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于1954年2月的《皇冠》杂志，堪称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爱情“发动机”。

普罗大众最爱阅读的爱情故事，常是游走在伦理边缘的奇情。《西厢记》《白蛇传》《安娜·卡列尼娜》《齐瓦哥医生》《围城》……畅销的爱情故事总是禁忌的，甚至是颓废的。救亡图存的大时代，人们爱看上海租界旖旎风月；奋斗脱贫的小时代，人们却偏爱云端豪门的花花绮情。

民国初年最畅销的爱情故事是“鸳鸯蝴蝶派”。一双蝴蝶可怜虫，没有牺牲报国的理想，没有改革社会的勇气，男欢女爱更常是不为社会风俗所容的狎情禁恋。文艺界视为洪水猛兽，鸳鸯蝴蝶被逐出正经文学领域，只能蜷缩在《礼拜六》等低俗报刊。新文学运动风起云涌之时，鸳鸯蝴蝶是新文学志士们同心讨伐的文学罪人。“他们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笑谑。”茅盾谈起《礼拜六》时真是痛心疾首：“他们并不想享乐人生，只把它百般揉搓，使它污损以为快。”温和的批评家称“鸳鸯蝴蝶”为“通俗文学”。不客气的人则破口大骂“文娼”、“文妖”、“龌龊文学”。

40年后，于台湾崭新起步的《皇冠》杂志，以中华文化固有的温柔敦厚，改造了“通俗文学”。代表大时代绮情的张爱玲在《皇冠》里得到新生，领导小时代奇爱的琼瑶在《皇冠》上发展壮大。结合电影与电视剧，《皇冠》成为新世代中国人的爱情指南。

然而，《皇冠》无法超越政治。当台湾当局以“去中国化”斩断文化根源后，文风迅速衰颓，《皇冠》无力振衰起弊，只能收起壮心，随波逐流，曾经感动一代代中国人的奇情瑰恋随之消逝，徒余烟水茫茫、泪烛空烧。

上海文艺种子的创业梦

《皇冠》杂志的创办人平鑫涛出身上海贫户，1949年大学毕业后只身渡海到台湾，更是贫困如洗。自幼刻骨铭心的贫穷辛酸，却使平鑫涛磨练成异于常人的志气与创业本领。“贫穷触发我的斗志，使我有动力挑战命运！”平鑫涛写道，“贫穷供给我机会，使我看清环境，抓住机会，甚至创造机会！”

平鑫涛热爱文艺，升学大学时适逢抗战胜利，赶上一段文艺复兴时代。胜利后的上海是个“文化小巴黎”，“艺文界是百花齐放，很蓬勃的时候”，在垂暮之年，平鑫涛在专访中回忆起60年前一个文艺青年的老上海经历，澎湃热情彷佛昨日：“那时候我像一片海棉，吸收的非常非常丰富。”要看书，“有一条马路叫四马路，四马路成为书店区，跑四马路书店是最大的快乐……记得有个上海生活书店，有很多很多……苏联、欧洲的文学，对那时候的学生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要看话剧，“有很多很多好的演员……许多杰出的剧作家，像曹禺。这种有好的剧本，有好的演员，有好的剧团，这话剧等于是文学另一种表现。”要听音乐学画画，“音乐方面也很蓬勃，绘画也很蓬勃，那个流行歌曲，那个周璇……古典音乐方面，我记得上海有个上海市交响乐队……有个很好的公园，叫法国公园，公开演出……我差不多每个礼拜都去听，对古典音乐的训练从那个时候开始。”

文艺青年口袋缺钱，老上海也能一视同仁。“文艺的东西，不需要很富有。你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可以到图书馆去借唱片，也可以到露天去听音乐会。话剧方面，我常常买最后三排的票，最便宜的。那看电影我买前五排的，也是最便宜的。”

到了台湾，平鑫涛以过人的毅力，实现他的“上海梦”。

1950年代的台湾，“书店寥寥可数，出售的书本大多从大陆翻版而来，新书少得可怜。报纸只有《中央日报》《新生报》等几份官办报纸，新闻管制又严，内容乏味，杂志更少之又少”。平鑫涛为单位买书籍唱片，在上海可以轻易采买齐全的精神食粮，在台湾却是一片空白。“因此，台湾有个不雅的绰号，叫做‘文化沙漠’。”

