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班牙塑造了世界政治的一次奇观，在君统断绝四十多年后，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为王。现代国家向来是从君主制向共和过渡，罕有君主复辟的。西班牙的社会党人冷眼旁观，为波旁家族的逆天改命感到不解，保皇派却嫌王者归来太晚。

1936年佛朗哥等人发动叛变、开启内战时，并没有打出复辟名号。恰恰相反，军官们声称起事出于迫不得已，共和国已经被极端分子劫持，要从他们手里拯救共和国。前朝王储潜回国内，准备重登王座，却被叛军礼送出境。

西班牙版“走向共和”

西班牙民众对王室缺乏好感。16世纪末，哈布斯堡家族的末主驾崩，因无直系子女，王位传给了血缘较近的波旁家族成员。当世人提及哈布斯堡，联想到全球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对抗奥斯曼的基督捍卫者；而波旁这个名字本身就和旧制度交织在一起，与丑闻、内乱相伴。

从1820年代开始，西班牙王纲解纽，陷入了城市自由主义与乡村保守主义的缠斗，其间还出现了短暂的第一共和国（1873年2月-1874年12月）。1870年代，马德里实施开明专制，进入三十年的稳定发展期。

末代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穷兵黩武、厌恶民主，1923年授予将军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大权，废弃宪法、解散国会。知识分子反对军政府，但底层大众厌倦了民主动荡和经济惨淡，他们希望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能够使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轨道。里维拉是佛朗哥之前的“佛朗哥”，给国家同时带来了经济奇迹和高压政治，

两年后，里维拉将军撤销了军事管制，代之以文官以恢复合法政府。尽管如此，西班牙宪法仍然遭到搁置，舆论批评也越来越多，他7年后迫于群众抗议而辞职。这体现了军政府的先天合法性缺陷，也证明了旧军阀算不上多么残暴。

失去刀剑的护佑，王冠随之落地。将军倒台的第二年，首都马德里市政选举，共和派获得胜利。街道上聚集了大量对君主制不满的民众，马德里市民冲击宫廷，阿方索十三世决定急流勇退。在起草退位诏书前一个小时，骑兵司令建议派一个中队向群众发起冲锋，被国王拒绝。他一辈子昏聩庸碌，但主动退位之举为王室挽回了稍许尊严。

1931年，自由主义的力量局限于几座大城市，广大乡村仍处于贵族、教会的牢固掌控中。如果阿方索十三世愿意号召勤王，西班牙将提前进入内战。国王最终选择风度体面移交政权、流亡海外，留下一个没有共和能力的共和国。

保守派不保王

阿方索在位时个性骄横，喜好装腔作势，处处模仿德皇威廉二世。落后的西班牙毕竟不是发达的德国，霍亨索伦王朝文治武功，雄冠诸国，共和之后仍有不少复辟密谋。而波旁王朝政事倾颓，西班牙人的怀旧情绪远远不如同时代的魏玛德国。

失去国王陛下后，保守派陷入了短暂的迷惘，很快卷土重来。他们既不做波旁王室的遗老遗少，也没去积极拥抱民主自由。奥地利的陶尔斐斯给西班牙指明了方向，即便在无君无父的状态下，照样能实行保守主义的统治。陶尔斐斯是纯正的保守派，同时铁腕打击极左派与法西斯分子。西班牙的右翼效仿这个前例，向共和国的宪法（政教分离的规定除外）宣誓效忠，走议会选举路线，加入体制然后渗透体制。

希尔·洛夫莱斯是这个路线的操作者，他出生于天主教律师家庭，自幼聪颖，接受过僧侣的教育，获得法学学位，做过一段时间的报社记者。洛夫莱斯先是被一个大富豪挑中，当了他的女婿，转而从政。松散的保守派组织经过他的整合，组成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简称CEDA），印着洛夫莱斯照片与竞选口号的海报，贴满了全国的墙壁。

保王派迂腐地反对普选制，洛夫莱斯则敏锐地意识到，普选意味着最广大的农业人口票仓，只要把虔诚的农夫村妇动员起来，就能在选举上打败资产阶级自由派。帝制末期的最后一场选举里，共和派仅仅在大城市获得多数席位，并没有得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CEDA以德意志帝国的天主教中央党为模板，依靠教会的协助，吸收成千上万的选民，号称是世界最大的天主教政党。1934年大选，洛夫莱斯如愿以偿获得胜利，CEDA获得了207个席位，是左派的两倍多。

