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长达半月的忐忑，于学君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他的“辽普25221”号铁壳渔船回来了。

像一个健步如飞的年轻人打了一个趔趄，于学君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开始了以前的节奏。连说话的语气，也恢复了以往清越高亢的调儿，这位东北渔老大虽遭遇了窦娥般的冤枉，但事情的最后发展方向也不无万幸，“好在船员们都平安回来了，最终的结果我还是很满意的”，于学君的语气一扫几天前的阴霾。

5月18日，大连渔船船主于学君的朋友代其在网上发微博求助，称其渔船在中国海域（东经123.53;北纬38.18）被朝鲜巡逻艇带走，向朝鲜海域航行。随后于学君又称接到朝方的卫星电话，要求支付120万元赎金放船放人，赎金后又被降到60万元。抓扣者确定是持枪的朝军事人员。

正逢中朝海域作业繁忙的花蟹季节，于学君悲惨际遇成为渔民心里的阴影，但这一切很快会被淡忘。在近海渔业资源匮乏、渔民整体面临转岗失业的严峻形势下，生计才是最大的现实困境，身心伤害和越界捕捞的风险，渔民们大多隐忍处之。

于学君是其中不多的不妥协者，丹东当地人认为他“法制观念比较强”。在丹东一带很多渔民，则选择接受垄断的民间渔业捕捞市场的明暗规则，承受与朝鲜协作的中方合作人的各种盘剥，他们的故事注定成为中朝这段复杂边贸发展历史的鉴证。

朝鲜只留了一袋米和面

被抓扣的渔船获放回的第二天，船长姚国治告诉船东于学君，16位船员的精神状态都还好，只有他哥哥当天因为抗拒朝鲜人上船胳膊被打肿了，其余都不碍事。难得出海一遭，回港休整又得耗费钱财，船员们都一致要求继续在海上打鱼，直到休渔期结束。

于学君有些不放心，5月22日上午又打电话给姚国治询问，姚盘点了一番，经此一劫，“辽普25221”号渔船损失柴油5吨左右，机油十来桶，米面七八袋。于学君的渔船是个吨位为230吨左右的大铁壳船，船上原装有60多吨的重柴油，朝鲜人抽走四五吨之后，剩余柴油足够继续在海上作业一周时间以上。“我船上主机烧的是重柴油，重柴油朝鲜人的船用不了，所以他们只取走这么点。”

船上原来备有的十来袋粮油米面，朝鲜人只给留了一袋米、一袋面，“恐怕也不是整袋，但能留一点也算可以了。”于学君的渔船从海上返港不过三四个小时，剩下的给养足够船员所需。粮食被拿走委实不算什么，只要人和船回来了就行。回到中国海域后，等候多时的头船“辽普25221”号马上给船员提供了蔬菜瓜果等食物，在附近海域作业的十来艘大连渔船闻讯后，也主动给米给面，“大家都很高兴。”

“辽普25221”号船长姚国治还告诉于学君，渔船当天被带到朝鲜的椒岛海域，白天船员们人身都还自由，只在晚上时间，朝方让船员们都呆在一个房间里，不许出去。守卫他们的是带枪的朝鲜军人，从出事到放船放人，整整14天，于学君和船员们都在煎熬中等待，这样的等待开始漫漫而又无望，直到于学君的一个朋友将此事和船员们的照片整理后发到网上，事情才有转机。很快微博转载持续发酵，最后引发国内外舆论关注，外交部等政府部门介入。

于学君的老乡大连船东孙财辉去年也有被抓扣的经历，但是没于学君这么幸运。去年的这个时候，孙财辉和张德昌的三艘渔船辽丹渔23979船、辽丹渔23528船和辽丹渔23536船在黄海海域被朝鲜军方抓扣，朝方将渔船及29名船员押回朝鲜并索要赎金。

