互的加强，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地将即刻的情绪转化为行动，当下情绪的主导性使不同的观点之间的争论很容易变成人身攻击。而同时，人们情感连接的虚拟性逐渐加强，使得圈子文化相比传统的家庭、单位，更让人们获得社会性的情感归属，在这种文化情绪中，站队成为常见的意见表达方式。

在这样的社会中，趣味与意见是高度个人性的事情，并且人们能够轻易以戏谑的态度在虚拟空间中将不同意见的尖锐性消解，成为情绪的消费品。正如许知远的坚守自我、不合时宜非常简单地就被娱乐回收，成为新的吸引点，网友的攻击都会反过来构筑他的知识分子形象，变成目标受众的消费。

许知远这样一个自由派保守分子无力面对这样的现实，他所有看似尖锐的质疑与批评都会被回收进娱乐与消费的模式中。他对思想的真诚使他既无法像马东、李诞一样接受娱乐的洗礼，只能以一种防守的姿态进行创业，同时又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批判，只能不断地表达着自己对时代的困惑与不解，沉浸并享受着知识分子的“挽歌”。知识变成了他自己享乐的一个环节，于是在《十三邀》中他只能不断地重复自己，最终成为了自己的趣味与标签。

娱乐与消费主义也许是需要被批判的，但是它构成了当下社会的基本形态，并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表达意见、相互交流的方式，简单的对立式思维无法完成批判的使命，必须寻找新的方式。事实上，大众从来不是敌人，真正有问题的是与大众结合的方式。介入现实、团结大众的方式永远不是深刻，而是公开与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