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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不压正》： “难懂”的姜文和他含混的“民国想象”
2018/08/05 | 张丹丹 | 收藏本文
摘要：2018年暑期档格外红火，姜文的第六部导演作品《邪不压正》是其中之一。《邪不压正》口碑呈现两极，许多人对于姜文的批评集中于电影脱离大众，“看不懂”。另一方面，含混的“民国想象”是为姜文电影中一大重要主题。
李天然穿着日本人的裤子，套着一个中式白色长褂，一脸茫然地站在北平青灰色的屋顶上，远远眺望，他的背后是北平遥远的干净澄明的蓝色天空。他大声呼喊巧红的名字，但巧红已然消失不见。
这是《邪不压正》意味深长的结尾。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在电影里的身份也颇耐人寻味，他从小是个孤儿，跟着东北师父学功夫，受着美国人的教育，认协和医院的西洋大夫为爸爸，同时进行着合乎中国侠义范畴的复仇。
2018年暑期档格外红火，姜文的第六部导演作品《邪不压正》是其中之一，这也是他继《让子弹飞》《一步之遥》之后，“民国三部曲”的最终章。
电影改编自张北海小说《侠隐》。故事发生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的国际间谍之城北平，它犹如二战时期的卡萨布兰卡。汉奸，日本人，美国人，特务，各方力量在此汇聚，鱼龙混杂。十五年前亲眼目睹师父一家惨遭灭门的李天然，身负大恨、自美归国后伺机复仇。
和往常一样，姜文的电影一上映，其跳跃拼贴的情节，庞杂的符号、暗示和隐喻，总会引来无数的解读。《邪不压正》也一样，人们除了津津乐道彭于晏和许晴的屁股，梁启超因为协和医院误诊被切错了的肾，只认识五个字的影评人潘公公，还有影片背后隐藏的帕梅拉案、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等原型事件。
《邪不压正》口碑呈现两极，评分也一直在下跌，如今豆瓣评分跌至7.2。喜欢的人看到姜文一如既往地用戏谑的口吻，对社会政治历史等重大母题进行探讨，批评的人指责这部电影线索、元素芜杂，以及因为无法驾驭这些而导致电影的空心感。更多的人对于姜文的批评则集中于电影脱离大众，“看不懂”。
姜文的电影越来越看不懂了
姜文不在乎这些是非，访谈节目中，窦文涛问他，你不想把观众哄高兴了吗？ 姜文说，“我想啊，我是这么想的，我说只有我高兴，观众才能高兴，这没有错”。
著名美术设计家张郎郎，跟姜文是已经认识三十多年的老友，他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姜文就是这么个‘我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的脾气。形成这种脾气的原因，第一，他是大院子弟，多少承袭了父辈的军人作风；第二，他天生的性格就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这事儿要干就必须干到极致。”
而在他看来，“姜文的这种脾气秉性，既让姜文跻身国内最优秀的电影导演和演员行列，但也让他有了一些负面评价。”
“任性”的姜文只考虑自己，不考虑观众，他拍电影也只顾自己玩得开心似乎是影评人们的共识。虽然在姜文的逻辑里，考虑自己就是在考虑观众。
姜文是中国当代电影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位，随处可见的政治历史隐喻，快速的剪接，戏谑调侃的口吻，近乎要洋溢出屏幕的男性荷尔蒙，这些都让他的电影有着鲜明的识别度。
2014年作为贺岁档影片上映的《一步之遥》口碑惨败，甚至现在搜，跳出来第一位的热门搜索主题还是“《一步之遥》到底在讲什么？”
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在讲一个现实主义和青春浪漫主义的故事，《鬼子来了》也还算一个完整的观众能接受和明白的线性叙事，到了《太阳照常升起》，姜文就开始玩飞了，倒叙的手法，疯癫模糊的人物，四段交错拼贴分别以疯、恋、枪、梦为主题的故事，画面元素也极富有象征和符号意义。无论他的“酒神精神”的产物多么能令影迷们在影片解读上过足瘾，最后，电影还是遭遇了票房的惨败。
