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名为《谢谢，韩国！》的文章最近在国内网络上刷屏。事情缘由是，韩国破冰科考船“ARAON”号1月23日在南极一岛屿成功救援了24名被困的中国科考队队员。因中方人员乘坐的“雪龙”号破冰船在航行途中与冰山相撞，破冰船返回岛屿，科考队员由此受困。

“中国网络媒体如此主动为韩国点赞，两年多来似乎是首次。对于沉寂了一段时间的两国舆论互动，此次确实令人惊喜、意外。”一位韩国驻华记者如此评价。自韩国2016年宣布将在星州部署“萨德”系统以来，中韩关系一度降至冰点。

1月22日，中国驻韩国大使邱国洪在总结2018年的中韩关系时称，中国人常说“风雨之后见彩虹”，韩国有句俗话“雨后地更坚”。“2019年，中韩关系将大步迈向更加成熟稳健的时代。”韩媒分析称，这预示中韩关系将在2019年迎来真正的“升温”。

“氛围比去年好了”

对于中韩关系的走向，韩国媒体多是通过两国间的互动不断进行确认和推测。“每一件小事或许都是两国关系回暖的‘信号弹’。”上述韩国媒体记者称。

1月6日，电影《大人物》在北京一家电影院举行首映，故事取材于2015年大热的韩国警匪片《老手》。首映礼现场，有韩国记者提出敏感问题：作为2019年首部成功上映的翻拍韩国的电影，是否意味着所谓的限制措施将在今年被解除？

中国导演五百并未直接回应此问题，只是说：“《大人物》是上海喜宴影业从韩国希杰娱乐公司购买了电影《老手》的故事结构创意，在中国国内以韩国电影原型人物和事件为基础，重组后进行的本土化拍摄作品。”

一位来自韩国希杰娱乐公司的中方人士告诉《凤凰周刊》，“2017年之后，希杰调整了不少在华业务，演出、音乐领域基本都撤离了。电影事业部舍不得走，目前仍留下发展。”而电影《大人物》的出品公司——上海喜宴文化有限公司，也是希杰娱乐公司在上海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有从事文化影视行业的中方人士称，相比从前“借鉴”，到后来的“一本两拍”及“购买改编权”，单买“故事结构创意”的做法还是头次听说。

1月13日，囊括韩国几代摄影师的作品在被称为“中国最高水准摄影展览平台之一”的北京三影堂开展。“虽然展览规模不大，但在两国文化交流中断一段时间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允许韩国摄影师的作品展出，单是展览本身就已意义非凡。”韩国摄影艺术家金重晚说。

除了影视作品的播放，新年第一天，中央电视台罕见在2018年的世界新闻盘点中，花了近2分钟对韩国偶像组合防弹少年团进行介绍。

中韩文化产业相关人士称，新年伊始，两国文化产业的接触逐渐增加。韩国内容产业相关人士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说:“现在的氛围确实比去年好了”，“今年年初，韩国电影的翻拍作品和韩国演员出演的中国电影陆续开始上映，业界对于‘关系转暖’的关注度很高”。

中韩贸易额仍有增长

相比文化产业，不少来自传统优势行业的韩国企业却没有那么乐观。

以驻华的代表型企业现代汽车为例，其2018年全年销售额为97.2516万亿韩元，同比微增0.9%，全年营业利润同比骤减47.1%至2.4222万亿韩元，创下2010年以来最低。由于金主销售额下降，其零配件合作企业也均陷入资金困境。据韩国《朝鲜日报》此前的调查，58%的驻华韩企认为“现在韩中关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三星物产公司于去年7月关闭了时装品牌“8秒”的上海旗舰店。LG旗下的生活健康部门在去年5月关闭了化妆品品牌“菲诗小铺”在中国的实体店。韩国著名食品公司“不倒翁”于去年2月撤回其中国法人。化妆品公司爱茉莉太平洋称，随着中低端品牌“悦诗风吟”和“梦妆”在华销量分别减少1%与3%，决定关闭部分卖场。

据韩国《文化日报》报道，2018年两国团体旅游“依旧萎缩”，韩中在电影、唱片、电视剧的交易仍处于“中断”状态。在北京被称“韩国城”的望京地区，由于房租和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许多韩国餐厅搬迁去了东南亚国家。

虽然韩国企业怨声载道，但据韩国政府下属机构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公布的数据，2017年和2018年(以10月为准)，中韩贸易规模比前一年分别增加了13.5%和15.1%。即便在“萨德”争议发酵的2017年，中韩两国贸易额仍然实现了连续6个月的增长。

文化产业领域，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和文化信息振兴院公布的《2018年上半年内容产业动向分析报告》，韩国2018年上半年的文化产品出口出现了明显好转，出口额比上年同期增加7.3亿美元，增幅达到27.0%。在出口比重较大的游戏领域，出口额增加近50%，带动了整个内容出口业绩。电影领域增长更为明显，增幅高达258.6%。

2016年7月，韩国正式宣布，将在美国的协助下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发国内争议以及区域国家的不满；2017年2月，韩国乐天集团决定为部署“萨德”提供场地；同年4月，“萨德”的2辆发射车、X波段雷达开始在韩国投入运行。

“萨德”投入运行近两年后，乐天、三星、LG、现代汽车等韩国知名企业的在华经营也陷入困境，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直接关联呢？