需求创造供给。平鑫涛在上海见过文艺大世面，深感商机无穷。人穷志大，他抓紧机会，慷慨进军出版界。然而，台湾出版界缺乏诚信蔚为风气，出版社压榨作者，经销商压榨出版社，中盘批发商压榨经销商，发行通路压榨中盘商，层层压榨，新手上路风险难测。

早年，台湾出版商大多靠翻译外洋畅销书的无本生意起家，平鑫涛也不例外。1953年，平鑫涛打响创业第一炮，抢先译印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莫里哀的新著《丽秋表姊》（My Cousin Rachel，今译《浮生梦》），由经济日报社发行。杜莫里哀的作品是奇情瑰恋的经典，希区柯克等大牌导演争相翻拍电影。

来自老上海的文艺青年，看熟了改编自杜莫里哀小说的194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蝴蝶梦》，深知《丽秋表姊》的市场潜力。果然，《丽秋表姊》在“文化沙漠”风行草偃，首印3000本在两周内销售一空。但台湾的经销商都是半年结账的，熬到账期，报社以“记不得有这回事”为由，将帐款轻轻赖去。

平鑫涛并不气馁，在《丽秋表姊》大败惨赔的次年，慷慨创办《皇冠》。这一回，平鑫涛自己经销。“台北市热闹的街头，有很多书报摊，是杂志，报纸的销售主力。我在下班后或星期天，骑了自行车一家家亲自送书。”然而，发行通路对新人并不客气。杂志第2期发行之时，就是第1期退书之日。日后将成为文学领军杂志的《皇冠》，第1期全台北实销只有56本。

“日本有位海军大将叫山本五十六，虽曾称雄一时，最后溃不成军。皇冠创刊号，可以称之为‘赔本五十六’，灾情惨重。第二、第三期的销数也毫无起色。”然而，平鑫涛不放弃。他有贫困中磨练出来的商业手腕以及斗志，更有不顾一切创造机会的气魄。

“苦撑到第七年底，实在精疲力尽，销数虽然缓缓上升，但仍是奄奄一息。积压胸中的块垒终于爆发，酝酿已久的一次大大的改变，决定一试……如果变法不成，就壮烈成仁。”

平鑫涛的“变法”壮举，是将负债累累的《皇冠》页数翻一倍，由一百多页增为二百多页。定价也由新台币5元调涨为10元。篇幅增加后，皇冠可以在1期杂志里刊完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号称“每月一书”。“那时候一本小说单行本定价一二十元，皇冠一次刊完，等于免费赠送。”

这一“变法”，变出了小说文学的霸主。

坚持大众文学

平鑫涛的孤注一掷大获成功，改版后的《皇冠》销售一空。读者抱着读小说的渴望买《皇冠》，每月读本《皇冠》，就是廉价读本热腾腾的全新畅销小说。皇冠迅速成为全台最畅销的杂志。1960年代杂志销售3000本已属畅销，1964年《皇冠》创刊十周年之时，销量竟冲破2万本。平鑫涛个人特有的“大众文学”信念，也随之大放异彩。

他不是象牙塔里的文人雅士，而是商人。办杂志自负盈亏，必须抓准读者口味，但当时的读者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学”间纠结。

1960年代的文艺界仍有严肃的文学观，文化人与鸯鸳蝴蝶、武侠小说等社会大众喜闻乐读的通俗文学势不两立。为示区别，文艺界树起“纯文学”大旗。1967年，原《联合报》副刊主编林海音创办“纯文学出版社”，专门出版上档次的诗、散文与小说作品，旗下如余光中、琦君、林良、何凡、纪刚等作家都是一代俊英，书名串起来就是首诗。一群《爱书的人》，在《秋雨来时》，登上《词人之舟》，品味《中国豆腐》，谈谈《文学的前途》，《听听那冷雨》，《在月光下织锦》，朗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孤独的旅人》文兴大发，《写在风中》……

当时读者文化根底深厚，纯文学的市场很大。林良妙笔生花的散文集《和谐人生》，长销畅销20年，创下12.7万本的销量佳绩。林海音的《薇薇的周记》大受欢迎，拍成广播剧。然而，“纯文学”的读者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一般社会大众的普罗文学憧憬并不是在“月光下织锦”，而是在薄薄书册中，突破柴米油盐的“围城”现实，在禁忌边缘恣情颓废浪漫，谈一把“倾城之恋”。

