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

民国知识人（1927-1937）》

“民国范儿”是近年来报刊媒体上的高频词条。在目下师道尊严日益崩塌的哀叹中，鲁迅、徐志摩、胡适、陈寅恪等一众民国文人都被视作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民国范儿”的代表人物，令人追怀不已。在时人眼中，他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讴歌理想和主义的“大时代”，远非当下以物质成功为标杆的日益精致和苍白的“小时代”。

怀旧与记忆总是折射出活在当下的民众对特定历史时代的想象与投射。换句话说，怀旧和记忆是一个主观建构的过程，其建构出的时代图景距离真实的历史也许相去甚远。

1927年至1937年，是民国时期的“黄金十年”。战争阴云尚未弥漫开来，社会处于一个稳定发展的加速阶段。这一时期的民国知识人，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常生活？他们是如何在吃、穿、住、行等日常行为中发展出一套标榜读书人生活品味的“鄙视链”，并借此建构出自身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同感？

上海的“文明”与北京的“文化”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胡悦晗副教授2018年出版的《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以下简称《生活的逻辑》）一书以民国时期上海与北京两地的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引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借助报刊、文集、日记、回忆录等大量文献材料，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全书共五个章节，首先从民国时期上海、北京两地的城市文化差异谈起，进而对两地知识分子群体的居住空间、职业分层、日常交往与精神生活等不同维度展开论述，结论部分总括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与阶层认同之间的关联。笔者据此对该书展开述评。

作者指出，1927年至1937年的民国“黄金十年”期间，上海与北京逐渐分别形成了“文明”与“文化”的两种城市文化符号。上海以声、光、化、电的现代物质文明为城市象征，而北京则以帝制时代的文脉延续为城市象征。在民族国家的整体叙事话语中，两者通过将对方视作“他者”，建构自身的都市想象图景。

这一时期，上海、北京两地的生活成本日益悬殊。上海寸土寸金，是商人与资本家的乐园。伴随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房租与日常开销不断加大。而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后，北京失去了首都地位，商人与资本家纷纷南迁。

与此同时，天津作为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不断崛起。北京的经济发展遭到强有力的挑战。

然而，经济萧条的另一面，是低廉的物价与生活成本。这使得京派知识分子能够过上一种“低消费、高幸福感”的悠哉生活，而不必像他们的海派同行那样掉入为稻粱谋的忙碌漩涡之中。

不仅民国时期上海、北京两地的城市生态与文化象征差异颇大，两地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职业、收入来源、居住环境等方面也有明显区别。

北京的知识分子多依附于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象牙塔体制之内，收入来源相对固定有保障。在1930年代文教风气甚浓的北京，其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他们能够有充裕的闲暇时光，保持从容不迫的心态。

上海的知识分子多依附于繁荣的传媒和出版业，靠写稿、卖文以及四处兼课为生。这使得上海知识分子的收入来源缺乏稳定性。在近代上海工商社会的城市环境下，知识分子时时感受到金钱和资本无处不在的逼仄和压迫。

城市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差异，加之两地知识分子在职业、收入等方面的不同，孕育出鲁迅眼中的京派“帮闲”与海派“帮忙”的群体症候。

尽管如此，现代中国的城市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体现出一种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他们按照自己的审美取向布置书房，按自己的习惯方式摆放图书、进行写作。

近代出版业的发达，使普通城市居民具有了阅读能力，成为书籍市场上的受众者。他们发展出不同的阅读策略，并将阅读建构为一种超越功利性、超越当下世俗的性灵追求，赋予剪报、画报等“不登大雅之堂”的出版物美学趣味，以彰显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独特的精神生活品味。

在物质生活方面，知识分子群体的服饰打扮与日常休闲娱乐的方式呈多元化趋势。西服革履与长衫马褂混搭，茶社与咖啡馆人头攒动。家庭聚会与互赠礼物，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最佳方式。

在作者看来，现代中国的城市知识分子在作为一个阶层隐隐出现的同时，自身内部的分化也在不断加剧。家庭背景、教育经历、职业差异与经济收入都是导致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分化的不同因素。