到了《让子弹飞》，虽然影片也很“谜”，口碑和票房却都双丰收，姜文成为“站着把钱赚了”的标杆。但是到了后来三部曲中的《一步之遥》和如今的《邪不压正》，观众似乎不像对第一部那么买账了。
著名影评人、影史研究者袁登宇对《凤凰周刊》说，这很正常，“国内大部分观众都很喜欢姜文的电影反倒有点奇怪”，《让子弹飞》算是个例外。袁登宇觉得应该再也不会出现这种可能。因为姜文的电影是非常个人化、艺术化的。有时候甚至“反故事”，和清晰明确叙事的商业化影片有着鲜明的差异。
姜文是天马行空的，他将看似毫无关联的文化符码、元素融为一炉，电影变成了一个有着多种含混意义的结合体。很多地方看起来不合常理，显得荒诞，不是大众化的。他的电影是需要再解读和再阐释的作品的一个典型。
情节、剪辑的拼贴自不必赘言，仅以配乐来说，明明讲述民国复仇故事的《邪不压正》，开头却是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爵士组曲圆舞曲》，这是讲述苏联时代故事国产剧才常有的配乐，让人一愣一愣的。
而李天然在北平屋顶世界飞奔的时候，伴随着的是帕瓦罗蒂演唱多尼采蒂的《偷洒一滴泪》。电影虽然在讲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伦理下的复仇，呈现出来的却不是一个小桥流水式的典型东方意境氛围。姜文在“民国三部曲”中还大量使用国外的古典音乐。
姜文的这种含混性，给解读留足了空间。但是也对观众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邪不压正》剧照。
《邪不压正》剧照。
“对观众有要求”的电影
著名影评人、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策展人沙丹（别名“奇爱博士”），将这部电影前前后后看了四遍。他能理解观众第一遍看的“不明白甚至恼火”的情绪。电影里呈现的人物和情节是冰山一角，而百分之八十的部分，都隐藏在海面之下。
“他的电影有很多合理的文化想象，它们能够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姜文电影拼图。电影是姜文在编码，观众在这种解码过程中，需要了解姜文的趣味，了解人物的前世今生。还要勾连比较多的关乎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等知识，甚至有时候需要调动较高的政治素质，因为姜文的电影从某种角度来说并不都是属于文化语言”。
他认为这样艺术家化的作者电影，应该举双手支持。在中国电影每年都生产七八百部的情况下，有少量“玩飞了”或是“跑偏了”的作品，大家应该有容纳这样一种电影的心态，它值得大家去探讨交流。
我们不难看到，《邪不压正》里有电影影片《教父》和《卡萨布兰卡》的影子。同时也有过去姜文自己电影的影子。
当廖凡饰演的朱潜龙跟蓝青峰说“不跟你谈点条件，你还不信我呢”的时候，观众恍惚看到了《鬼子来了》里类似的桥段，马大三去请四表姐夫去村里处理掉那个汉奸和日本人，最后事情没谈成，马大三还被要求供点啥给对方，因为这是作为为马大三和村里人要杀人这件事保密的条件，当时四表姐夫也是用的这个逻辑。
亨得勒大夫死后，一个俯拍的镜头，尸体上盖着白色的床单，上面压着一顶帽子。《太阳照常升起》中黄秋生饰演的小梁死后，也盖着床单，床单上用辣椒西红柿茄子等压着。
李天然在屋顶上飞檐走壁，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在屋顶上无所事事地走猫步如出一辙。
这些，没有既往的积淀，普通观众很难能看穿。
如果说姜文电影里的暴力美学是为了满足电影要制造视觉奇观这一特点，开头李天然师姐被砍飞掉的头颅、蓝青峰被拔牙的血腥惊悚也就都能理解。
但是，也有一些观众能看明白却不能理解的部分。比如有人觉得电影里有很多没有必要的恶趣味，如屡次出现的屁股、李天然的大胸肌，比如协和医院医生们对着起誓的肾，甚至史航扮演的影评人公公都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角色。
