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20世纪王朝复辟之旅
2019/03/25 | 作者 柳展雄 | 收藏本文
摘要:见识到革命狂热后,西班牙人怀念起波旁家族在位时的安稳旧日子。
现代西班牙塑造了世界政治的一次奇观,在君统断绝四十多年后,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为王。现代国家向来是从君主制向共和过渡,罕有君主复辟的。西班牙的社会党人冷眼旁观,为波旁家族的逆天改命感到不解,保皇派却嫌王者归来太晚。
1936年佛朗哥等人发动叛变、开启内战时,并没有打出复辟名号。恰恰相反,军官们声称起事出于迫不得已,共和国已经被极端分子劫持,要从他们手里拯救共和国。前朝王储潜回国内,准备重登王座,却被叛军礼送出境。
西班牙版“走向共和”
西班牙民众对王室缺乏好感。16世纪末,哈布斯堡家族的末主驾崩,因无直系子女,王位传给了血缘较近的波旁家族成员。当世人提及哈布斯堡,联想到全球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对抗奥斯曼的基督捍卫者;而波旁这个名字本身就和旧制度交织在一起,与丑闻、内乱相伴。
从1820年代开始,西班牙王纲解纽,陷入了城市自由主义与乡村保守主义的缠斗,其间还出现了短暂的第一共和国(1873年2月-1874年12月)。1870年代,马德里实施开明专制,进入三十年的稳定发展期。
末代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穷兵黩武、厌恶民主,1923年授予将军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大权,废弃宪法、解散国会。知识分子反对军政府,但底层大众厌倦了民主动荡和经济惨淡,他们希望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能够使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轨道。里维拉是佛朗哥之前的“佛朗哥”,给国家同时带来了经济奇迹和高压政治,
两年后,里维拉将军撤销了军事管制,代之以文官以恢复合法政府。尽管如此,西班牙宪法仍然遭到搁置,舆论批评也越来越多,他7年后迫于群众抗议而辞职。这体现了军政府的先天合法性缺陷,也证明了旧军阀算不上多么残暴。
失去刀剑的护佑,王冠随之落地。将军倒台的第二年,首都马德里市政选举,共和派获得胜利。街道上聚集了大量对君主制不满的民众,马德里市民冲击宫廷,阿方索十三世决定急流勇退。在起草退位诏书前一个小时,骑兵司令建议派一个中队向群众发起冲锋,被国王拒绝。他一辈子昏聩庸碌,但主动退位之举为王室挽回了稍许尊严。
1931年,自由主义的力量局限于几座大城市,广大乡村仍处于贵族、教会的牢固掌控中。如果阿方索十三世愿意号召勤王,西班牙将提前进入内战。国王最终选择风度体面移交政权、流亡海外,留下一个没有共和能力的共和国。
保守派不保王
阿方索在位时个性骄横,喜好装腔作势,处处模仿德皇威廉二世。落后的西班牙毕竟不是发达的德国,霍亨索伦王朝文治武功,雄冠诸国,共和之后仍有不少复辟密谋。而波旁王朝政事倾颓,西班牙人的怀旧情绪远远不如同时代的魏玛德国。
失去国王陛下后,保守派陷入了短暂的迷惘,很快卷土重来。他们既不做波旁王室的遗老遗少,也没去积极拥抱民主自由。奥地利的陶尔斐斯给西班牙指明了方向,即便在无君无父的状态下,照样能实行保守主义的统治。陶尔斐斯是纯正的保守派,同时铁腕打击极左派与法西斯分子。西班牙的右翼效仿这个前例,向共和国的宪法(政教分离的规定除外)宣誓效忠,走议会选举路线,加入体制然后渗透体制。
希尔·洛夫莱斯是这个路线的操作者,他出生于天主教律师家庭,自幼聪颖,接受过僧侣的教育,获得法学学位,做过一段时间的报社记者。洛夫莱斯先是被一个大富豪挑中,当了他的女婿,转而从政。松散的保守派组织经过他的整合,组成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简称CEDA),印着洛夫莱斯照片与竞选口号的海报,贴满了全国的墙壁。
