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过后大部分巴士仍停驶，巿民赶乘东铁上班，大围站挤满人群，许多人都无法登上列车。

超强台风“山竹”吹袭香港，造成几十年来罕有的严重破坏。在香港的自然灾害防控体系中，八号风球信号已要求社会停工、停课。“山竹”吹袭香港期间，八号和更高的十号信号生效时间超过二十四小时，足见台风的破坏力和危险程度数十年来罕见。尽管得益于充足的准备，“山竹”未造成不可逆的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但仍然对城市生活，尤其是公共交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台风翌日的9月17日，在全城交通仍未完全恢复之际，港府却未宣布停工，使得全城无数打工仔要在公共交通未能恢复的情况下正常上班，导致不少非议。

风后照常上班 上班族异常艰难

“山竹”过后，全城受损不轻。

港府医管局9月17日表示有458人在台风中受伤，其中重伤31人，危殆2人。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方面，负责供电的中华电力在9月16日当晚表示，大约四万户居民供电中断；港府发展局9月19日表示收到了近1.5万宗树木倒塌报告。

更为严重的是，树木倒塌导致全港超过600处路段出现交通中断无法行车行人。同时，台风也导致承担重要交通枢纽职能的部分港铁轨道交通电缆断裂，无法提供正常服务。可以说，在台风的打击下，全港公共交通陷入瘫痪。而台风之下，供水中断、玻璃或门窗碎裂、高空物件跌落、公共设施被摧毁、垃圾遍地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

9月17日早晨八号风球警报解除后，香港公共交通面临的挑战却并未结束。公路方面，由于不少路段特别是重要路段被倒塌树木和物件阻碍，香港几间主要巴士公司宣布，除极少数线路外，巴士服务将在台风离去后继续暂停。轨道交通方面，承担新家和九龙往来重要职能的东铁线和马鞍山线因电缆和设备问题，在台风警报解除之后仍然无法正常运作。

17日当天，尽管教育局宣布当日继续停课，但港府却没有向其他各行各业发出停工通知。由此导致大量等候搭乘的民众塞爆多个港铁站，要轮候数小时才能够上车。平时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的上班路程，不少香港市民在9月17日却耗费了大半天时间。而在此期间，出租车随意加价泛滥，价格翻上数倍也不稀奇。更有不少市民从家中步行到地铁站，需要穿越重重的树木，犹如“密林探险”。直到9月18日，全港公共交通才大体恢复正常。

港府方面其实对风灾后瘫痪的公共交通状况有所掌握。特首林郑月娥在9月17日答记者问时表示，香港的情况并不适合宣布停工，但她也再三呼吁企业雇主能够意识到“山竹”给香港交通状况带来的破坏，并理解因此导致员工上班不便和迟到的情形，她也呼吁雇主们不要因员工在9月17日未能准时上班就扣取员工的薪水。而民间的不满之声则持续扩大，各种表达香港打工仔上班艰难的漫画、音乐或其他二次创作作品流传甚广。

此外，这股情绪也蔓延到政界。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港府完全有权宣布停工，其法律基础在于香港法例第241章《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特首会同行政会议认定紧急情况后，可以制定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照此理解，换言之，港府有权依据紧急情况，宣布台风翌日为公众假期。港府方面则对此持保留态度。

面对社会和舆论对港府未有宣布停工的情绪反弹，港府表示，政府完全体谅市民的愤怒，但认为若没有评估对各行各业影响的情况下贸然宣布停工是不负责任；雇主与雇员互谅互让是灾后善后的较好处理模式。同时，为了安抚民众，港府也宣布由保安局召集会议，检讨灾后应变措施，为今后的处置提供经验和指导。

善后短板：无制度保障 重短期利益

“山竹”是数十年一遇的超强台风，香港虽备受威胁和冲击，但也算安然度过。然而港府却在善后一役中，因“未宣布停工”而遭到舆论和市民社会的批评，从根本上暴露了香港重大公共事件善后的两大短板：无制度保障以及重短期利益。

首先，港府是否有权宣布停工，在法律见解上的确存在诸多争议。虽然赞成停工的一派意见认为可以援引《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但反对意见则认为该条例只适用于骚乱、疫情等状况，台风等极端气候是否容纳其中则值得商榷。就港府角度而言，若在台风之后贸然宣布继续停工，则有可能引起不认同人士的司法诉讼和法律挑战。就港府角度而言，一旦港府在司法战中败诉，则必将为今后的灾害应对工作带来诸多不确定影响。

而经历了“山竹”风波之后，港人忽然发现，香港根本没有所谓的“台风假”。以台湾为例，“台风假”是依据法规《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及上课作业办法》实施的，是否放假由当地县市长决定。由于台风假期间政府不办公，不少私营机构也会跟从官方决定而放假。不过，香港却没有针对灾后诸多情形的公众假期。每年固定化的公众假期都是由于政府发布，多和各种节日有关。而台风假是一种临时、不确定的公众假，官方显然无法事前公布，但香港现有法律和机制也没有明确关于政府宣布临时放假的法律条款和操作办法。

台风“山竹”渐离香港，因路面塌树仍未清理，9月17日早上水新运路小巴站及大部分巴士需要停驶，绿Van全部停泊在小巴站内，逼爆站头。

然而，香港是一个极为依赖公共交通的城市。“山竹今次”重创了香港的诸多交通硬件设施。灾后打工仔们艰难上班的经历，则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他们对港府和现有管治模式的信心和信赖。市民与社会舆论在台风翌日表现出的愤怒，不仅仅是对“上班难”的情绪反应，更是对自身阶层利益得不到重视、幸福感被剥夺以及身为打工仔、小人物的无奈和悲凉。若港府不能够从制度和利益调节层面上完善今后的善后工作体系，则长远恐将会动摇众多打工阶层对香港的归属感，埋下更大的阶层对立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