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新化县水车镇荆竹小学的期末考试成绩单在网上火了。这份成绩单上，一年级15人，有6人语文考了个位数，最高分只有30分；数学考个位数的有3人；二年级19人中，语文考个位数的有5人，数学只有4人及格，最高分67分……

媒体报道后，当地教育局官员称，已将两名代课教师辞退，镇中心学校组织了老师一对一辅导，把孩子们落下的功课补回来。荆竹村是深度贫困村，村里孩子80%是留守儿童。因村中在搞旅游建设，一年内学校两次搬迁，以致无法正常教学，据老师说，这是学生考得如此差的直接原因。

有媒体调查显示，荆竹小学包括校长只有5名教师，教着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80多名孩子。代课老师工资一个月1200元，一年只发10个月，且半年发一次，根本招不到老师。有一名留下的代课老师，也因是校长亲戚，碍于面子才不得不代课。据这位老师说，在村中做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工作，两三天的收入抵在学校干一个月。

荆竹成绩单近乎极端地让我们看到了如今乡村教育的困境——即便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一环，不少地方的乡村教育仍挣扎在贫困线上。一些地方都出现了“麻雀学校”甚至“空校”的现象，有些硬件不错的新建学校，也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主要原因除了独生子女政策效应以外，乡村学校的师资力量不行也是重要原因。很多农户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城镇有质量保障的学校去念书，进而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

前些年的大规模撤并农村小学早已被证明并不成功，上学远、上学难和上学贵成为乡村教育遇到的新问题。基于此，2012年国务院曾要求“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但由于办乡村学校不能给地方官员们带来明显政绩，而维护的难度又大，使不少地方官员执行时并不积极，很多学校名存实亡。

实际上，办“小规模学校”是符合现代教育发展方向的，因为它能因材施教，有利于个性化教学、交互式学习。不仅发达国家，即便是哥伦比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的“小规模学校”也取得不菲的成绩。据媒体报道，在世界范围内，少于3个班级的“麻雀学校”要占到全球学校总数的三成。而在中国，低于200人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大约8万多座。

2018年5月初，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从统筹布局规划、改善办学条件、强化师资建设、强化经费保障、提高办学水平、加强组织领导等六个方面提出了19点指导意见，要求全面改变乡村教育的困境。

但怎么贯彻落实“强化地方政府责任，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发展义务教育”是首要难题——当下地方财政普遍吃紧，如何确保“优先发展”？中央财政能够提供多大程度的支持？如何确保乡镇中心学校不挤占小规模学校的经费？

其次，如何强化师资建设也是难题。《意见》虽然提出了完善编制岗位核定、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改革教师培养培训等一些指导意见，但对一些偏远、贫困地区的小规模学校来说，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可谓难上又难。比如要求“乡村学校中高级教师岗位比例不低于城镇同学段学校”，仅此一点要实现，可能也需数年时日，而学生是等不得的。

师资力量建设非一日之功，需长时间积累，从这个角度看，《意见》的第16条“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就变得尤其重要。近年来，大量企业、公益组织和名校，都投入到用网络提升贫困地区教育能力的行动中，使得许多乡村的学生也听到了城市名师的课程，用实际成果证明了互联网技术扶贫之路的可行性和高效性。

比如四川省政府就在大力推广网络课堂，分三种：“专递课堂”着力推广“中心学校带教学点”、“一校带多点、一校带多校”的教学和教研组织模式；“名师课堂”以名师工作室等形式组织特级教师、教学名师与一定数量的教师结成网络研修共同体，以名师带动教师队伍建设；“名校网络课堂”着力创新扩展，要求名校带动一定数量的周边学校，让名校优质资源在更广范围内得到共享。据报道，目前四川省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已达95%，近50%的班级配备多媒体教室，91%的班级程度不同地使用网络优质资源，近9000个边远农村山区“教学点”已经实现设备、资源配送和教学应用“三到位”，不少成都名校都为少数民族地区开通了远程教学，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的全面贯通。而这样的模式在全国其他省市，从北京到新疆，也都在铺开。

可见，在提高师资水平方面，“互联网+”无疑是一种投入少、见效快的教育行动，能真正打破学校与学校、地域和地域、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资源隔绝，通过资源共享让教育创造更大的价值。各地政府若力推这种模式，即使实现国务院既定目标的60%，偏远与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都能得到有效提升。所以，怎么落实意见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是否真的想落实。只要想，办法总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