后来，朝方在2012年5月20日释放所有扣押的中国船员。而被释放的中国船员称，在被扣押期间曾遭到朝鲜士兵的残酷殴打。“船员们都被整毁了，”孙财辉5月22日下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中朝海域，老一辈中国渔民都以东经124度线为界，124度以西属于中国，以东属于朝鲜，大连渔政部门从来都告诫渔民，拖网作业别去124度以东的朝鲜海域。

孙财辉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在中国海域打鱼，朝鲜人也来抓扣，他们有啥权力？他反问记者。于学君也纳闷不解，“我的船离中朝传统分界线还有20海里呢，渔民是在休整的时候被朝鲜人掳走的。”他既不越界，也不买证，只在国内作业，咋也被抓，对方都带着枪，“明显是朝鲜军人”。

朝鲜的合作者

买证跨境捕捞，是在于学君出事后听到丹东渔民的一个说法：要想不被抓扣，捕捞作业又能有收成，就得买证去朝鲜西海岸近海海域打鱼。而这块渔业资源丰富的朝鲜海域都已被丹东东港人承包。

“西海岸基本被几个大户承包走了，去养殖还可以，要是捕鱼想都别想了”，丹东市渔业协会杜姓秘书长退休已有几年，在他对过去几年丹东渔业历史的记忆里，几个东港人对朝鲜海域实现了成功垄断，“铁山近海已经都分割完事”，这些东港大户能把朝鲜海域捕鱼权承包走，说明跟朝鲜方面“都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

杜秘书长透露，承包朝鲜海域的其中最大一家是东港的“宋老六”，宋老六的正名叫宋琦，是辽宁宝华集团的老板。在宝华公司的网站上，该公司主营范围囊括“海陆空”十多个领域。对朝鲜市场的开辟始于2001年，从2004年开始，宝华与朝鲜胜利商社签约成立境外投资企业，项目注册地在平壤，宝华出资300万欧元。

2007年以后，以合作会社为依托，宋琦又争取到了朝鲜东海和西海远洋捕捞经营权。该公司网站介绍，项目总额超过1亿元。据称，宋琦之外，还有三个东港老板分包了朝鲜海域的捕捞权。承包了朝鲜海域后，宋琦等人某种程度上成为朝鲜方面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东港老板组织招揽丹东当地的渔民到朝鲜近海捕捞作业，船主们上交的费用由老板和朝鲜人分成。

“那边情况很复杂，跟朝鲜人合作海域捕捞权，必须和朝鲜中央上层有联系，才能办成这样的事”，杜姓秘书长告诉本刊记者，东港现在承包朝鲜海域的几个大户都是跟朝鲜高层有联系，特别是与军方上层有密切关系，“与朝鲜普通的小军官认识都没用，要是没这些关系，再有钱也白搭”。

熟知朝鲜情况的一位丹东官员称，以先军政治为主导的朝鲜军队的一些机构都在进行商务活动，为了避嫌，与外界出面协作联系的都是这些商社代表，而商社背后领导人都是朝高级军官。东港当地渔民们传言，宝华的宋老六与朝鲜军方的二把手过从甚密，一个可以佐证的根据或是，宋琦一次到朝鲜拜访胜利商社代表，朝方接待他的有两个人民军的中将。

去那一带捕鱼，渔民们要向宋老六公司缴纳一笔“帮艇费”，每年价格都不一，一般每条船根据吨位价格在10万、20万不等。具体由宋老六和朝鲜方面议定，“宝华要考虑到朝鲜的要求和东港渔民的实际情况，在这中间平衡，这个平衡实在挺难的。”宋琦公司负责中朝联合捕捞项目的张姓经理称，他总是听老板跟朝鲜人说：“中朝这么友好，你得让老百姓挣到钱，别老是把‘帮艇费’往上提。”

但东港一位船东有另外说法，“帮艇费”的数目实际上是宋老六他们自己说了算，船主根本没有话语权。去朝鲜海域，打人家的鱼，但还得看中国人脸色。宋琦的联捕项目每次在5月间启动，到7月朝鲜的休渔季结束。参与的东港渔船有近百艘之多，联捕项目收入不菲。

