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冠》杂志为两岸提供 最畅销爱情故事
2018/08/25 | 霍安治 | 收藏本文
摘要:普罗大众最爱阅读的爱情故事,常是游走在伦理边缘的奇情。《西厢记》《白蛇传》《安娜·卡列尼娜》《齐瓦哥医生》《围城》……畅销的爱情故事总是禁忌的,甚至是颓废的。救亡图存的大时代,人们爱看上海租界旖旎风月;奋斗脱贫的小时代,人们却偏爱云端豪门的花花绮情。

创刊于1954年2月的《皇冠》杂志,堪称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爱情“发动机”。
普罗大众最爱阅读的爱情故事,常是游走在伦理边缘的奇情。《西厢记》《白蛇传》《安娜·卡列尼娜》《齐瓦哥医生》《围城》……畅销的爱情故事总是禁忌的,甚至是颓废的。救亡图存的大时代,人们爱看上海租界旖旎风月;奋斗脱贫的小时代,人们却偏爱云端豪门的花花绮情。
民国初年最畅销的爱情故事是“鸳鸯蝴蝶派”。一双蝴蝶可怜虫,没有牺牲报国的理想,没有改革社会的勇气,男欢女爱更常是不为社会风俗所容的狎情禁恋。文艺界视为洪水猛兽,鸳鸯蝴蝶被逐出正经文学领域,只能蜷缩在《礼拜六》等低俗报刊。新文学运动风起云涌之时,鸳鸯蝴蝶是新文学志士们同心讨伐的文学罪人。“他们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茅盾谈起《礼拜六》时真是痛心疾首:“他们并不想享乐人生,只把它百般揉搓,使它污损以为快。”温和的批评家称“鸳鸯蝴蝶”为“通俗文学”。不客气的人则破口大骂“文娼”、“文妖”、“龌龊文学”。
40年后,于台湾崭新起步的《皇冠》杂志,以中华文化固有的温柔敦厚,改造了“通俗文学”。代表大时代绮情的张爱玲在《皇冠》里得到新生,领导小时代奇爱的琼瑶在《皇冠》上发展壮大。结合电影与电视剧,《皇冠》成为新世代中国人的爱情指南。
然而,《皇冠》无法超越政治。当台湾当局以“去中国化”斩断文化根源后,文风迅速衰颓,《皇冠》无力振衰起弊,只能收起壮心,随波逐流,曾经感动一代代中国人的奇情瑰恋随之消逝,徒余烟水茫茫、泪烛空烧。
上海文艺种子的创业梦
《皇冠》杂志的创办人平鑫涛出身上海贫户,1949年大学毕业后只身渡海到台湾,更是贫困如洗。自幼刻骨铭心的贫穷辛酸,却使平鑫涛磨练成异于常人的志气与创业本领。“贫穷触发我的斗志,使我有动力挑战命运!”平鑫涛写道,“贫穷供给我机会,使我看清环境,抓住机会,甚至创造机会!”
平鑫涛热爱文艺,升学大学时适逢抗战胜利,赶上一段文艺复兴时代。胜利后的上海是个“文化小巴黎”,“艺文界是百花齐放,很蓬勃的时候”,在垂暮之年,平鑫涛在专访中回忆起60年前一个文艺青年的老上海经历,澎湃热情彷佛昨日:“那时候我像一片海棉,吸收的非常非常丰富。”要看书,“有一条马路叫四马路,四马路成为书店区,跑四马路书店是最大的快乐……记得有个上海生活书店,有很多很多……苏联、欧洲的文学,对那时候的学生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要看话剧,“有很多很多好的演员……许多杰出的剧作家,像曹禺。这种有好的剧本,有好的演员,有好的剧团,这话剧等于是文学另一种表现。”要听音乐学画画,“音乐方面也很蓬勃,绘画也很蓬勃,那个流行歌曲,那个周璇……古典音乐方面,我记得上海有个上海市交响乐队……有个很好的公园,叫法国公园,公开演出……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去听,对古典音乐的训练从那个时候开始。”
文艺青年口袋缺钱,老上海也能一视同仁。“文艺的东西,不需要很富有。你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可以到图书馆去借唱片,也可以到露天去听音乐会。话剧方面,我常常买最后三排的票,最便宜的。那看电影我买前五排的,也是最便宜的。”
到了台湾,平鑫涛以过人的毅力,实现他的“上海梦”。