保王派迂腐地反对普选制,洛夫莱斯则敏锐地意识到,普选意味着最广大的农业人口票仓,只要把虔诚的农夫村妇动员起来,就能在选举上打败资产阶级自由派。帝制末期的最后一场选举里,共和派仅仅在大城市获得多数席位,并没有得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CEDA以德意志帝国的天主教中央党为模板,依靠教会的协助,吸收成千上万的选民,号称是世界最大的天主教政党。1934年大选,洛夫莱斯如愿以偿获得胜利,CEDA获得了207个席位,是左派的两倍多。
1932年3月3日,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流亡中的阿方索十三世。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极左派发动起义,暴力抗议洛夫莱斯入阁。作为议会最大党的领袖,竟然不能出任内阁总理,任何一个宪法理论家都不可能同意这个论调,西班牙当局则给出和稀泥的方案,一方面镇压左派暴动,另一方面只给了洛夫莱斯陆军部长的职位。
1935年5月至12月的任职期间,洛夫莱斯没有充分利用自己职权。假设他跟陆军总参谋部建立良好关系,完全能够宣布军事管制,接收政权。但作为文职人员、法学学士,洛夫莱斯害怕赳赳武夫胜过害怕左翼。议会演变路线至少是安全的,他具有一个议员应有的素质,即口才雄辩、工作勤恳。
这届保守派政府复兴工商业,经济走出低谷,失业率降到9%,政绩可圈可点。同时土改措施遭到搁置,工会大规模遭到解散,左派愤怒把这段任期称作“黑暗的两年”。
洛夫莱斯容纳了大部分右翼组织,却没吸纳法西斯。长枪党的报纸宣布:“我们对君主制不感兴趣,对共和制也不敢兴趣,这些事情老头子才关心。”他们不受传统等级秩序约束,在正式集会中,党员无视行政级别,互相以同志称呼。不少成员是无神论者,雷德斯马就非常敌视天主教。
法西斯党旗上的牛轭图案代表农民,底图是象征无政府主义的黑红两色,党报欢呼“希特勒德国万岁”,也欢呼“苏维埃俄国万岁”,因为两者都是更高级、更先进的制度。法西斯独裁诞生于、但不同于旧式独裁,这种亲缘关系体现于长枪党领袖本人身上,何塞·安东尼奥·里维拉正是军政府领袖普里莫·德·里维拉的儿子。
某种程度来讲,法西斯跟极左分子一体两面:认为代议制低能无效,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资本主义行将灭亡。他们共同痛斥工商业寡头,要求分割大地主的田地,对金融、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只有在民族主义这点上立场不同,如果极左派愿意浪子回头,重返祖国母亲怀抱,变身为极右派并非难事。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红旗报》的编辑奥斯卡尔·索利斯,后来皈依国家主义,投靠了佛朗哥。无产阶级出身的曼努埃尔·埃迪利亚在码头干过苦力,在工厂修过机械,最后投靠了长枪党,成为第二任总书记。
1936年新一届大选,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仅以微弱差距失败,只比“人民阵线”少了约2%的得票率。选举中存在舞弊嫌疑,右派上街抗议,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则毫不客气地还以颜色。
原本自由主义者作为一股理性冷静的力量,有机会居中斡旋,调停双方的争执。法兰西第三共和初期,保王党的力量比之更强大,自由派坚定地跟中右阵营合作,巩固了共和国。西班牙的国情不同,脆弱的第一共和国遭到保皇势力围剿,只存活了不到两年。第二共和国决心不能犯下“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毛病,中间立场的共和派跟各路左派合作,结成“人民阵线”,共同对抗右派。
一个王位坐不下两个复辟派
1936年大选结束后,全国陷入沸腾状态。洛夫莱斯在议会发言中,引用一组数据直观展示混乱局面:各派在街头斗殴中有269人死亡、1287人受伤;381栋建筑遭到攻击或损坏;43家报社遭到攻击或洗劫;另有146次炸弹袭击。
收拾局面的办法呼之欲出,洛夫莱斯提议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派出军警戒严。君主主义者卡尔沃·索特洛附议,他领导着一小批忠于旧君的臣民。保王派在泛右阵营里群众基础薄弱,领袖的个人魅力弥补了这个短板。无论口诛还是笔伐,左派没几个人敌得过索特洛,他是泛右阵营里最有才干的。更可贵的是,在民族性轻佻浮夸的西班牙人里,索特洛富有财经学头脑。
