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南到阿富汗，美国全球强权横跨半个世纪的历程代表的是一段旷日持久的帝国日暮。在态势明确的冷战高涨期，也就是当时总统们纷纷站到了光明与黑暗以及自由与奴役抗争的行列之后，越战带来了一个更为模糊的阶段。美国仍然占据了优势，但越战却让美国人威信尽失，从而只能听任间或出现的帝国自大情绪的上升。

美国记者乔治·帕克在其精彩的新著《我们的人：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与美国世纪的终结》一书中详细讨论了这一帝国迟暮阶段。该书主要围绕霍尔布鲁克的个性，通过描绘一位著名外交官的职业生涯来理解一个时代的特征。

从表面上看，霍尔布鲁克在操纵美国强权的大人物当中的地位并非不言而喻。在50多年里，他曾通过担任各种角色服务于美国强权：在越南任驻外事务局工作人员；在摩洛哥任和平队负责人并自称那是他“所干过的最出色的工作”；他两度出任助理国务卿，并在克林顿总统任内前后担任驻德国和驻联合国大使，后者是他担任过的唯一内阁级职位；最后还担任了奥巴马总统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使。

在已故的、性格粗糙的霍尔布鲁克身上，我们或能察觉到后越战时期美国强权的绝望状态。霍尔布鲁克认为管理世界是他的职业。而更为卑贱的粗活可以交由凡夫俗子去做。首先，考虑一下霍尔布鲁克对于眼见为实的坚持。这一性格特点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出来。

抵达越南的第一天漫步西贡街头的时候，霍尔布鲁克注意到一群人聚集在舍利寺附近。他加入了朝圣者的人群中，并很快发现自己在凝视地上的一件神圣遗物：佛教僧人释广德的被烧焦的心脏。这名和尚曾在1963年6月自焚以抗议霍尔布鲁克奉命前往支持的那个西贡政府的宗教偏执态度。这次邂逅是个不祥之兆。在他致力于和解与乡村发展的同时，霍尔布鲁克最终对西贡政权——一个“声誉全无、糟糕透顶到让人难以描述的”政府——感到了绝望。

成熟了的霍尔布鲁克仍然寻求了解事情原本的真相。在克林顿为确定对外政策团队感到头疼的时候，霍尔布鲁克前往了波斯尼亚，对那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会给美国对外政策制造烦恼的战争进行直接的观察。他所看到的情况使他确信有必要采取行动。16年后，霍尔布鲁克发现自己置身于阿富汗。他聆听得越多，脑海中的越战回响就越发响亮，他对于军事解决方案的怀疑也就越强烈。霍尔布鲁克指出：“我们回到了越南。军事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种理智的坦率支撑起了第二个讨人喜欢的性格特点，那便是霍尔布鲁克愿意欣然向权力层传达令人不快的真相。无疑，霍尔布鲁克绝非叛逆的预言家。与大多数高层官员一样，他曾更愿意保持沉默，而不是危及自己与权力的接近。

不过，在允许的尺度内，霍尔布鲁克还是坦率地发表了意见。作为特使，他在一系列的备忘录中勾勒出自己对于阿富汗问题的犹豫不决的观点。不过，证明霍尔布鲁克爱讲真话的试金石仍然是他1967年为林登·约翰逊起草的越战备忘录，而当时约翰逊并未采纳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