参与联捕项目，船主有亏有盈，但好处是可以确保中方船员的人身和财产安然无虞。在朝鲜海域中国渔民捕鱼，朝鲜炮艇在附近巡逻，“有朝鲜军人看你做的不规范，拿走船上米面粮食，公司回头就会给你报销补上”，张姓经理说，与朝鲜合作这么多年，从没出过什么事。

“那边曾叫代收赎金”

东港老板与朝鲜人默契的原因是，“与朝鲜人合作七八年，怎么着都有感情了”，宝华公司一位负责人称，“朝鲜当时是求着我们去捕捞的，因为他们的捕捞能力差，渔船所需的柴油机油等物资也严重缺乏”。

该负责人称，西海岸联捕协作只是宝华公司在朝鲜的一个小项目，但后来中国官方看到东港人与朝方的民间捕捞合作，既符合辽宁渔业需求实际，也有利于减少涉外渔业纠纷，就以官方出面进行“收编”。

2010年开始，原先以宋琦为主的东港四家大户正式纳入“政府监管，企业主导”模式，每次联捕项目的出海时间，参与作业的船员信息档案等都需报批丹东市渔政边防等部门，而“帮艇费”仍由几个东港老板操作。辽宁省渔业厅渔政处唐姓处长向本刊记者证实，丹东市与朝鲜的这个民间渔业合作项目，已在省渔业厅、边防总队等多个部门备案，经商务部批准。

对于丹东与朝鲜的民间渔业合作项目，丹东市渔业局李利源局长却显得很顾忌，“这类东西比较敏感，在国家层面，不让在新闻媒体宣传。”李解释，让政府低调行事原因是，“中朝两国没有渔业协议，在海上也没明确的界限，民间合作捕捞，东港这边的老板在做，政府职能部门也都支持，但不宜对外说”。

“老六跟人家有合作。人家在那边有投资，朝鲜人才会主动把海域捕捞权给他，让他把投资的钱给赚回来。”东港市政府一位不具名官员称，中国黄海、渤海一带渔业资源严重匮乏，几乎无鱼可捕，而朝鲜那边因为捕捞生产力落后，渔业资源相对丰富，过去丹东渔民想去那捕捞，都要悄悄地给朝鲜军官捅点钱，才能跑过去捕几个小时，现在的中朝联捕项目确实使得涉外渔业纠纷大为减少。

但事实上，由宋老六等人主导的朝鲜西海岸捕捞垄断市场业已形成，政府的规范客观上巩固了东港老板的垄断地位。丹东渔民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向大佬们交钱捕鱼收获希望，要么在中国的黄海海域打捞满网的失望。

这在丹东渔业协会杜秘书长看来，也很顺乎自然，“那块是朝鲜的海域，人家爱给谁就给谁，东港老板跟朝鲜有合作手续，中方也经正式批准。”因此，自然形成这样的做事逻辑，去朝鲜海域作业，交了“帮艇费”，就不算越境捕鱼；而没有手续和不交钱，便出海捕捞是不允许的。

丹东当地渔民透露，在中朝传统海上分界线附近，东港当地老板专门派人在海上看护场子，朝鲜这边也有炮艇巡逻，发现疑似越界捕捞的行为，中朝两边的人马都会出动扣人扣船。

朝方人员与东港大户们关系如此亲密，使得在一次有个东港老板与朝鲜人商务谈判时，“那边人跟我们提出要求，要求东港的合作方帮助他们收钱什么的。”在参与中朝联捕项目的一位东港人理解中，这个钱就是抓扣中国渔船的赎金。宝华公司负责联捕项目的张经理称，他们宋老板经常告诫手下，“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与朝鲜人一起，跟中国人做对，这是做人的基本良知。”