索特洛当选议员时年仅25岁,一年之后晋升到省长职位,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执政时期出任财政大臣,独裁政权的经济腾飞多半归功于他。共和运动打断了索特洛的仕途,因而他憎恶共和国,加入了弱小的保王派。
忠于波旁王室的人数已经少得可怜,还一分为二。
卡洛斯派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右翼组织里最古老的一个,早在1833年就存在了,当时的国王费尔南多七世驾崩,没有留下男性子嗣,其女儿伊莎贝拉继位。王叔唐·卡洛斯援引中世纪的萨利克法典,声称王位只传男不传女,要求承嗣大统。接下来的一百年里,卡洛斯及其子孙持之以恒地谋夺王位,跟当朝君主打了三次战争。1830年代第一次卡洛斯战争最为惨烈,士兵死亡人数超过了后来的西班牙内战。
支持者以“上帝、君王、祖国”为口号,吸引了最忠贞或者说最冥顽不灵的保守分子,企图把“正统”的卡洛斯支系推上御座。经过三战三败,卡洛斯派仍未彻底灭绝,残党在部分偏僻乡村扎根,活着见证了末代国王退位。他们的首领曼努埃尔·法尔·孔德才干平庸,在共和时期没有多大表现。
索特洛属于阿方索派,他小心谨慎,在1936年大选前后天天变换自己睡觉的地点,即便如此,也未能逃过政治仇杀。他和洛夫莱斯在议会发言请求戒严,有位共产党员公然向索特洛发出死亡威胁。没几天,他果真死了,巡逻人在马德里城东的墓地里发现尸体,身上遍布弹孔。
警方在案发后调查出,杀人犯是一位社会党籍中尉和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少校,两人在半夜到索特洛家敲门,声称有案子请求协助调查。索特洛试图给警局打电话确认,然而电话线事先被剪断了,只好跟着他们出门,结果遇害。
暴力暗杀已不是新鲜事,但利用职务之便公报私仇还是首例。根据调查,幕后主使很可能是工人社会党领袖。这桩刺杀案的悬疑性和重要性相当于北洋初年的宋教仁案,两者均迫于政治压力匆忙结案。
索特洛谋杀案的直接责任人仅受到停职的处罚,司法系统的信誉至此破产,人民阵线放弃了治安责任,右派人人自危,原本犹豫不决的佛朗哥加入军变,青年人脱离温和右翼,投向法西斯。谋杀案发生四天后,军官团领袖莫拉正式宣布兵谏,射向索特洛的子弹点燃了内战的导火索。
埃米利奥·莫拉是政变集团初期的头号人物,在旧王朝时期担任最后一任保安总监,内战期间担任北部国民军司令。他宗教感情淡薄,很少去教堂祷告过,对波旁家族从没流露出怀念之情。
也许,部分叛变军官持保王或者法西斯立场,作为一个整体,兵变集团维护共和制,以辛辛纳图斯为榜样。他是古罗马的典范公民,在共和国遇到危机时掌握独裁权,打败敌军后,他便辞职返回农庄,不谋求私利。
莫拉没有迎接阿方索十三世归位,他邀请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议员,宣布马德里中央为非法政权,但党魁洛夫莱斯拒绝了。更糟糕的是,共和国的第一任保守派总统,也没有支持叛变者,内战期间他流亡海外,保持中立。
军方努力谋取大义名分而不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以民选成功的,而佛朗哥一开始就没有合法政权的外衣,做不成辛辛纳图斯,反而沦落为卢比孔河前的凯撒。恢复共和的口号,不能讨好自由派和英法邻国,还不能团结泛右阵营,叛军的轨迹逐渐向君主派靠拢。
卡洛斯派的群众基础雄厚,大本营纳瓦拉省向佛朗哥提供了2.2万人的正规军,1.1万人的义勇军(民兵武装,西班牙语直译为呼啸兵)。士兵占人口的12%,在各省份里参军比例最高。纳瓦拉军团和摩洛哥团、共和政府的国际纵队,并列为战争中阵亡率前三的部队。
马德里共和政府一度试图与叛军和谈,莫拉说:“大街上到处都是呼啸兵,从我所在的阳台上望去,随处可见他们的红色贝雷帽,如果告诉这些人,我跟你达成协议,我将会第一个人头落地。”
顺天应命,王者归来
西班牙内战中共和国一方自相残杀,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详尽描述了,苏联如何居高临下干涉马德里内政,斯大林主义者如何倾轧其他左翼人士,然而右翼阵营也并非铁板一块。