就“屁股”而言，在姜文既往的电影中，《邪不压正》这不是第一次出现。我们隐约能看到一些线索。《鬼子来了》里马大三的女人光着屁股一闪而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米兰丰满的臀部反复出现；《太阳照常升起》中陈冲饰演的林医生，镜头特写她白色大褂下性感的臀部，隐约可见里面的三角内裤；《让子弹飞》师爷临死前被炸飞了屁股。
在沙丹个人看来，《邪不压正》就是1937年版的《鬼子来了》——一则关于肾的寓言。那些上面提及的观众认为可有可无的部分，都和性力量紧密相关。《邪不压正》讲的是一个勇气和成长故事。勇气和成长关联肾，肾又关联中国人的生命力。
“把肾割掉就没有力比多（心理学名词，指性力）了，他们的人格是残缺的。残缺的原因恐怕要反思我们的文化和国民性。李天然跟小白鼠一样没有勇气复仇，最后在巧红的带领下，才唤起了生命力达成复仇。而姜文过往的电影一直延续这个问题，它们都和生命力的寻找、唤醒直接有关。”沙丹说。
除了对于观众的高要求和不在意，袁登宇自己的感觉是，姜文甚至是‘反大众’的。“我相信姜文自己并不会承认这一点，但他电影表现出来的确有这么个意思。他一直不相信大众的判断、大众的审美和大众的趣位，最后他电影的结果呈现出来也是这个样子”。
姜文饰演的蓝青峰第一次出场，是在北京东城区内务部街11号的六公主府，当时骑着大二八去打醋的蓝青峰腰间系了一条红腰带。原著里的蓝青峰是“前清的武举人”，电影中说他在北京城里有六公主府这样的大宅子12间。蓝青峰看似随意地提了两个“哥们”——“老西儿”和“小诸葛”。两人分别指的是北洋时期的著名军阀阎锡山和白崇禧。蓝青峰的身份是一般人没法比的，而在他身上姜文则寄存着更多扭转乾坤和时局的希望。
《一步之遥》剧照。
《让子弹飞》剧照。
含混的“民国想象”
姜文在《邪不压正》中力图要把“梁思成哭着喊着想要的北京”还原出来， 据说为了老北平青灰色的屋顶，姜文特地从北京定制了可以覆盖四万平方米房顶的青色瓦片运到云南外景地。
大雪中绵延的京奉铁路、已经消失的城门城楼、81年前的北平前门老火车站正阳门东站、蓝青峰带着李天然前往北海琼岛、路过的金鳌玉蝀桥都被一一复原。
但这算是何种程度的“复原”很难说。
正如我们从一些老照片里看到的，因为历史的积淀，还带点脏旧的古城墙，灰头土脸，面黄饥瘦，穿戴着臃肿的棉衣棉帽的老中国的子民，这些在电影里全然不见了。
姜文拍的北平，颜色鲜亮到刺目，绿杨荫里，青瓦配湛蓝的天。巧红的裁缝铺都拍得像是贵太太的沙龙会所。无论是出于艺术的处理，还是姜文内在的考量，这一切都令人心往神驰。
但是姜文对于民国和历史的态度却全然不像电影中呈现的这种美感。
2014年，有记者问姜文怎么看待最近很热的“民国范儿”？姜文是这么回应的：
“风花雪月和才子佳人那都是传说，民国其实没那么了不起。不过是一个半脏、半臭、半殖民地的社会，整个国家的GDP是很低的，国军也穿着草鞋，我真想不通哪里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对那个社会保持着一丝留恋。那时候的知识界也不高明，确实有些新的探索，但整体而言都还是幼稚的。我不是说幼稚不好，只是说，把‘幼稚’夸张到一种‘范儿’，就有点让人觉得可笑了”。
姜文引用了梁实秋记录的读清华时候很多学生因为懒，不洗澡，身上有臭味，“‘民国范儿’不过是让一些浅薄的人给误解了，那不是民国的错，是他们自己没想明白。”
“民国热”在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到1995年前后，至今一直持续不退,伴随着当时各种西方思想被引进；紧接着，大量文化出版和影视剧作品里，国仇家恨伴随儿女情长被不断书写、塑造，罩着暖黄色的滤镜。现在，女大学生们扎着小辫子,穿着民国女学生一样的蓝袍子，拍“民国范儿”毕业照，这一场景绝大多数上过大学的人都不陌生。
人们倾慕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梁启超、陈寅恪、胡适，任何一个名字提起都是掷地有声，随着电影《黄金时代》的上映，民国知识分子身上的品格、风骨、独立性被不断地拿来跟当下的所谓“小时代”相比较。但是人们往往忽视的一点是，1912年至1949年,这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人们的生存状况远远不如现在，甚至可以说糟糕。