然而这一时期的城市知识分子群体尚未彻底固化，而是保持了双向流动的形态。中、下层知识分子竭力保持与普通市民与社会底层之间的区隔，但囿于经济能力，始终无法达到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反而不得不与普罗大众面临共同的生计难题。这种上下两难的困境，致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挣扎中沦为“庸俗”，在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搭建的知识场域中缺乏话语权。

以左翼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则在“抱团取暖”中走向了激进与革命。职业类型、经济收入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使现代中国的城市知识分子尚未构成一个有着清晰边界、准入门槛，形成自身的阶层认同感和诉求的群体时，就已经四分五裂。

民国知识分子的日常

知识分子通常以其思想观念为世人所知。他们的日常生活则处于遮蔽状态。作者从日常生活角度切入，视角颇新。然而必须看到，日常生活史研究面临两个难题。

第一，“日常生活”是一个模糊而又庞杂的概念，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休闲娱乐等皆可囊括其间。如穆时英所言，“我是过着二重，甚至于三重，四重……无限重的生活的”。如何从日常生活的包罗万象中选取合适的素材加以解读，是考验研究者功力的一大难题。

第二，既往社会史、经济史与文化史领域，尽管论述日常生活的专题著述尚属不多，但这些领域均从不同层面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多个维度，并取得了大量丰硕成果。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史应当如何书写才能够推陈出新，树立其自身的学术典范，是亟待解决的又一大难题。

尽管日常生活史如此棘手，但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言：“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日常生活”的包容性和丰富潜力正吸引着新一代研究者不断投身其中。对在学术道路上刚刚起步，频频抱怨“无题可做”的后辈学人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一个研究领域的起始阶段往往表现出学理层面无据可依的匮乏。李金铮曾总结道，已有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存在的较为明显的短板就是“对日常生活的表面描述居多，缺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心灵体验”。

不仅如此，李金铮注意到精英人物在日常生活史中的失语现象。不论是传统社会中的“土豪”、“游士”，还是民国以降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知识群体在社会身份与主体意识层面均具有较强的精英特征。而日常生活史在缘起、发展历程中带有强烈的“目光向下”的色彩，使得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史书写成为一片亟待开拓的新领域。

基于此，《生活的逻辑》一书呈现了一种引入相关学科理论，进行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新取向。作者从知识精英的生活细节、交往互动着手，向读者阐释这一群体的整体身份认同及其内部分化，放置在民国时期社会阶层结构的整体变迁下加以考察。

这一取向既打破了以往日常生活史的一味“向下”，又使因过于理论化而略显抽象的社会分层研究更加“具象”。

就主流史学的学术规范而言，该书对社会学理论的大量使用，难免会有“削足适履”、“以论带史”的问题。然而，理论与史实之间的匹配融合，是一个永恒的争议话题。

具体到《生活的逻辑》一书，在撰写过程中，作者遵循了这样一种若隐若现的写作理路：以经典社会学理论引出问题视角，依此展开历史描述，分析知识分子日常行为背后的文化隐喻及心态变动，最终阐释这一群体内部及其与外部的分化与流动。

囿于该书的框架结构并非基于时间脉络的纵向考察，而是对“黄金十年”里知识群体生活横截面的探讨，这使得在每个章节的行文中，社会学理论既未被视作推动史事进程的动力，亦未被当作剪裁史料的条条框框，而是仅仅作为一种分析史实的工具来使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历史学沦为社会科学理论脚注的尴尬。

该书的时段下限止步于1937年。必须看到，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步伐，也打破了不断趋于固化的城市社会阶层结构。

抗战爆发后，现代中国的城市知识分子开启了他们颠沛流离的空间位移。一部分人辗转来到抗战后方，继续服务于国民党政权；一部分人投奔了不断革命中的根据地政权；一部分人困守沦陷的孤城；还有一部分人则避于香港弹丸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抗日战争瓦解了现代中国的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加速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横向与纵向流动。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流动，对战后国共两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后续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