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控界又起风了。2018年10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将要退出美苏1987年签署的《中导条约》，理由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违反条约。

这一条约被里根时代的国防部长温伯格看作是里根时代“恢复美国军事、政治势力的主要成果之一”。1991年，里根图书馆开幕仪式上，与会的5位历任美国总统均获赠一支特制派克笔，该笔由根据该条约被销毁的苏制SS-20导弹和美制“潘兴-II”导弹外壳制成，足见里根将该条约视为政治生涯的得意之笔，毕竟这是人类自核时代以来，首次销毁整整一个级别的核武器运载工具。无独有偶，戈尔巴乔夫也将该条约视为自己任上足以与阿富汗撤军相比的另一大成就。

众所周知，特朗普一直以里根的政治继承人自居，为何他要选择毁弃里根时代的这一重要遗产呢？实际上，他的做法恰恰继承了里根“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和平”的理念。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回顾该条约的来龙去脉。

一波三折的战略竞赛

原子弹是美国发明的。1950年代，美国对苏联握有绝对的核优势。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这一优势达到了10：1，是迫使苏联在众目睽睽之下丢脸让步的主要因素。

这一优势是建立在巨大投入的基础上。美国战略武器项目的支出高峰是1960年代，当时每年此项投入费用约为300亿美元。美国第一代战略武器，即海军的“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空军的B-52战略轰炸机、陆军的“民兵”洲际导弹，基本上都建造于这一时期。此后，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军费都被投向了常规力量和东南亚战场，步兵和空中骑兵的开支成为吞金巨兽，战略武器成了被忽视的灰姑娘。

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由于越战的持续影响和军队地位下降，战略武器项目投入费用被削减一半以上。如果考虑到同一时期的剧烈通货膨胀，对比更为强烈：按照1976年美元价值计算，1952财年的战略开支预算是326亿美元，而1976财年只有77亿美元。直到1970年代末卡特政府时期，尽管第一代战略武器已经到了老化严重、亟待更新的状态，但这一问题仍然不受重视，B-1轰炸机计划被卡特政府砍掉，新一代洲际导弹——MX导弹计划也一再遭到国会中的和平主义者抵制。

苏联迅速抓紧机会，利用1970年代国际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的良机，投入源源而来的石油美元，在军备竞赛中赶上来。1968年，美国发现苏联的发射井一年增加了350个以上。到1970年代末，苏联在弹道导弹投掷重量、百万吨级当量、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器方面，都已经超越了美国。

相比硬件的衰退，美国更严重的是运用战略力量的意志衰退。1969年，苏美开始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会谈。会谈中，美国处于不利状态，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于1972年接受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条约看似平等的条文，实际上对美国很不利。如条约规定，双方可以在自己首都附近部署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然而，华盛顿远远没有莫斯科重要，后者不仅是这一庞大帝国的绝对中心，还同时是交通枢纽、经济枢纽和军事重镇；而对于联邦制的美国来说，华盛顿只是和另外50个州首府平行的中心之一，在经济、军事上都不占重要地位。这一条约被温伯格称之为“或许是美国20年来所犯的最大的错误”。

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对于同年双方签署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 I）评价是：“苏联的（军费）开支没有对美国的克制做出回应——我们扩充（军备）的时候，他们在扩充；我们削减的时候，他们仍然在扩充。”从1969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开始到1980年代中期，苏联人的战略核武器增加了数千枚。《第二次战略核武器谈判条约》（SALT II）在送交美国国会讨论时，苏联干脆入侵了邻国阿富汗，使卡特政府的缓和幻想彻底破灭。

SS-20来袭

1977年，苏联开始以两周一枚的速度部署SS-20中程弹道导弹。这一导弹有三个弹头，每个弹头当量为15吨，命中精度为150-450米，且射程达到5000公里，从苏联境内基地发射就足以袭击除了北美外的绝大多数北约国家。

北约缺乏类似能力，即缺乏以西欧为基地、足以打到莫斯科或其他苏联关键城市的导弹、飞机。打个比方，原先双方的洲际陆基弹道导弹是长矛，一旦使用，由于发射距离远，到达目标时间长，对方足以做出迅速反应，及时发射自己的洲际核导弹作为报复。这样一种捆绑态势可以有效遏制核战争爆发。