抓扣中国渔船事件频发后，与朝鲜人合作的几个东港老板不免染上同谋的嫌疑。去年5月，三艘大连渔船被朝鲜抓扣后，船东接到朝方电话，让其把数十万赎金限时交到丹东的一个姓宋的账号上。网民把该事件细节与宝华集团的宋琦做了分析对应，宋随后不堪舆论之扰，选择报警澄清。

“不可能上升到中朝关系的高度”

大陆网路广泛流传的一个说法是，丹东的宋氏家族向朝鲜买断了朝鲜海域的捕鱼权，来自大连的渔民因为种种原因，跑到朝鲜海域去捕鱼。但捕鱼没有给宋家交保护费，宋家就指使朝鲜方面教训下这帮外地人。

东港市渔业局黄维东局长告诉本刊记者，宝华公司去年已声明过这事与己无关，公司报案后，公安部门做了调查，结果未明。黄相信，宝华这么大的公司，不会做这样的事。东港当地人士称，宝华宋琦董事长是丹东人大代表，最近刚被评选为丹东市劳动模范，在宝华公司的网站上，辽宁省主要领导视察公司的照片被放在醒目的位置。

辽宁宝华集团一位中层干部向本刊记者确认了去年辽宁多个部门人员专门就此事来公司了解过，但他也称不清楚结果，不过他分析，宝华被中伤不排除是竞争对手所为。辽宁当地一位官员也表示，宋老六参与中朝民间贸易合作，经过双方政府的报备审批，且都跟朝鲜合作多年。即使因为与朝方关系密切，替朝鲜人收钱，“你说他们犯哪条法？”

大陆民众关注的是，朝鲜军方频繁抓扣中国渔民的幕后，有无中方的影子。而在官员们的理解里，无论真相如何，是宋琦等人通过私人的运作引进了朝鲜的民间渔业捕捞合作，该项目解决了当下中国渔业资源匮乏的需求。

调处类似于学君这样的中朝渔业纠纷，辽宁省渔政部门一位官员称，只要我们有明确证据，没有越界捕捞，通过一定时间的外交斡旋，他们就得放船放人，不是外界想象的政府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才介入。“这次证据就很清晰，中国的渔船没越界被抓扣，所以朝鲜就没话好说。”

参与同朝方协调此事的辽宁省渔业厅渔政处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朝鲜抓扣中国渔民事件，政府内部都定性为普通的渔业纠纷，“不可能上升到中朝关系的高度。”该官员透露，有关以往的中朝抓扣事件经过，中方都有清晰完整的调查，但调查结果不能公开。

上述官员表示，朝鲜军警不是经常性地到中国海域来抓船，恰恰相反，“我们到他们那偷鱼倒是常态，”只不过大多中国渔民都认罚了事。“除了于学君，丹东今年就发生了好几起被朝鲜人抓扣的事情。渔民一般私下里选择认罚，交了钱后，朝鲜就放船放人。”黄维东也证实，渔民不报案，政府就不掌握。

而东港的一位中年渔民对本刊记者叙说了过去打鱼的一段经历：在他十四五岁的时候，与父亲出海捕鱼，遇到朝鲜巡逻艇。“那时坐的是两三人的舢板，跑不快，几个凶狠的朝鲜军人追上后，用枪把子把父亲额头都打破了。朝鲜人走前只给留一碗米，一点柴油，好让你跑回家，船里值点钱的东西都给抢跑了。”

“从我祖辈到现在，对他们的印象始终都不好。平时在一起挺好的，但翻脸后就是另外一个人。翻脸比翻书还快。”该渔民称，有部分被抓的渔民的确去了人家海域，但很大部分根本在中国海域，就被掳走了。丹东这边都求息事宁人，而大连船主法制观念强，敢出面抗争。

每年的5月，于学君的两艘渔船便会远上黄海中国海域捕捞。在数百里外的大连海港普兰店，于学君遥想着他的船员们火热又辛劳的捕捞场面，预测着今年的渔业收成。9月后又辗转南方海域。

经过这场风波后，于学君决定以后不会再轻易踏入这块海域，毕竟“跟朝鲜人折腾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