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在浙江一个现场会上的言论，引来媒体和网民的热议。这个现场会是在一家民企召开的，主题为“深化民营企业民主管理，增强创新发展内生动力”，邱小平表示，民营企业要坚持职工主体地位，以职工为本，让职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共同参与企业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此话题经自媒体发酵，演变为“党要领导工人共同管理民企、共享民企发展利润”，并被曲解为要对民营搞新的“公私合营”，一时间在民营企业家中引发巨大的焦虑与恐慌。之所以出现此番误读，与9月初财经界人士吴小平的“私营经济退场论”、马云“退休”风波以及国有资本大量接盘A股上市公司等舆论风潮有关。

在“退场论”“新公私合营”甚嚣尘上之时，中国官方媒体密集表态。

《经济日报》发表了题为《对“私营经济离场论”这类蛊惑人心的奇葩论调应高度警惕——“两个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的评论文章，认为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无从得出要对非公有制经济“卸磨杀驴”、以公有制取代非公有制的方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荒谬结论。文章强调，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人民日报》微信公号发表了题为《评私营经济：只会壮大，不会离场》的署名文章，指出，“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过河拆桥式的策略性利用”。

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发表题为《“私营经济离场”？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与人民和国家为敌！》的文章，坚定地表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9月底，中共高层也开始频频针对民企发声，表示“我们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我们还会出台更多政策，给民营企业更加良好稳定的市场预期”。

与此同时，人社部官网亦发布消息称，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建立工会的企事业单位中，单独建立厂务公开制度的非公有制企业398.7万家，建制率为89.4%；单独建立职代会制度的非公有制企业409.1万家，建制率为91.8%。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已有435家企业推行了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等制度——这些数据似乎是想告知社会，人社部所言及的“民主管理”，与民间解读的“民主管理”并非一回事，是一种已广泛推行的企业管理制度，目的是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推进厂务公开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减少企业劳动纠纷、侵犯员工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让职工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属于现代企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10月15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明确表示“要让非公企业里的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分享利润的说法值得推敲”。文章指出，按照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资本得到利润、劳动者得到工资。不存在分享利润的问题，利润是对资本的回报，利润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该文章认为，民主管理更多的时候是国有企业的规则。大家都是共和国的主人，都是国有企业的主人，应当推行民主管理，不能把国有企业的规则照搬到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这篇文章算是清晰地回答了民间的担忧。

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的民营企业，要不要“交出”管理权或企业股权等问题，本是法治社会不应该引起争议的话题，但为何会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语境中被凸显出来？值得研究。

一方面和当下经济下行、一些民企遭遇经营困境相关，另一方面也和屡屡爆发的对“国进民退”的担忧有关。可以说，把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对立起来，已成为当下舆论交锋的一种常态。从一再透出的舆论恐慌可看出，民间显然期待有更明确的改革行动，来感受到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关切与力挺，而不仅仅是言论与表态。

从大数据上看，民营企业在GDP的分量并没有减少，到2017年底，民营经济占全国GDP总量超过60%。事实上，40年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但社会对“国进民退”的焦虑也不是毫无道理的：一是在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国有经济集中度仍然很高，如金融、石油石化、电信、铁路等利润丰厚的行业；其次，国企与民企享有的市场公平，仍有巨大差距，无论是去产能、去污染、去杠杆，首当其冲的都是民营企业；其三，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极尽优待，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度和成本远高于国有企业。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46家民营A股上市公司宣布获得国有资本接盘，有24家属于控股权转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与融资优待不无关联。中共高层虽三令五申，但民营企业分到的“阳光雨露”依然很少。从这轮“国资接盘”可看出，国有资本正在通过重新布局，来优化资本结构，目的还是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整体功能和效率。

中国经济眼下面临的挑战，是改革开放40年来前所未有的，要改变民间社会的这种整体性恐慌，政府就需要推出更多明确的改革措施并确保落地执行。毕竟，为民营经济减负，也是为中国经济减负。

改革真的要快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