1932年3月3日，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流亡中的阿方索十三世。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极左派发动起义，暴力抗议洛夫莱斯入阁。作为议会最大党的领袖，竟然不能出任内阁总理，任何一个宪法理论家都不可能同意这个论调，西班牙当局则给出和稀泥的方案，一方面镇压左派暴动，另一方面只给了洛夫莱斯陆军部长的职位。

1935年5月至12月的任职期间，洛夫莱斯没有充分利用自己职权。假设他跟陆军总参谋部建立良好关系，完全能够宣布军事管制，接收政权。但作为文职人员、法学学士，洛夫莱斯害怕赳赳武夫胜过害怕左翼。议会演变路线至少是安全的，他具有一个议员应有的素质，即口才雄辩、工作勤恳。

这届保守派政府复兴工商业，经济走出低谷，失业率降到9%，政绩可圈可点。同时土改措施遭到搁置，工会大规模遭到解散，左派愤怒把这段任期称作“黑暗的两年”。

洛夫莱斯容纳了大部分右翼组织，却没吸纳法西斯。长枪党的报纸宣布：“我们对君主制不感兴趣，对共和制也不敢兴趣，这些事情老头子才关心。”他们不受传统等级秩序约束，在正式集会中，党员无视行政级别，互相以同志称呼。不少成员是无神论者，雷德斯马就非常敌视天主教。

法西斯党旗上的牛轭图案代表农民，底图是象征无政府主义的黑红两色，党报欢呼“希特勒德国万岁”，也欢呼“苏维埃俄国万岁”，因为两者都是更高级、更先进的制度。法西斯独裁诞生于、但不同于旧式独裁，这种亲缘关系体现于长枪党领袖本人身上，何塞·安东尼奥·里维拉正是军政府领袖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儿子。

某种程度来讲，法西斯跟极左分子一体两面：认为代议制低能无效，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资本主义行将灭亡。他们共同痛斥工商业寡头，要求分割大地主的田地，对金融、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只有在民族主义这点上立场不同，如果极左派愿意浪子回头，重返祖国母亲怀抱，变身为极右派并非难事。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红旗报》的编辑奥斯卡尔·索利斯，后来皈依国家主义，投靠了佛朗哥。无产阶级出身的曼努埃尔·埃迪利亚在码头干过苦力，在工厂修过机械，最后投靠了长枪党，成为第二任总书记。

1936年新一届大选，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仅以微弱差距失败，只比“人民阵线”少了约2%的得票率。选举中存在舞弊嫌疑，右派上街抗议，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则毫不客气地还以颜色。

原本自由主义者作为一股理性冷静的力量，有机会居中斡旋，调停双方的争执。法兰西第三共和初期，保王党的力量比之更强大，自由派坚定地跟中右阵营合作，巩固了共和国。西班牙的国情不同，脆弱的第一共和国遭到保皇势力围剿，只存活了不到两年。第二共和国决心不能犯下“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毛病，中间立场的共和派跟各路左派合作，结成“人民阵线”，共同对抗右派。

一个王位坐不下两个复辟派

1936年大选结束后，全国陷入沸腾状态。洛夫莱斯在议会发言中，引用一组数据直观展示混乱局面：各派在街头斗殴中有269人死亡、1287人受伤；381栋建筑遭到攻击或损坏；43家报社遭到攻击或洗劫；另有146次炸弹袭击。

收拾局面的办法呼之欲出，洛夫莱斯提议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派出军警戒严。君主主义者卡尔沃·索特洛附议，他领导着一小批忠于旧君的臣民。保王派在泛右阵营里群众基础薄弱，领袖的个人魅力弥补了这个短板。无论口诛还是笔伐，左派没几个人敌得过索特洛，他是泛右阵营里最有才干的。更可贵的是，在民族性轻佻浮夸的西班牙人里，索特洛富有财经学头脑。

索特洛当选议员时年仅25岁，一年之后晋升到省长职位，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执政时期出任财政大臣，独裁政权的经济腾飞多半归功于他。共和运动打断了索特洛的仕途，因而他憎恶共和国，加入了弱小的保王派。

