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人在19世纪中期开始涌入上海，他们首先要找到栖息地，最初栖身于公共租界、法租界近郊河流的船上。直到船体破烂不堪，他们将船拖到岸上以搭建棚子；或者用帆布搭建简陋帐篷，帐篷只比睡袋大一点，人只能躺进去睡觉。等做苦力赚到点钱了，他们就买来毛竹、麦秆、稻草、泥砖，搭建起草房。1870年代起，越来越多且密集的草房组成了街区式棚户区。

至19世纪晚期，黄浦江两岸的棚户区形成规模，大部分居民是苏北人，集中在码头工作。上海日趋繁荣，棚户区日渐扩张，1932年和1937年的战事更是加速棚户区扩张。进入1949年，上海有322个棚户区，容纳近百万人，每个棚户区至少有200间草房。

窗户就是墙洞，门由一块破布充当，考究点的草屋屋顶有油毡纸用于防水，地面泥砖上铺上稻草就是床，旧洋铁罐子是火炉。草屋与自来水无缘，附近水井的水质很差，居民只好用街区消防水龙头取水，工部局允许每天早晨打开水龙头一小时。寒酸的草屋里，至少住有两户人家，有时多达4家，草屋常搭建阁楼以容纳更多人。

这张哈里逊·福尔曼拍摄的苏州河岸的照片可以很清楚看到棚户的形成——从船到简易棚子。

作家查尔斯·达温特在《上海旅行指南（1905年）》里这样记录棚户区：“在苏州河的高河段地区（虹口），从斯高特路往北，游客们只要愿意就会看到一个个真正的乞丐村。这些人来自长江以北，江北是个贫困地区。他们的草房是用手脚边能得到的随便什么东西盖起来的——泥巴、芦苇、碎砖、旧木板、动物毛皮、麻袋布，还有宣传昂贵肥皂的涂磁漆铁皮广告牌。那里有的是婴孩和顽童（冬天穿衣，夏天光屁股）。”

棚户区有碍市容、治安、公共卫生，租界当局和体面人群将此视为法外之地。从棚户区诞生起，官方就试图用法律程序来拆除它们，但行政力量铲除棚户区的努力最终都宣告失败。棚户区居民展开高度有组织的斗争方式，当局拆除一片草棚后，更多草棚被搭建起来，警察不可能天天盯着草棚而不干别的事。

最严重的官民对峙发生在1936年和1937年，面对工部局的警察，棚户区男人拿起扫帚，女人拎着便壶，儿童挥舞便壶刷子。警察方阵甚至被便壶围起来，工部局只能在熏天臭气中让步，棚户区获得一段时间拖延期。决战时刻不可避免地到来，警察有棍棒，棚户区有用马桶刷子和粪水武装起来的娘子军，警察们在混战中沾上一身污秽。

水和火，才是棚户区的最大天敌。有人在1920年代观察暴雨中的棚户区：“因为该地坑坑洼洼污水满地，居民们最终不得不用泥土填高道路以确保某些通道。但这样一来使四周地势高于室内泥地面。于是，一旦暴雨倾泻，洼地污水泛滥，连泥带水夹杂沼气流进屋内，使之顿成一片汪洋。暴雨过后，笔者目睹男男女女在草棚内行走，污水齐膝深。小孩们被放在用床和桌椅搭成的岛状物上。往往好几天水势不减退。”

棚户区在冬季火灾频仍，烧木炭的取暖火炉是最大元凶，平常时节的火灾最大元凶是油灯。出于歧视和没有经济收益，地方救火组织常对棚户区的火灾作壁上观，连呼救电话都不接，编借口称棚户区路窄泥泞，救火车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