1950年代的台湾,“书店寥寥可数,出售的书本大多从大陆翻版而来,新书少得可怜。报纸只有《中央日报》《新生报》等几份官办报纸,新闻管制又严,内容乏味,杂志更少之又少”。平鑫涛为单位买书籍唱片,在上海可以轻易采买齐全的精神食粮,在台湾却是一片空白。“因此,台湾有个不雅的绰号,叫做‘文化沙漠’。”
需求创造供给。平鑫涛在上海见过文艺大世面,深感商机无穷。人穷志大,他抓紧机会,慷慨进军出版界。然而,台湾出版界缺乏诚信蔚为风气,出版社压榨作者,经销商压榨出版社,中盘批发商压榨经销商,发行通路压榨中盘商,层层压榨,新手上路风险难测。
早年,台湾出版商大多靠翻译外洋畅销书的无本生意起家,平鑫涛也不例外。1953年,平鑫涛打响创业第一炮,抢先译印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莫里哀的新著《丽秋表姊》(My Cousin Rachel,今译《浮生梦》),由经济日报社发行。杜莫里哀的作品是奇情瑰恋的经典,希区柯克等大牌导演争相翻拍电影。
来自老上海的文艺青年,看熟了改编自杜莫里哀小说的194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蝴蝶梦》,深知《丽秋表姊》的市场潜力。果然,《丽秋表姊》在“文化沙漠”风行草偃,首印3000本在两周内销售一空。但台湾的经销商都是半年结账的,熬到账期,报社以“记不得有这回事”为由,将帐款轻轻赖去。
平鑫涛并不气馁,在《丽秋表姊》大败惨赔的次年,慷慨创办《皇冠》。这一回,平鑫涛自己经销。“台北市热闹的街头,有很多书报摊,是杂志,报纸的销售主力。我在下班后或星期天,骑了自行车一家家亲自送书。”然而,发行通路对新人并不客气。杂志第2期发行之时,就是第1期退书之日。日后将成为文学领军杂志的《皇冠》,第1期全台北实销只有56本。
“日本有位海军大将叫山本五十六,虽曾称雄一时,最后溃不成军。皇冠创刊号,可以称之为‘赔本五十六’,灾情惨重。第二、第三期的销数也毫无起色。”然而,平鑫涛不放弃。他有贫困中磨练出来的商业手腕以及斗志,更有不顾一切创造机会的气魄。
“苦撑到第七年底,实在精疲力尽,销数虽然缓缓上升,但仍是奄奄一息。积压胸中的块垒终于爆发,酝酿已久的一次大大的改变,决定一试……如果变法不成,就壮烈成仁。”
平鑫涛的“变法”壮举,是将负债累累的《皇冠》页数翻一倍,由一百多页增为二百多页。定价也由新台币5元调涨为10元。篇幅增加后,皇冠可以在1期杂志里刊完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号称“每月一书”。“那时候一本小说单行本定价一二十元,皇冠一次刊完,等于免费赠送。”
这一“变法”,变出了小说文学的霸主。
坚持大众文学
平鑫涛的孤注一掷大获成功,改版后的《皇冠》销售一空。读者抱着读小说的渴望买《皇冠》,每月读本《皇冠》,就是廉价读本热腾腾的全新畅销小说。皇冠迅速成为全台最畅销的杂志。1960年代杂志销售3000本已属畅销,1964年《皇冠》创刊十周年之时,销量竟冲破2万本。平鑫涛个人特有的“大众文学”信念,也随之大放异彩。
他不是象牙塔里的文人雅士,而是商人。办杂志自负盈亏,必须抓准读者口味,但当时的读者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学”间纠结。
1960年代的文艺界仍有严肃的文学观,文化人与鸯鸳蝴蝶、武侠小说等社会大众喜闻乐读的通俗文学势不两立。为示区别,文艺界树起“纯文学”大旗。1967年,原《联合报》副刊主编林海音创办“纯文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上档次的诗、散文与小说作品,旗下如余光中、琦君、林良、何凡、纪刚等作家都是一代俊英,书名串起来就是首诗。一群《爱书的人》,在《秋雨来时》,登上《词人之舟》,品味《中国豆腐》,谈谈《文学的前途》,《听听那冷雨》,《在月光下织锦》,朗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孤独的旅人》文兴大发,《写在风中》……