忠于波旁王室的人数已经少得可怜，还一分为二。

卡洛斯派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右翼组织里最古老的一个，早在1833年就存在了，当时的国王费尔南多七世驾崩，没有留下男性子嗣，其女儿伊莎贝拉继位。王叔唐·卡洛斯援引中世纪的萨利克法典，声称王位只传男不传女，要求承嗣大统。接下来的一百年里，卡洛斯及其子孙持之以恒地谋夺王位，跟当朝君主打了三次战争。1830年代第一次卡洛斯战争最为惨烈，士兵死亡人数超过了后来的西班牙内战。

支持者以“上帝、君王、祖国”为口号，吸引了最忠贞或者说最冥顽不灵的保守分子，企图把“正统”的卡洛斯支系推上御座。经过三战三败，卡洛斯派仍未彻底灭绝，残党在部分偏僻乡村扎根，活着见证了末代国王退位。他们的首领曼努埃尔·法尔·孔德才干平庸，在共和时期没有多大表现。

索特洛属于阿方索派，他小心谨慎，在1936年大选前后天天变换自己睡觉的地点，即便如此，也未能逃过政治仇杀。他和洛夫莱斯在议会发言请求戒严，有位共产党员公然向索特洛发出死亡威胁。没几天，他果真死了，巡逻人在马德里城东的墓地里发现尸体，身上遍布弹孔。

警方在案发后调查出，杀人犯是一位社会党籍中尉和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少校，两人在半夜到索特洛家敲门，声称有案子请求协助调查。索特洛试图给警局打电话确认，然而电话线事先被剪断了，只好跟着他们出门，结果遇害。

暴力暗杀已不是新鲜事，但利用职务之便公报私仇还是首例。根据调查，幕后主使很可能是工人社会党领袖。这桩刺杀案的悬疑性和重要性相当于北洋初年的宋教仁案，两者均迫于政治压力匆忙结案。

索特洛谋杀案的直接责任人仅受到停职的处罚，司法系统的信誉至此破产，人民阵线放弃了治安责任，右派人人自危，原本犹豫不决的佛朗哥加入军变，青年人脱离温和右翼，投向法西斯。谋杀案发生四天后，军官团领袖莫拉正式宣布兵谏，射向索特洛的子弹点燃了内战的导火索。

埃米利奥·莫拉是政变集团初期的头号人物，在旧王朝时期担任最后一任保安总监，内战期间担任北部国民军司令。他宗教感情淡薄，很少去教堂祷告过，对波旁家族从没流露出怀念之情。

也许，部分叛变军官持保王或者法西斯立场，作为一个整体，兵变集团维护共和制，以辛辛纳图斯为榜样。他是古罗马的典范公民，在共和国遇到危机时掌握独裁权，打败敌军后，他便辞职返回农庄，不谋求私利。

莫拉没有迎接阿方索十三世归位，他邀请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议员，宣布马德里中央为非法政权，但党魁洛夫莱斯拒绝了。更糟糕的是，共和国的第一任保守派总统，也没有支持叛变者，内战期间他流亡海外，保持中立。

军方努力谋取大义名分而不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以民选成功的，而佛朗哥一开始就没有合法政权的外衣，做不成辛辛纳图斯，反而沦落为卢比孔河前的凯撒。恢复共和的口号，不能讨好自由派和英法邻国，还不能团结泛右阵营，叛军的轨迹逐渐向君主派靠拢。

卡洛斯派的群众基础雄厚，大本营纳瓦拉省向佛朗哥提供了2.2万人的正规军，1.1万人的义勇军（民兵武装，西班牙语直译为呼啸兵）。士兵占人口的12%，在各省份里参军比例最高。纳瓦拉军团和摩洛哥团、共和政府的国际纵队，并列为战争中阵亡率前三的部队。

马德里共和政府一度试图与叛军和谈，莫拉说：“大街上到处都是呼啸兵，从我所在的阳台上望去，随处可见他们的红色贝雷帽，如果告诉这些人，我跟你达成协议，我将会第一个人头落地。”

顺天应命，王者归来

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国一方自相残杀，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详尽描述了，苏联如何居高临下干涉马德里内政，斯大林主义者如何倾轧其他左翼人士，然而右翼阵营也并非铁板一块。