在“纯文学”看来，通俗文学简直是余光中笔下的《焚鹤人》，不登大雅之堂。大众每天展开报纸，副刊篇篇都是“纯文学”。

平鑫涛是靠市场竞争吃饭的商人。“心中有读者，眼中有市场。”《皇冠》没有“纯文学”的傲骨，只问读者爱不爱看。就这样，平鑫涛提出“大众文学”的观念。

“我觉得从事出版的确是蛮好的，当作是个很好的花园，我是园丁，照顾了所有不同的花，没有偏于那里。除了大众文学，相对于什么纯文学，我觉得文学，没有什么大众文学，纯文学，只有好的文学，不好的文学。或者好看的文学，不好看的文学。”

大众文学的读者不是文人雅士，而是普罗大众。“阅读金字塔取中间，15-25岁，再扩大25-35岁，再扩大35-45岁，教育水平只找中学以上。”学历在中学以上的普罗大众，中文根底能看懂散文小说，却看不懂纯文学出版社精心译印的哥德语录，这就是《皇冠》争取的读者。

普罗读者爱《皇冠》，作家更爱《皇冠》。平鑫涛经营正派，从不坑骗作家，甚至推出能预支稿费的“基本作家制”，使基本作家们生活无后顾之忧。于是《皇冠》旗下迅速集结成一支畅销保证的作家劲旅：才女三毛、幽默家赵宁、科幻倪匡、历史小说家高阳……阅历大江南北的军旅作家也向《皇冠》报到，朱西宁的民间传奇教忠教孝，司马中原笔下有如一部新《聊斋》……

《皇冠》迅速征服15到45岁的普罗读者。然而，上海经验证明，普罗大众最爱看的“大众文学”是爱情故事，尤其是鸯鸳蝴蝶式的奇情异恋。跟着市场走的皇冠，似乎注定走向低俗颓靡的鸯鸳蝴蝶不归路。平鑫涛坚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温柔敦厚的风骨。这份坚持，净化了鸯鸳蝴蝶的颓靡，开创了沛然莫之能御的爱情小说新风潮。

不低俗、不血腥、不情色

“我出版的书，不是保守的，不是传统的，但是，我是无害的。”《皇冠》的爱恨情愁，必需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规中矩：“我对我的下一代，不会脸红的。就是我的儿子，儿子的儿子、孙子看那个书，我们不会脸红。”

平鑫涛有异于常人的创业魄力，却仍保持为理念看轻钱财的文士本色。1960年代台湾最红火的“大众文学”是武侠小说，各报副刊视为销量保证，武侠泛滥成灾。平鑫涛于1963年兼任《联合报》副刊主编，深感当时连载的武侠小说“故事平庸，写作态度马虎、草率。”他居然顶住上司压力，大刀一挥，毅然停掉武侠连载。

鸯鸳蝴蝶的商机，比武侠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老上海一个畅销的鸯鸳蝴蝶作家，稿费由千字5块大洋起跳，一部3万字短篇小说稿酬150块大洋，相当于一个工人整年工资。鸯鸳蝴蝶的忠实读者是城市女性。从情窦蒙懂初开的15岁中学少女到含贻弄孙的65岁老奶奶，只要识字，都是忠实读者。在1960年代，台湾快速都市化，城市女性急需梦幻奇情。此时若顺势将《皇冠》办成一本《礼拜六》般的鸯鸳蝴蝶刊物，就能日进斗金。

然而，平鑫涛有消灭庸俗武侠的文人良知，更有抵御鸯鸳蝴蝶的坚定意志。他狠抓爱情文学品质。“我希望我杂志带给读者的不是感观的刺激，而是心灵的层面。”《皇冠》的小说不能低俗、不能血腥、不能有脸红心跳的露骨情色。《皇冠》必需是一本家长能放心让15岁少女窝在房间里细读的杂志。

不低俗、不血腥、不情色。平鑫涛自行斩断奇情小说的一大半卖点。然而，那个年代的伟大作家，实现了平鑫涛的理念。1966年，皇冠连载张爱玲的《怨女》，展开爱情文学新风格。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大多是老上海租界的豪门恩怨，满足普罗大众的窥探欲望。《红玫瑰与白玫瑰》是海归高知游走在伦理边缘的情欲挣扎，《怨女》是由长年欲求不足刺激而成的心理变态，《半生缘》是最复杂纠结的奇恋，张爱玲晚年呕心沥血翻译的沪语文学精典《海上花》，则是上海滩欢场的风月忏情。这些题材，都是使人脸红心跳的禁忌之恋。