当时读者文化根底深厚,纯文学的市场很大。林良妙笔生花的散文集《和谐人生》,长销畅销20年,创下12.7万本的销量佳绩。林海音的《薇薇的周记》大受欢迎,拍成广播剧。然而,“纯文学”的读者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一般社会大众的普罗文学憧憬并不是在“月光下织锦”,而是在薄薄书册中,突破柴米油盐的“围城”现实,在禁忌边缘恣情颓废浪漫,谈一把“倾城之恋”。
在“纯文学”看来,通俗文学简直是余光中笔下的《焚鹤人》,不登大雅之堂。大众每天展开报纸,副刊篇篇都是“纯文学”。
平鑫涛是靠市场竞争吃饭的商人。“心中有读者,眼中有市场。”《皇冠》没有“纯文学”的傲骨,只问读者爱不爱看。就这样,平鑫涛提出“大众文学”的观念。
“我觉得从事出版的确是蛮好的,当作是个很好的花园,我是园丁,照顾了所有不同的花,没有偏于那里。除了大众文学,相对于什么纯文学,我觉得文学,没有什么大众文学,纯文学,只有好的文学,不好的文学。或者好看的文学,不好看的文学。”
大众文学的读者不是文人雅士,而是普罗大众。“阅读金字塔取中间,15-25岁,再扩大25-35岁,再扩大35-45岁,教育水平只找中学以上。”学历在中学以上的普罗大众,中文根底能看懂散文小说,却看不懂纯文学出版社精心译印的哥德语录,这就是《皇冠》争取的读者。
普罗读者爱《皇冠》,作家更爱《皇冠》。平鑫涛经营正派,从不坑骗作家,甚至推出能预支稿费的“基本作家制”,使基本作家们生活无后顾之忧。于是《皇冠》旗下迅速集结成一支畅销保证的作家劲旅:才女三毛、幽默家赵宁、科幻倪匡、历史小说家高阳……阅历大江南北的军旅作家也向《皇冠》报到,朱西宁的民间传奇教忠教孝,司马中原笔下有如一部新《聊斋》……
《皇冠》迅速征服15到45岁的普罗读者。然而,上海经验证明,普罗大众最爱看的“大众文学”是爱情故事,尤其是鸯鸳蝴蝶式的奇情异恋。跟着市场走的皇冠,似乎注定走向低俗颓靡的鸯鸳蝴蝶不归路。平鑫涛坚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温柔敦厚的风骨。这份坚持,净化了鸯鸳蝴蝶的颓靡,开创了沛然莫之能御的爱情小说新风潮。
不低俗、不血腥、不情色
“我出版的书,不是保守的,不是传统的,但是,我是无害的。”《皇冠》的爱恨情愁,必需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规中矩:“我对我的下一代,不会脸红的。就是我的儿子,儿子的儿子、孙子看那个书,我们不会脸红。”
平鑫涛有异于常人的创业魄力,却仍保持为理念看轻钱财的文士本色。1960年代台湾最红火的“大众文学”是武侠小说,各报副刊视为销量保证,武侠泛滥成灾。平鑫涛于1963年兼任《联合报》副刊主编,深感当时连载的武侠小说“故事平庸,写作态度马虎、草率。”他居然顶住上司压力,大刀一挥,毅然停掉武侠连载。
鸯鸳蝴蝶的商机,比武侠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老上海一个畅销的鸯鸳蝴蝶作家,稿费由千字5块大洋起跳,一部3万字短篇小说稿酬150块大洋,相当于一个工人整年工资。鸯鸳蝴蝶的忠实读者是城市女性。从情窦蒙懂初开的15岁中学少女到含贻弄孙的65岁老奶奶,只要识字,都是忠实读者。在1960年代,台湾快速都市化,城市女性急需梦幻奇情。此时若顺势将《皇冠》办成一本《礼拜六》般的鸯鸳蝴蝶刊物,就能日进斗金。
然而,平鑫涛有消灭庸俗武侠的文人良知,更有抵御鸯鸳蝴蝶的坚定意志。他狠抓爱情文学品质。“我希望我杂志带给读者的不是感观的刺激,而是心灵的层面。”《皇冠》的小说不能低俗、不能血腥、不能有脸红心跳的露骨情色。《皇冠》必需是一本家长能放心让15岁少女窝在房间里细读的杂志。
不低俗、不血腥、不情色。平鑫涛自行斩断奇情小说的一大半卖点。然而,那个年代的伟大作家,实现了平鑫涛的理念。1966年,皇冠连载张爱玲的《怨女》,展开爱情文学新风格。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大多是老上海租界的豪门恩怨,满足普罗大众的窥探欲望。《红玫瑰与白玫瑰》是海归高知游走在伦理边缘的情欲挣扎,《怨女》是由长年欲求不足刺激而成的心理变态,《半生缘》是最复杂纠结的奇恋,张爱玲晚年呕心沥血翻译的沪语文学精典《海上花》,则是上海滩欢场的风月忏情。这些题材,都是使人脸红心跳的禁忌之恋。