但中程导弹类似匕首，足以在对手尚未做出反应前一剑封喉。苏联军方考虑到华约在欧洲享有常规力量的优势，因此假定北约会使用战术核武器来阻止华约的进攻。SS-20足以在几乎无预警的情况下，迅速摧毁欧洲所有的北约基地，使苏联能通过外科手术打击解除北约战术核武器能力。这一潜在威胁足以打破两大阵营的战略平衡，大大降低核战争爆发的门槛。西德总理施密特在得知苏联这一意图后警告苏联，此行为必然带来相应的反措施。

既然这一行为除了带来军备升级，并不能使战略优势永久化，那么克里姆林宫为何又要做出这一决策？这与当时苏联的老人政治有关。1970年代中期以后，勃列日涅夫已经年老昏聩到不能视事，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主管的国防口，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谁也不敢过问。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闷声大发财，掌管克格勃的安德罗波夫和掌管外交的葛罗米柯，明白后果但又不出声。

当年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都是严格保密。就连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真相，对于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已形成的决议上签字，根本无权提问和讨论，实际上成了人质。苏联外交部在牵头与美国进行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时，文职人员对苏联战略力量一无所知。美国人不得不花了几个月，向苏联文职人员普及基本核知识，以及苏联核武器性能、数量和部署位置。更荒唐的是，由于美方情报准确，苏联代表团副团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私下告知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不要和苏联文职人员谈太多苏联核武器具体情况，因为他们无权知道。

入侵阿富汗和部署SS-20导弹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几个人组成的小圈子做出的决策。戈尔巴乔夫回忆，乌斯季诺夫向勃列日涅夫报告，部署在苏联欧洲部分的近程导弹已陈旧过时，需要更换，但实际原因并非如此。这种导弹在射程、准确度和制导性方面，在所有的参数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前的型号，实际上具备了战略性能。此前部署的SS-4、SS-5导弹弹头威力低、精度差、发射准备时间长、难以隐藏和无法机动，因此在发起核打击前容易遭到北约预先打击，属于防御性武器，而SS-20无疑属于潜在进攻性武器。

这一部署决定和出兵阿富汗的决策一样，都是在没有评估西方可能反应、在军工联合体的压力下做出的轻率行为。乌斯季诺夫由于长期掌管军工系统，因此在军事采购要求和设计局要求发生矛盾时，总是站在后者一边。设计局出于自身利益，一直推动采购复杂而多样化的武器系统。军工系统的本位主义是决定部署SS-20的重要因素。苏联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就对部署SS-20一直持反对态度。

苏联高层小圈子此时沉迷于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幻觉中。勃列日涅夫在1975年的讲话中表示：“国际缓和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世界舞台上，现在存在着一种新的力量对比关系”。安德罗波夫则宣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在军事上所形成的战略均势，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我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努力，才取得了这种均势。”

苏联一方面以缓和为名，从西方大量引进技术和资金，另一方面则在国际上高调出击。1975年，《消息报》就旗帜鲜明发表评论，坚称不能把“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范围”纳入和平共处轨道。甚至认为，缓和“强有力地推动了殖民地人民和各被压迫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双轨政策”

1979年12月，经过长达2年的争论，北约最终做出决议，采取“双轨政策”应对这一空前的战略威胁。一方面，北约决定在西欧部署108枚“潘兴-II”中程导弹和464枚核巡航导弹，分别位于受到SS-20导弹威胁的英国、西德、意大利、荷兰与比利时。另一方面，北约提出可以和苏联通过谈判，对等削减此类导弹，苏联如果不停止部署和撤除已经部署的SS-20导弹，北约也不停止部署前述导弹。

此时，华约已经选定14处SS-20导弹基地，并且有一个已进入实战运作。北约估计，到1986年，华约在苏联西部将部署279枚SS-20机动式导弹，总计有837个核弹头。

1980年1月，美国保守派的代表罗纳德·里根宣誓就任总统。卡特时期就在白宫任职的鲍威尔对此评论：二次大战时的那一代人又回来掌权了。里根在二战时为陆军拍摄影片，并为此经历深感骄傲。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在二战时担任战略情报局欧洲分部主管，主管向德国派遣间谍的行动。国防部长温伯格二战时在南太平洋，作为麦克阿瑟麾下的一名步兵参加了地面战斗。他们都对民主党政府对苏缓和非常不满，认为这只是增长了苏联的实力，却使美国节节败退。