不过，张爱玲本人有着传统文人的坚持，对老上海庸俗的鸯鸳蝴蝶并不认同。她笔下的异恋，情节点到即止，却以无穷情韵引导读者同情书中的怨偶孽缘。《红玫瑰与白玫瑰》并不铺陈将艳丽的王太太压倒在钢琴上的肉欲激情，却以细腻的文字描写振保在伦理与纵情之间围城般心理挣扎；《怨女》并不庸俗夸大银娣欲求不满的变态情结，却引导读者为那封建年代“吃人礼教”落下同情之泪；而《半生缘》里顾曼桢对沈世钧的一句“我们回不去了”更是沧桑美学的极致展现。

张爱玲在美国一度穷愁潦倒，逐渐为人淡忘。《皇冠》的慧眼识青，使张爱玲在将近半百之年传奇再现，但张爱玲尚非《皇冠》最伟大的传奇。1963年7月，皇冠连载25岁作家陈喆的处女作《窗外》。2个月后，《窗外》发行单行本，销售大热。《皇冠》乘胜追击，创造出当代大众文学上最经典的爱情品牌。

琼瑶时代来临了。

台湾没有文学

琼瑶经历大时代的战乱沧桑，成长于小时代的工商城市。琼瑶热爱阅读，却拒绝高考，未受题库教育污染，远离象牙塔纯文学，写作触感深深融入社会人情。在《窗外》一炮而红之后，琼瑶文思泉涌奔放，《六个梦》《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一支健笔篇篇精典，写出城市普罗读者的爱情梦。

琼瑶与平鑫涛都有旺盛的事业心，两人结婚后抓紧商机，大胆进军影视新天地。1960年代的台湾电影产业蓬勃兴盛，急需好剧本。1965年，中国电影公司推出第一部琼瑶电影《婉君表妺》，轰动市场，琼瑶电影成为畅销保证。“非但在台湾卖座，也在星马、港澳、美加等地区发酵。任何一位导演或制作人，只要买到了琼瑶的小说，就可以全球‘卖埠’，预收定金。因此非但她的长、中篇小说，连短篇小说也被情商拍成电影。”

作家看自己的作品拍电影，总觉得无法拍出韵味。平鑫涛索性自开电影公司拍“琼瑶电影”。由1965年至1983年，各种“琼瑶电影”多达50部。1980年代台湾电影行业渐入末路，平鑫涛转向进军电视剧，亲自制作。

“我们的电视剧每到收视高峰阶段，八点以后，餐厅、理容院家家门可罗雀，街头巷尾都变得冷清。”在琼瑶连续剧极盛之时，全台数百万观众再忙也要赶在八点钟到家看电视。“收视纪录甚至最高到达了57%的高峰（全部开机率为65%）。相信这样的纪录，永远不会被打破。”

然而，平鑫涛的下一步发展大计半途而废。

1987年11月，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两岸重新来往。平鑫涛夫妇抢先成行，发现两岸合作势将成为大众文学的源头活水。他不惜赔本，率先率领剧组到大陆取景拍片。在台湾拍《几度夕阳红》，只能在影视城搭出沙坪坝的老重庆风貌；在大陆拍《婉君》，真切情感让平鑫涛赔本拍片拍得意兴昂扬。走出取景基地，进入寻常社会，琼瑶文学的源源灵感在人文激荡中剧烈爆发，一个北京“公主坟”的路标，就能在琼瑶心中激荡出《还珠格格》。

“大众文学”唯有引入源源活水，才能保持感动普罗大众的活力。《皇冠》领军的两岸文化结合，可望再创一次新文化运动。台湾当局却以“本土化”斩断两岸文化新连结，夜郎自大20载，大众文学只剩一潭死水。

今日的《皇冠》仍忠实反映大众文学，但在“去中国化”中成长的新世代作家缺乏文化深度，不再有奔放热烈的开创力，一心在“本土”题材中钻牛角尖，好作品越来越少。2018年6月，《皇冠》第772期的特别企划是“像猫一样过日子”，鼓励读者学习猫的生活态度，突破现实苦闷人生。“大众文学”市场惨淡，《皇冠》出不了好小说，销量远不如昔，只好媚俗改谈星座美食。

2005年，平鑫涛接受学者访问。学者积极探查《皇冠》在“台湾文学”中的定位，平鑫涛却冷淡答道：“我认为没有所谓的台湾文学。”淡淡一语，道破“去中国化”的无限悲怆。“去中国化”后的台湾已不可能再出现下一个琼瑶。《皇冠》黯然改靠《哈利波特》等译作撑业绩，坐观大众文学翠绡香减，素弦声断，徒留满园落花，一帘风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