不过,张爱玲本人有着传统文人的坚持,对老上海庸俗的鸯鸳蝴蝶并不认同。她笔下的异恋,情节点到即止,却以无穷情韵引导读者同情书中的怨偶孽缘。《红玫瑰与白玫瑰》并不铺陈将艳丽的王太太压倒在钢琴上的肉欲激情,却以细腻的文字描写振保在伦理与纵情之间围城般心理挣扎;《怨女》并不庸俗夸大银娣欲求不满的变态情结,却引导读者为那封建年代“吃人礼教”落下同情之泪;而《半生缘》里顾曼桢对沈世钧的一句“我们回不去了”更是沧桑美学的极致展现。
张爱玲在美国一度穷愁潦倒,逐渐为人淡忘。《皇冠》的慧眼识青,使张爱玲在将近半百之年传奇再现,但张爱玲尚非《皇冠》最伟大的传奇。1963年7月,皇冠连载25岁作家陈喆的处女作《窗外》。2个月后,《窗外》发行单行本,销售大热。《皇冠》乘胜追击,创造出当代大众文学上最经典的爱情品牌。
琼瑶时代来临了。
台湾没有文学
琼瑶经历大时代的战乱沧桑,成长于小时代的工商城市。琼瑶热爱阅读,却拒绝高考,未受题库教育污染,远离象牙塔纯文学,写作触感深深融入社会人情。在《窗外》一炮而红之后,琼瑶文思泉涌奔放,《六个梦》《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一支健笔篇篇精典,写出城市普罗读者的爱情梦。
琼瑶与平鑫涛都有旺盛的事业心,两人结婚后抓紧商机,大胆进军影视新天地。1960年代的台湾电影产业蓬勃兴盛,急需好剧本。1965年,中国电影公司推出第一部琼瑶电影《婉君表妺》,轰动市场,琼瑶电影成为畅销保证。“非但在台湾卖座,也在星马、港澳、美加等地区发酵。任何一位导演或制作人,只要买到了琼瑶的小说,就可以全球‘卖埠’,预收定金。因此非但她的长、中篇小说,连短篇小说也被情商拍成电影。”
作家看自己的作品拍电影,总觉得无法拍出韵味。平鑫涛索性自开电影公司拍“琼瑶电影”。由1965年至1983年,各种“琼瑶电影”多达50部。1980年代台湾电影行业渐入末路,平鑫涛转向进军电视剧,亲自制作。
“我们的电视剧每到收视高峰阶段,八点以后,餐厅、理容院家家门可罗雀,街头巷尾都变得冷清。”在琼瑶连续剧极盛之时,全台数百万观众再忙也要赶在八点钟到家看电视。“收视纪录甚至最高到达了57%的高峰(全部开机率为65%)。相信这样的纪录,永远不会被打破。”
然而,平鑫涛的下一步发展大计半途而废。
1987年11月,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两岸重新来往。平鑫涛夫妇抢先成行,发现两岸合作势将成为大众文学的源头活水。他不惜赔本,率先率领剧组到大陆取景拍片。在台湾拍《几度夕阳红》,只能在影视城搭出沙坪坝的老重庆风貌;在大陆拍《婉君》,真切情感让平鑫涛赔本拍片拍得意兴昂扬。走出取景基地,进入寻常社会,琼瑶文学的源源灵感在人文激荡中剧烈爆发,一个北京“公主坟”的路标,就能在琼瑶心中激荡出《还珠格格》。
“大众文学”唯有引入源源活水,才能保持感动普罗大众的活力。《皇冠》领军的两岸文化结合,可望再创一次新文化运动。台湾当局却以“本土化”斩断两岸文化新连结,夜郎自大20载,大众文学只剩一潭死水。
今日的《皇冠》仍忠实反映大众文学,但在“去中国化”中成长的新世代作家缺乏文化深度,不再有奔放热烈的开创力,一心在“本土”题材中钻牛角尖,好作品越来越少。2018年6月,《皇冠》第772期的特别企划是“像猫一样过日子”,鼓励读者学习猫的生活态度,突破现实苦闷人生。“大众文学”市场惨淡,《皇冠》出不了好小说,销量远不如昔,只好媚俗改谈星座美食。
2005年,平鑫涛接受学者访问。学者积极探查《皇冠》在“台湾文学”中的定位,平鑫涛却冷淡答道:“我认为没有所谓的台湾文学。”淡淡一语,道破“去中国化”的无限悲怆。“去中国化”后的台湾已不可能再出现下一个琼瑶。《皇冠》黯然改靠《哈利波特》等译作撑业绩,坐观大众文学翠绡香减,素弦声断,徒留满园落花,一帘风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