里根政府上台后，就力图遏制和扭转“苏联在全世界扩张其控制范围和军事存在的努力”，改变军力落后于苏联的局面。其中，重建美国的战略核力量优势，成为当务之急。里根政府的头两年，国防部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进攻性核武器的更新换代上。1981年10月，里根签署了《第12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恢复B-1轰炸机的研制，批准继续推进B-2隐形轰炸机研制，提高美国潜射弹道导弹精度与载荷，并且部署更新、威力更大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1983年，里根又发表“星球大战”演说，呼吁发展反导能力，拦截和摧毁苏联来袭弹道导弹。

苏联SS-20中程弹道导弹发射车。

鲍威尔鲜活记载下了里根上台后政治季候的剧烈变化：“尽管共和党人所承袭下来的卡特的预算把防务开支增加了5%以上，从温伯格的办公室里还是传出话来，问各军种首脑还需要增加多少经费。这真是2月间又过圣诞节——令人喜出望外。各军种首脑开始提出希望得到的东西清单。起初，他们请求拨款的总额等于使防务开支实际增加9%左右。我和卡卢奇坐在部长办公室内，听到的话是我今生从未想到过的。温伯格说，这还不算完，他下令各军种首脑重新考虑研究和发展计划。于是他们又由希望清单走向梦想清单，拿出了一些他们认为决不会实现的建议。这些最新数字报到了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那里的答复是：还不够多。”

1980财年到1985财年，美国军费增长了约50%，战略核力量的军费从120亿美元增长为260亿美元，基本恢复到了1950年代的开支水平。从此，D-5潜射弹道导弹、B-1B-2轰炸机、“和平保卫者”洲际弹道导弹组成的新三位一体成为美国新的核威慑力量，直至今日。

帝国反击战

1981年11月，里根提出“零点方案”：如果苏联把它在其欧洲地区部署的SS-20导弹和SS-4、SS-5老式导弹都撤除，美国就不在西欧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

此时，“潘兴-II”导弹尚未部署，这一建议遭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拒绝，称之为“开玩笑”，同时提出，如果美国不部署导弹，那么苏联可以减少部署SS-20。这一建议显然也不可能为美方接受。里根认为，除非美国开始部署中程核导弹，否则苏联人是不会有丝毫拆除他们对准欧洲而部署的SS-20导弹之意。

的确，“潘兴-II”导弹的性能使苏联人感到恐惧。该导弹速度超过8马赫，意味着发射后5到10分钟就能抵达苏联境内目标。这么短的时间，基本上是无法躲避，也无法采取反制措施。也就是说，苏联部署SS-20导弹的行为，实际上给自己带来了比以前更大的威胁。“潘兴-II”导弹因此被戈尔巴乔夫称为“抵在太阳穴上的手枪”。

如前所述，在做出部署SS-20导弹决策前，苏联决策层小圈子并未细想后果，只是寄希望于西欧的“同志们”可以掀起运动，对西方可能的反制措施加以阻扰。

西欧此后的反核运动果然一浪高过一浪。1981年10月，伦敦举行了25万人的游行，反对部署“潘兴-II”和核巡航导弹。1983年10月，英国出现了30万人参加的反核游行。这种规模的游行虽然不能和苏联阵营动辄百万人的游行规模相比，其规模在英国历史上却也屈指可数。根据伦敦警察厅掌握的情况，英国大规模示威得到了外部补贴，许多示威者是免费乘坐汽车过来，交通费用的来源很神秘。

波恩举行北约会议时，有6万名示威者反对部署核武器，但所有抗议活动都是针对西欧部署核武器，没有一幅反对苏联SS-20导弹的标语，更不用说专门有反对部署SS-20的活动了。

1990年，解密的东德“斯塔西”档案显示，英国最大的单边核裁军组织“核裁军运动”（CND）高层中有人一直在给他们送情报。英国著名间谍小说作家弗雷德里克·福赛斯发表的小说《第四份议定书》，就以这一时期的反核运动为背景，情节大致为苏联克格勃间谍潜入西欧，意图引爆小型核弹，从而给反核运动推波助澜。该小说在1987年被改编为电影《北极光》，饰演克格勃军官的就是后来以007主角著称的布鲁斯南。

