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白宫官网5月29日突发声明，美国将加强对获取美国工业重大技术的相关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出口管制，并采取具体投资限制，拟于2018年6月30日前正式公布相关措施，之后不久将正式实施。

声明还称，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包括高科技产品在内的总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关的产品。最终的进口商品清单将于2018年6月15日公布，稍后将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像美朝新加坡峰会经历的戏剧性反复一样，美国白宫再次让全球惊掉下巴。就在10天前，中美经贸磋商达成联合声明，双方同意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双方已确定，6月2日至4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将率团访华，围绕具体细节展开谈判。外界推测，本轮谈判或许将签订多份合同。

为什么美国白宫在此时又突生波澜、“出尔反尔”呢？

外间分析，这可能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遭受国内压力所致。美国国内有批评，特朗普将一个模糊的联合声明宣传为重大胜利，这份声明并没有明确细节和数字。特朗普欲解除中兴禁令，也引起部分国会议员不满。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曾在一份声明中说，仅靠罚款和变更董事会成员不可能保护美国的经济或国家安全。

当然，这更可能是美国团队来华进行中美第三轮经贸谈判的谈判策略。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随后就美白宫声明发表谈话：我们对白宫发布的策略性声明既感到出乎意料，但也在意料之中，这显然有悖于不久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无论美方出台什么举措，中方都有信心、有能力、有经验捍卫中国人民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敦促美方按照联合声明精神相向而行。

“策略性声明”意味着中方判断这不过是美国继续抬高叫价的谈判策略。该发言也透露出，中国对谈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反复、善变和最糟糕情景有充分的预期。

形势暂缓？

数月博弈，中美两国5月19日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

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也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

声明还具体涉及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双向投资、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对《凤凰周刊》解释，能达成联合声明，是中美双方不愿越过重要的时间节点。根据美方既定时间表，5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就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举行听证会，5月23日则是关税预期生效的日子。

“一旦互相实施关税惩罚，双方都承受不起，中方经济利益受损，特朗普的支持率马上也会受影响。所以赶在时间节点前，达成了协议，以防止脱轨失控。”卢锋说。

中国官方报道称，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高度评价上述协议的达成。他表示，由于中美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等诸多领域都有很大分歧，一旦贸易战开打，经贸压舱石动摇，很可能将中美带入冷战模式。“当前绝不是中国可以与美国全面摊牌的时机。况且中国仍面临防范金融风险与加快改革的重大挑战。”

同时，沈建光认为，这份声明是双方诉求的中和，不应理解为中国单方面的妥协。

5月初美方代表来华谈判，曾要求中国减少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的补贴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等，这些显然是中国无法接受的。

而此次协议虽然有就贸易逆差做出表述，但主要是增加进口，并非限制出口，同时并未提及具体数字，已有很大灵活性。

同时，这一协议符合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的需求，正是中国想做的。

今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大措施，包括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金融业和汽车业、降低汽车关税、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等。今年11月中国将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也是具体的举措。

沈建光分析，扩大开放是中国改革的既定方向，对美国承诺并未超出这一范围。而加大能源和农产品进口，是去年11月特朗普访华时中美共同达成的意向，也并非新增条款。“增加美国油气进口，有利于中国的能源多元化、能源安全和大气治理，中国很乐意。”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教授更愿将这次“贸易战”定性为比较严重的商业纠纷，“作为商业纠纷，就该按商业规则去解决。中国出口市场美国占比最高，是我们的第一大顾客。尽量考虑顾客的需要，在商业活动中很正常。”

“将是持久战”

“这是一项非常有限且试验性的协议，主要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美国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部门前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

普拉萨德表示，声明中关于知识产权和投资流动，承诺继续保持高级别接触，这表明“双方仍存在巨大差距”。

“美方也有声音，如果没有实际落实，后续还会提高关税。”卢锋表示，若深入分析美国为什么发起贸易摩擦，甚至特朗普为什么能上台，就明白不会就此了事。

5月29日美国白宫官网发表声明，再次声称将对华实施高科技出口管制、投资限制和征收惩罚性关税。这虽然可能是谈判策略，但似乎也预示着，中美贸易战远未结束。

卢锋解释，联合声明只是一个模糊的框架协议，主要是增加进口，也涉及知识产权、营商环境，但总体没触及更核心的产业政策等底层规则。

美方“301调查”恰恰认定了几点调查结果：强制技术转让、干预许可证交易条件、通过投资获取高技术、实施产业政策、网络窃取技术等。

“产业政策就不那么容易像贸易平衡那样让步了。”卢锋说。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告诉本刊，由于美国对外货物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根源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和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等，中美摩擦则涉及对“对等原则”的不同理解和艰难妥协，也涉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复杂激烈长期博弈，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将是持久战。