直到战争的第二年，还有地方报告，长枪党徒跟教士发生斗殴事件。阿方索派和卡洛斯派为各自的主君劝进，而法西斯反对任何复辟君主制的企图，国民军队伍里同时飘扬共和国的三色旗与君主制的红金双色旗。

卡洛斯派原本跟兵变集团的核心人物不熟悉，他们的民兵刚来投靠，佛朗哥就放心大胆地让义勇军给司令部站岗放哨，显示了大将风范。纳瓦拉民兵获准保留自己的标志与徽号，正规军里有卡洛斯分子参加的部队不打旗帜，避免帝制与共和的口舌之争。

法国大革命时期，旺代省的农民因为捍卫君主制和天主教价值观，反抗启蒙主义的革命政府，战争造成大约40万人死亡。纳瓦拉省是西班牙革命的“旺代”，在内战初期，“义勇军”作为国民军主力，死亡率是普通士兵的两倍，他们经常充当突击队，赶赴最危急的战局。

纳瓦拉省虽然极度虔诚而且民风彪悍，却非粗野的边鄙之地，文教事业昌盛，教育程度在各省份排名第二，他们反而歧视内陆的穷苦西班牙人。纳瓦拉人具有悠久的地方分离倾向，数百年来多次反抗马德里的中央集权，但是面对共同的左派敌人，他们归顺了佛朗哥。

尽管卡洛斯派战功卓著，但大部分贵族都支持阿方索派。法兰西第三共和初期，自由主义的力量比较微弱，只是由于保皇党在挑选哪个君主上出现分歧，才没能成功复辟。西班牙人吸取了这个教训，佛朗哥对于卡洛斯派领袖，争取温和力量，毕尔巴鄂·埃吉亚先后担任佛朗哥政权的司法部长、国会议长。而激进的法尔·孔德等人则遭到打击，他在1937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立即复辟君主制。佛朗哥马上把他流放出境，刚开始甚至考虑过以叛国罪枪毙孔德。

佛朗哥在各个派别之间纵横捭阖，恩威兼用，将内部分歧最小化，战胜了内讧连连的共和国。1939年佛朗哥赢得内战的胜利后，没立即确定政体，直到二战结束后，世界局势稳定，当局才决定确立国体。

政府制定《继位法》，明确了君主制原则，并且付诸公投。有1720万选民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显示，民心思定，倾向阿方索派系王室。美国等西方国家派观察员监督，认定这场投票程序大体公正，没有作弊。波旁家族还在位的时候，西班牙人都觉得王朝腐败专制，等见识到了共和乱象革命狂热后，西班牙人怀念起旧日子的安稳。1948年，末代国王之孙胡安-卡洛斯返回祖国，接受王室教育，以接班人身份入主马德里。

佛朗哥很少与年轻的王子谈起政治，也不给他处理事务的具体指点。老将军明白自己那套铁腕治国之道可能不适合未来新时期：“殿下，你没有必要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你成为国王的时候，时代已经变化了。”

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卡洛斯派的军功反倒成了一个劣势，他们在战争中太骁勇凶悍，跟敌人结下血海深仇。阿方索十三世及其后裔，没有成为内战的直接责任者。为了弥补卡洛斯派的贡献，新的西班牙国徽上添加了纳瓦拉省徽章。

1975年11月22日，胡安·卡洛斯在国会议长面前发誓捍卫宪法，登基成为国王。

卡洛斯派偶尔发发牢骚，胡安王子第一次走进马德里大学法律系的时候，一伙吵吵闹闹的学生们高呼口号“打倒白痴王子！”“滚出西班牙！”胡安在警方保镖的陪同下，才进了学校。总体而言，卡洛斯派声势衰退，没能撼动根基。胡安本人风度翩翩，展现出波旁家族数百年的修养：亲切、和蔼、平易近人，获得民众的爱戴。

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储君正式登基。西班牙人兴高采烈地欢呼君王的归位，情形犹如经过王莽大乱后的光武中兴，洛阳人感慨“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胡安继位后，启动民主化转型，议会宪政和波旁君主制同时归来。

短短数年内，西班牙完成了政治变革，1982年工人社会党当选执政，政权和平转移到反对党手中，标志着民主化从转型进入巩固阶段。这场改革是协议式民主转型与迅速民主巩固的典型个案，胡安·卡洛斯一世也因此获得“民主国王”的伟大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