推枰认负

这些运动并未影响北约推进部署核武器的步伐。毕竟，同意在自己国土上部署核武器，得到了各国民选政府的同意。尽管莫斯科还有意提出“欧洲-我们的共同家园”口号，离间美欧关系，但瞄准西欧的SS-20导弹威胁实实在在，实际上促进了北约的团结。

苏联在数年虚张声势后，新上任的戈尔巴乔夫面对不堪重负的经济和力不从心的太空防御技术竞赛，已经无力再跟牌了。苏联经济体制的实质是战争动员体制。苏联在1970和1980年代，经济从未超越美国的四分之一，但国防支出增长速度多年来高出国民收入计划增长数字和实际增长数50%至100%。到1980年代中期，军费占国家开支预算的比例是40%，但对外公布只有16%。军事工业系统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是20%，而非对外公布的6%。250亿的科研经费中，有八成是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半数的机床和最好的科学家都集中在国防企业里。1980年代，这一体制在离开外来技术和资金输血后又面对国际油价猛跌，实际上无力为继了。

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上强调军控，对于一贯呼风唤雨的苏联国防部而言，属于石破天惊和离经叛道的言论。7月10日，在明斯克接见苏军军官时，他又强调不要想得到更多的国防资源。

随后，自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会议开始，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展开了一系列高层会晤。苏联在尽一切手段促使美国放弃“星球大战”计划未果后，1987年12月8日，双方在白宫签署《中导条约》，并于次年生效。苏联接受了里根当初的“零点计划”，美苏双方全部销毁和彻底禁止射程为500公里至1000公里的中短程导弹，以及射程为1000公里至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除了双方争论的“明星”苏制SS-20、美制“潘兴-2”导弹和BGM-109G巡航导弹外，美国还销毁了“潘兴-IA”近程导弹，苏联销毁了SS-4、SS-5、SS-12、SS-20、SS-23、SSC-X-4导弹。

1987年12月8日，美国白宫，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署《中导条约》。

到条约规定的截止期1991年6月1日，总共有2692枚导弹被销毁，其中美国占846枚，苏联占1846枚。双方由此卸下了沉重的核军备竞赛包袱。当年部署SS-20的行为，除了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浪费外，实际上并没有给苏联带来任何战略利益收获，反而促进了西方的团结，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星球大战”计划的诞生。美国著名军事研究者邓尼根和马塞多尼亚评论：“（美国）战略武器费用猛增是结束冷战的关键因素。这是因为俄国人很快感到，在这一领域不再有能力和美国人竞争了。”

《中导条约》设有保留条款，美俄双方可以以“最高利益”为由，宣布退出该协议。早在2007年2月，普京就宣称这一条约不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此外，条约虽然未设期限，但双方互相核查条款已经过期。时至今日，《中导条约》的可执行性已经大打折扣。美国早在2012年就指控俄罗斯研发的R-500导弹和SSC-8导弹违反了该条约，如SSC-8中程巡航导弹足以在发射后10分钟之内发起核打击。俄罗斯则指控美国发展无人机违反该条约。

但很可能，实力早已时过境迁的俄罗斯，并不是特朗普决意退出《中导条约》的真正理由。在签约30年后的今日，中程弹道导弹技术早已成为地区军事强国的标配。巴基斯坦、印度、中国大陆、伊朗、以色列、土耳其、朝鲜，都装备了该类型导弹。这种情况下，在亚太、中东、南亚等热点地区，美国其实面临着自身武器库单方面受限的不利局面。

而按照此时美军的充盈军费（2018财年达到近7000亿美元）和技术储备，并甩开了伊拉克战争的包袱，在这一领域一旦放开手脚，很容易重新赢得优势地位，向自己一侧战略天平投下一枚沉重的砝码。

里根政府的理念是实力基础上的和平，而实力包括有效应对潜在威胁的能力。在潜在威胁变化时，具体措施的调整也是自然而然的。正如里根时代增兵西欧、签署《中导条约》是践行前述理念一样，在特朗普时代减少西欧驻军，增强在东欧驻军，宣称退出《中导条约》，实质上仍然是对前述理念的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