早在2015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演讲中指出，中美摩擦背后的实质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传统冲突”。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在2013年出版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中，也曾建议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指出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

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也撰文称，世界可能处于新冷战前夜。他告诉本刊，“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至少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变化了，和平与发展还是不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本身就需要探讨。短期隐忍是对的，长期讲很多事还是要提前筹谋。”

“这一回合只是一次前哨战。未来基本是打打停停，以打促谈，谈不好再打，贸易战会常态化，并有逐步升级的可能，还可能扩大到科技、台湾、南海等其他领域。我们需要有长期战略指导下的策略安排，是持久战，而不是谋求短期得失。”曹远征说。

他预测，中美等主要经济体通过贸易战等交锋，会逐渐磨合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新的经贸投资制度体系是目标，而对等原则的理解和把握是核心。”

当然，也有观察者认为，中美贸易战是假打，欧美贸易战才是真打。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向《凤凰周刊》介绍，2017年中国人均GDP为8800美元，美国为5.9万美元，劳动力成本仍有巨大差异，必然决定了中国在中低端制造有比较优势，美国在高端制造和先进服务业有比较优势，中美间仍有巨大的整体产业距离，这在芯片事件也有显现。

王建分析，美国制造业冷战后从占GDP28%降低到12%，丢掉的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固守的是军工、电子、电气、汽车等高端制造业。在全球经济迟迟不能真正走出危机，普遍面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背景下，美国首先需要保持现有工业的竞争力，这些产业恰恰与欧洲日本韩国等高度竞争。所以，美国对外贸易摩擦将真正针对这些国家。

围绕对等原则的冲突

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反复强调对等原则（reciprocal，对等、互惠）。

曹远征表示，中国需要认真对待对等原则。所谓对等，不仅是贸易数量的对等，而且是政策和体制上的对等。而且这种对等是可检验、可追溯的。对等才能构成公平贸易。

按美国的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再创新高，达3750亿美元以上，占美国贸易逆差的一半左右。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

由于今年年底美国议会中期选举，特朗普为赢得选民支持，故对外发动贸易摩擦。

更根本的冲突是政策和体制的对等问题。

早在美国引领组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时，就包含三条最核心的对等理念：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清洁贸易机制；竞争中立。

前二条基本无争议，尤其清洁贸易，随着中国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并决意建立生态文明体制，几乎已领先于世界。在负面清单管理方面，也仅是目录长短和时间表问题。

但围绕“竞争中立”，即政府不能以任何方式袒护企业，中国与美国等争议极大。这既包括补贴、劳资谈判机制、国有企业、政企关系等，也包括相应的评估、追溯及惩戒等。

“我们认为这涉及国家主权。但美方认为这涉及对等原则。”曹远征说。

美国认定，中方由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的经贸体制和产业政策，实行全产业链保护，不是竞争中立，所以不对等，使美国和全球其他贸易伙伴，遭遇严重的不公平，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中国制造2025”就是美国拿出的最新例证。3月22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发动中美贸易摩擦所依据的对华“301调查”报告，就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中国不合理或者有歧视性的行为、政策和做法，令美国商业承压和受限”。美国认为中国将采取不公平手段实现产业升级，这引发美国的不满和恐惧。

“美国认为，尽管中国遵守了WTO规则，但WTO规则本身有缺陷，未能完全体现对等原则，无法约束中国的不对等行为。这才是核心。也构成美方当年绕开WTO，倡议TPP的重要原因。”曹远征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由在西方社会有相当广泛的共鸣。

去年在卢森堡召开的一次国际讨论会上，曹远征与欧盟专家就发生一场争论。他指出，欧盟应该遵守承诺，即中国加入WTO十五年后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欧盟专家表示，不存在“自动”，自动是有条件的，不能自动的原因是中国存在全产业链保护，比如对钢铁业的补贴。

曹远征连忙解释中国顶多对国有钢铁有极少量补贴。中国钢铁出口是由技术进步和廉价劳动力构成的竞争优势所致，欧洲应该从中国进口钢铁，这是自由贸易的真谛,是WTO的原则。

但欧洲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容许环境污染，这就是最大的补贴。由此，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及出口是重商主义的结果，中国企业因此获得不公平的无法匹敌的国际竞争力。他们认为，这已经不是自由贸易问题，而是公平贸易问题。

“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战略调整的目标之一在于，逐步建立起美国主导的新的全球贸易投资制度体系，与中国‘公平对等地’交往。”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在某研讨会表示。

中国：从出口驱动到消费驱动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中国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表示。