“那些韩国大企业在中国遇到困难，并不仅仅因为‘萨德’这样的政治因素。更主要的是，因为它们执着于自身风格以及韩国本土的营销模式，盲目扩张海外事业，可以说是在中国本土化的失败。”韩国圆光大学韩中关系研究院教授崔子应（音）向《凤凰周刊》解释说，韩国企业对总部依赖过高，例如只从韩国派遣高级人士及技术专家,而无法开展以本土化为主的战略,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他看来，韩中两国在地理位置上虽然接近，但市场策略和营销文化完全不同。“仅把韩国国内的经营风格和战略照搬过来，绝不可能赢得中国消费者的心。”

2019年1月25日，现代汽车位于北京郊区的工厂。

技不如人和新挑战

不少韩国专家认为，在技术和性能方面的竞争力不足，是2018年在华韩企面临的最大挑战。

韩企过去多以技术领先、品牌形象高端、营销经历丰富等特点作为主要竞争力，但近年来，这些特征正被中国本土企业迅速赶超。中国本土企业的飞速发展，特别在提高技术和降低成本方面不断突破，让在华韩企失去了固有竞争力。

被中国本土企业“挤掉”的代表性案例是三星电子。2013年第4季度，三星电子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的占有率达19%，占据第1位。但由于企业费用上升带来的成本上升等原因，增长动力减弱。2018年第2季度被挤出前5位，第2季度，三星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仅为0.8%。在中国市场夺冠的是本土企业华为。华为在2013年第4季度仅列第4位，但在2018年第2季度，其占据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第1位。

除了三星以外，韩国现代汽车也面临被中国本土企业追赶的现状。

据韩国Newspim新闻网报道，2018年上半年，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售出60万辆，从市场占有率来看，减少趋势明显。同年现代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为4.5%，与最高的2014年(9%)相比大幅下跌。相反，中国本土和日本汽车占有率分别比2014年增加了5%和2%。有业内专家评价说:“在中国市场，韩国汽车品牌不仅落后于德国、美国等高端汽车品牌，同样落后于日本和中国本土品牌。”

需求不振是韩企在华发展的最大障碍。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分析称，如果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1%，韩国的GDP也将下降0.5%。对此，首尔大学经营系教授金守旭认为，随着中国城市高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减少消费，整体经济的增长势头也在减弱。“韩国的增长动力之一正在消失。”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前9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为9.3%，比前一年同期减少了1.1%。有经济学家表示:“在中国数亿人成为中产阶层，他们增加的收入用来消费汽车、家电产品和更好的饮食，从而带动了中国经济的上升。但随着中国消费者捂紧腰包，电子产品等大型产品销售也会受到影响。”

金守旭认为，中国消费市场影响了对中国依存度较高的韩企。它们在同本土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加上中国消费萎靡不振，很难乐观看待未来的发展。

韩国中国商会对进军中国的7个行业、218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21.1%的企业指出，“当地需求低迷”是企业在华发展的主要困难。

“拉动内需的中国中产阶层的增长逐渐达到极限，这些人已经拥有了汽车，很难找到拉动内需新的增长动力。”金守旭分析称，消费能力的下降将影响中国的制造业，而向中国出口显示器等零部件和材料的韩企难免会受到进一步的打击。

对于关注度较高的中美贸易摩擦问题，韩国产业研究院针对进军中国的韩企实施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3.5%的调查对象企业认为会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剩下的大部分企业(61.9%)认为“还没有影响”。

如何化危机为机遇

面临一系列难题，有韩国专家预测，韩企在华发展或在2019年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未来如何适应新的中国市场，很多韩企有了新计划。

“未来在中国市场，韩企很难独立生存，因此选择与符合自身发展战略的当地企业进行合作的韩企正在增加。”一位长期从事韩企对华投资与并购业务法律咨询的韩国律师告诉《凤凰周刊》，“与过去的合作方式不同，部分韩企选择把主导权交给中企，在获取经济利益、达到预定目标之后就离开，所谓‘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的倾向越来越强。”

对于2019年中韩两国企业如何合作，很多受访的韩国学者提到，目前到了探索中韩合作新方向的时刻——探索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进行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是未来的趋势。

“我们没想到，借着安倍首相的访华，中日能在第三国合作方面取得如此大的进展。韩国对此感到非常羡慕。”去年12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韩经贸合作峰会2018年会”上，谈及中韩如何借鉴中日合作的经验时，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中国经济室副研究员李贤泰如此感叹。

据其分析，韩国商界之所以对第三方市场合作不甚积极，一方面源于在基建工程领域，韩国一直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这使得韩企的心理负担“较为沉重”。另一方面，也有韩企担忧合作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技术泄露，因此往往愿意单独进军第三国。

李贤泰还建议，在东南亚地区，韩中两国企业可共同进军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市场，成为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伙伴。双方也可以持续关注朝鲜半岛局势变化，为未来共同开发朝鲜市场、进行韩中朝三边合作做好前期准备。

全球经济形势和全球产业链的变化也同样影响着韩企的决择。

“最近渴望来华投资的韩企咨询的内容发生了明显变化。”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经济信息部的金伦希博士告诉《凤凰周刊》，此前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进军中国市场”和“对中国出口货物”，咨询内容多集中在设立法人程序、某产品的进口时需要哪些认证等。而今，随着韩企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市场逐步加深了解，咨询内容愈加多样化、专业化。例如中国对某些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政策、中国消费趋势、如何与中国企业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甚至于朝鲜半岛局势等等。

在金伦希看来，这说明韩企的对华投资模式正在发生质的转变：合作领域正由制造业逐步向服务业扩大；合作模式也从单纯对华投资走向寻求韩中共赢模式。“这让我们的职员除了要掌握简单的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知识外，还要对中国政策和全球经济动向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虽然一些韩国企业对2018年的成绩不甚满意，但我们认为要从危机寻求机遇，我们仍然满怀信心和期待迎接2019年。”金伦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