根据袁登宇的观察、交流，姜文有一个观点：“我们现在的人对很多过去历史美化想象、提纯，倾向于把那些我们喜欢或者认可的东西给留存下来”。
姜文这种对民国的祛魅甚至批评，并不影响他以这些时代背景来作为素材拍电影，民国、文革前后这种动荡的年代，涌现的人物和故事更丰富，可供发挥的空间也越大。而这背后隐喻的与时代相关联的内涵和主题也可窥一二，《让子弹飞》中革命者与革命的反叛者利用民众力量来博弈，《一步之遥》中，“真相”在权力话语的左右下而变异和被隐形。
历史只是借用的一个壳子
《邪不压正》上映前，许知远在对谈中问姜文，为何你的电影始终在处理历史？你对历史的迷恋是怎么来的？姜文回答的是，“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借助的东西。但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 姜文电影借用历史的一个壳子，进行虚构、想象或隐喻，带有明显的对主流历史的批判、消解和颠覆。正如福柯所说的，“重要的不是讲述时代的神话，而是讲述神话的时代”。
这部电影和《侠隐》小说关系已经并不大，只留了一个复仇的大框架，却不是在讲述一个拳师的国仇家恨或者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姜文也并没有作为一个北京人，去痴迷于原著小说老北京那种闲适的劲儿：“晒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一溜溜灰房儿，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一阵阵的蝉鸣，胡同口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板凳儿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北平城在他的电影里甚至也变成了一个壳，一个承载故事的空间。
沙丹认为姜文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当下，中国人的国民现状、精神内核，借助过去的故事来讲今天中国的问题。
可以说，姜文有意识和自觉地在建构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蕴含自己的文化理念和看法。北洋三部曲的三部电影，有两个故事改编自小说，另外一个改编自民国时期的事件（《一步之遥》取自1920年轰动上海滩的一起命案“阎瑞生案”，阎瑞生因赌博狎妓而债台高筑，为钱财杀害了、珠光宝气披金戴银的花国总理王莲英。）
“姜文将它们凝结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空序列的表达”。《让子弹飞》讲述的是1920年（从张麻子和黄四郎关于民国已经到了第九年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偏远的川西鹅城的故事，结尾之后，他们去了浦东。 到了《一步之遥》，1921年在上海花域总统大选如火如荼，阎瑞生谋财害命花国总理的原型故事开演。
《邪不压正》虽然讲述的是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鬼子要来了”的时期，但是电影的第一幕，就是以当下为界限的十五年前，十三岁的李天然目睹师父一家被灭门，也就是1922年，正好和《一步之遥》完美咬合。紧跟着之前讲抗战的《鬼子来了》，再就是讲述1958－1976年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沙丹觉得，姜文的作品，完全做到了将一百年里中国人的人格进行浓缩。而那些不同电影里的不同角色，马大三、马走日、马邦德、马小军，“这些人物在不同时空相互呼应，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姜文思考的是，那么，他们的精神实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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