近年来，中国消费升级和进口需求强劲。《经济日报》在中美达成联合声明当天刊文指出，“积极扩大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抗癌药等优质药品进口……既符合我国居民消费升级方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又有利于吸引消费回流、将消费留在国内。”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日召开会议，时隔三年再提“扩大内需”。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分析，此内需或与之前的内需（投资）不同，扩大国内消费很可能成为“新内需”。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消费而不是出口和投资，将改变中国，也将改变世界。

他认为，未来30年，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取决于能否在确保制造业全球份额基本稳定甚至略有增长的前提下，大力提升消费占比。

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G20的比重为34.8%，但居民消费占比仅为10%。1978-2016年，扣除物价因素，全球消费增长了2.9倍，仅略低于投资3.2倍的增速。同期中国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倍数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9、18.5和7.1倍。即中国的消费相对滞后。

沈明高预判，中美贸易摩擦将加速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变的进程。也只有鼓励消费才能使中国处于战略有利地位，对内可以继续推动制造业升级，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对外可以化解“遏制中国”的力量，更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突破口。

从消费总量看，目前，中国消费总规模已经超过日本，但仍只是美国的30%。根据国际经验，未来30年，按不变价计算，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大约将增长4-7倍左右。按照目前速度，中国GDP将于2026年超越美国，消费总规模将于2037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中心。

从消费结构看，目前中国居民消费大致相当于美国上世纪30年代、日本的50年代和韩国的80年代。这些国家在之后几十年，衣食等基本消费占比明显下降，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消费，以及教育、文化、保健、旅游等服务性消费迅速上升。比如每千人汽车拥有量就经历了两三倍以上的成长。

“一个大国不可能一直靠出口和全球消费支撑其现代化。从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看，消费和消费升级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沈明高表示，消费改变中国最重要是三个方面：消费升级带动制造业升级，制造业升级又带动收入提高，实现消费可持续升级；从出口大国到消费大国的转变，中国或从外贸顺差国转为外贸逆差国；消费驱动的外贸逆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性支撑，净进口导致本币流向海外，从而推动本币的国际化。

全面深化改革料将加快

从出口、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外界有担忧中国可能逐渐成为净进口国、贸易逆差国。

管清友对此指出，国人大可不必忧虑，应转变喜欢多出口、少进口，一花钱就心慌的传统思维。“挣钱最终是为了花钱。而且进口更高端的技术和设备，是投资行为；进口更高端的消费品和服务，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际也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

曹远征也认为，随着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将外移，服务业占比提高，逐渐出现贸易逆差不可避免，但也并不可怕。

更大的预警来自就业市场可能遭遇冲击。

中美此次联合声明中提到“双方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同意加强合作”。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预测，中国企业和个人使用廉价、免费软件的状况，恐怕会改变。影视行业的Premiere软件一年使用价格1400元。制造业需要用到ProE、solidword等软件都在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如Pro-E正版售价在8万-12万元。“于是，原本放在中国做的劳动密集型的影视后期处理，或者机械制造项目，可能就会重新回到美国。”

管清友也对中国企业和政府能否顶住挑战，快速改革和创新，有所忧虑。“如果再晚10年我们可能更从容些，毕竟我们的中高端产业竞争力还比较弱。所以美国选的时间节点对他们挺好的，对我们来讲有点戳到我们痛点了。”

曹远征就比较乐观。他回忆，“狼来了”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有。1980年代争论引进国外电视机，结果中国家电现在做到了全球第一。加入WTO时也争论“狼来了”，结果中国入世后经济增长最快。

或许中国经济转向消费驱动的真正挑战是居民收入提升与收入分配。

要持续提高居民收入，就必须告别目前的房地产经济，告别高债务下的低效GDP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切实回归实体，推进产业升级，这需要对绩效考核、土地、金融、财税、科教、产权、户籍、社保等制度进行全方位改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伴随第一阶段即长达十年的宽松刺激政策日渐失效和退出，各国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竞争，核心是对全球人才、科技、资本等的激烈争夺战，以实现本国的就业稳固与产业升级。

5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

“目前已出现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的势头，美国制造业不一定复兴，但至少是提振。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福耀玻璃、富士康等这么多企业去美国设厂。我们不能光靠人力成本低，其他显性隐性成本的竞争力也很重要，这就需要大力度全方位深化改革以降成本。”管清友说。

过去40年，由于尚不完善的上述制度，中国国内同样积累了贫富分化等失衡问题，中下层同样有公平分配的诉求。尤其是，中国农业产值已经下降到GDP的不到10%，农业人口却仍占总人口的30%以上，城乡差距也急需敉平。

实质性缓解财富分配，从而大规模启动消费，需要对上述制度进行全方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