直到战争的第二年,还有地方报告,长枪党徒跟教士发生斗殴事件。阿方索派和卡洛斯派为各自的主君劝进,而法西斯反对任何复辟君主制的企图,国民军队伍里同时飘扬共和国的三色旗与君主制的红金双色旗。
卡洛斯派原本跟兵变集团的核心人物不熟悉,他们的民兵刚来投靠,佛朗哥就放心大胆地让义勇军给司令部站岗放哨,显示了大将风范。纳瓦拉民兵获准保留自己的标志与徽号,正规军里有卡洛斯分子参加的部队不打旗帜,避免帝制与共和的口舌之争。
法国大革命时期,旺代省的农民因为捍卫君主制和天主教价值观,反抗启蒙主义的革命政府,战争造成大约40万人死亡。纳瓦拉省是西班牙革命的“旺代”,在内战初期,“义勇军”作为国民军主力,死亡率是普通士兵的两倍,他们经常充当突击队,赶赴最危急的战局。
纳瓦拉省虽然极度虔诚而且民风彪悍,却非粗野的边鄙之地,文教事业昌盛,教育程度在各省份排名第二,他们反而歧视内陆的穷苦西班牙人。纳瓦拉人具有悠久的地方分离倾向,数百年来多次反抗马德里的中央集权,但是面对共同的左派敌人,他们归顺了佛朗哥。
尽管卡洛斯派战功卓著,但大部分贵族都支持阿方索派。法兰西第三共和初期,自由主义的力量比较微弱,只是由于保皇党在挑选哪个君主上出现分歧,才没能成功复辟。西班牙人吸取了这个教训,佛朗哥对于卡洛斯派领袖,争取温和力量,毕尔巴鄂·埃吉亚先后担任佛朗哥政权的司法部长、国会议长。而激进的法尔·孔德等人则遭到打击,他在1937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立即复辟君主制。佛朗哥马上把他流放出境,刚开始甚至考虑过以叛国罪枪毙孔德。
佛朗哥在各个派别之间纵横捭阖,恩威兼用,将内部分歧最小化,战胜了内讧连连的共和国。1939年佛朗哥赢得内战的胜利后,没立即确定政体,直到二战结束后,世界局势稳定,当局才决定确立国体。
政府制定《继位法》,明确了君主制原则,并且付诸公投。有1720万选民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显示,民心思定,倾向阿方索派系王室。美国等西方国家派观察员监督,认定这场投票程序大体公正,没有作弊。波旁家族还在位的时候,西班牙人都觉得王朝腐败专制,等见识到了共和乱象革命狂热后,西班牙人怀念起旧日子的安稳。1948年,末代国王之孙胡安-卡洛斯返回祖国,接受王室教育,以接班人身份入主马德里。
佛朗哥很少与年轻的王子谈起政治,也不给他处理事务的具体指点。老将军明白自己那套铁腕治国之道可能不适合未来新时期:“殿下,你没有必要做那些我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你成为国王的时候,时代已经变化了。”
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卡洛斯派的军功反倒成了一个劣势,他们在战争中太骁勇凶悍,跟敌人结下血海深仇。阿方索十三世及其后裔,没有成为内战的直接责任者。为了弥补卡洛斯派的贡献,新的西班牙国徽上添加了纳瓦拉省徽章。
1975年11月22日,胡安·卡洛斯在国会议长面前发誓捍卫宪法,登基成为国王。
卡洛斯派偶尔发发牢骚,胡安王子第一次走进马德里大学法律系的时候,一伙吵吵闹闹的学生们高呼口号“打倒白痴王子!”“滚出西班牙!”胡安在警方保镖的陪同下,才进了学校。总体而言,卡洛斯派声势衰退,没能撼动根基。胡安本人风度翩翩,展现出波旁家族数百年的修养:亲切、和蔼、平易近人,获得民众的爱戴。
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储君正式登基。西班牙人兴高采烈地欢呼君王的归位,情形犹如经过王莽大乱后的光武中兴,洛阳人感慨“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胡安继位后,启动民主化转型,议会宪政和波旁君主制同时归来。
短短数年内,西班牙完成了政治变革,1982年工人社会党当选执政,政权和平转移到反对党手中,标志着民主化从转型进入巩固阶段。这场改革是协议式民主转型与迅速民主巩固的典型个案,胡安·卡洛斯一世也因此获得“民主国王”的伟大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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