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文人间的“笔战”，也看作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夏志清先生一生有两个主战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台湾。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却把两次论战地选择在台湾，一次与颜元叔，一次与唐德刚。他还把自己的数部主要作品放在台湾出版，包括《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爱情、社会、小说》，以及今年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夏志清便在其兄夏济安主持的台湾《文学杂志》发表文章，此后数十年声誉日隆，成为台湾读者耳熟能详的文学评论大师。他所推崇的西方文学理念，成为许多后辈文人学者的评判标尺。他掀起的张爱玲热，更是让张爱玲荣登台湾文坛至高无上的宝座。

台湾文学评论家符立中说，在台湾，几乎知道张爱玲的人，都知道夏志清，他为所有后来的张爱玲研究者，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夏志清障碍”。

然而，夏志清在台湾的“深度介入”还不止于此，当今活跃在台湾文坛一线或已退居二线的许多作家和文化评论家，都是夏志清的朋友或学生，包括李欧梵、王德威、白先勇、刘绍铭、琦君等人。

在夏志清逝世的消息被确认后，台湾的主流媒体争相大幅报道其一生成就，许多人向其致以哀悼和敬意。台湾可能是受夏志清先生影响最深的地方之一，但他与台湾文坛的往事却少有媒体提及，为此，《凤凰周刊》记者采访了台湾文学评论家符立中先生。

他是台湾抗日名将丘先甲、丘逢甲的后人，父母皆为作家，曾被夏志清连赞“奇才”，并担任《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首发会的演讲人，他的父亲创立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曾向夏志清授予“杰出华人会员”奖牌。他们一家两代人与夏志清都颇有渊源，让他来讲述夏志清与台湾文坛往事，再合适不过。

记者：夏志清与台湾的渊源很深，他最早进入台湾文学视野是什么时候？

符立中：最早应该是在1957年，他评张爱玲的两篇文章《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在台湾《文学杂志》发表。这本杂志是由他哥哥夏济安及吴鲁芹、刘守宜、宋淇(林以亮)联合创办的，对台湾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作用。夏济安当时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也是台湾文学评论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几个重要门生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陈若曦、王文兴等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或文学评论家。不久后，夏济安移居美国，在美国英年早逝，这些学生有些后来又间接师从夏志清，所以夏志清与台湾文学界有广泛的交流，他的许多作品都选择在台湾出版。

夏志清先生结过两次婚，两任太太都带到台湾来过。第一次是1966年暑假，带着洋人妻子卡洛及当年十岁大的女儿建一，到台湾住了半年，住在金华街205号，离我家很近。不幸的是，在台北的最后一个月，因为房东将地板打蜡，他把右臂跌伤了。第二次是他1969年与王洞女士结婚后，到台港长住。两次都是利用美国大学的假期，第二次有到香港中文大学兼课，他对台湾文坛的影响和交游都很广。

整个台湾，知道张爱玲的读者，大概都会知道夏志清，他去世的消息证实后，《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台湾主要媒体都做了近乎全版的报道，连几乎不报艺文新闻的《苹果日报》也做了头条，赞誉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权威”“中国文评第一人”。

记者：都说夏志清是张爱玲历史地位的发掘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入台前，他已经有不少评论张爱玲的文章在台湾流传，在当时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符立中：《中国现代小说史》进入台湾是在1979年，之前他哥哥夏济安就已经翻译了他的一些文章，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也引起过一些争议。

1972年，夏志清给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作序，对张爱玲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提出，“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这样的评价，引起了评论家林柏燕的很大反感，他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从张爱玲的小说看作家地位的论定》一文，提出“张爱玲还在世，断定她的作家地位还太早，而那些所谓‘建立张爱玲声誉的功臣’所写的文章，其目的无非是‘捧捧自己的朋友’而已”。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语的确有“一锤定音”的意思，后来他予以还击，说“林先生对作家的态度相当残忍”，他说林柏燕所举的三个例子——李贺、曹雪芹、麦尔维尔（《白鲸记》作者），都是生前不得意，甚至潦倒半世，死后才成大名，“假如生前就有人赞美他们，使他们名利双收，甚至活得长一点，多留给世人一些著作，或把一篇未完成的长篇写完，那照林先生看来，他们的作家地位是不是就要大打折扣，算不得清高了？”这篇文章对台湾的评论界影响非常大。

记者：实际上夏志清在台湾住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台湾文坛影响很大，他跟哪些作家交往比较密切？

符立中：他在台湾艺文界有广泛的交往，包括林海音（《城南旧事》作者）、琦君、王鼎钧、李欧梵、余光中、于梨华、陈若曦、何怀硕、水晶、庄信正、王德威等人，1966年他刚来台湾的时候，大家被他那又急促又好玩的口音逗得很欢乐，可是他拿出来的学问又很扎实。

他在台湾发表了大量的论述，他的《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都是在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三本书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之前问世，谈论的话题相当广泛。比如说大家都忽略了，在中国，散文有着很崇高的地位，但是西方文学更崇尚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他对台湾的散文家琦君很重视，花了很多精力去写琦君的评论，这是一般人没注意到的。

他写琦君不是因为他们是朋友，而是他认为琦君的文章确实好，文学根底很深，他写评论完全是不看人的，以文本为唯一评论依据。琦君写她在浙江乡下的童年往事，写得相当圆熟、淳朴，充满人的温情，她把自己的身世写成小说《橘子红了》，这个小说后来在大陆被改编成电视剧，由周迅主演，非常轰动。琦君早年的散文受到冰心等人的影响，但是她能有这么长久的创作生命力，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夏志清的鼓励。

记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唯一被纳入的台湾作家姜贵，在大陆简体版中被删掉了，夏志清为何会如此看重姜贵的作品？

符立中：那个时候，在台湾，常拿来和张爱玲相提并论的只有姜贵，姜贵原本是国民党的军官，后来成了小说家。他和我父母也很熟，他以前在上海的时候，还和苏青有一段情史，当时苏青比张爱玲还红，有趣的是，姜贵和苏青分手后，他们互相把对方写在小说里头，都是用影射的手法，苏青写《续结婚十年》，姜贵写《三妇艳》，这是我首先发现并披露的。

姜贵的文学成就是在台湾建立的，那个时候姜贵和夏志清并不认识，只是和夏济安有一定渊源。夏济安办的《文学杂志》是由明华书局出版的，而姜贵的第一本重要的长篇小说《旋风》，也是由明华书局出版，《旋风》以共产党在山东崛起为背景，讲述他的家族故事，这本小说跟张爱玲的《秧歌》一样，得到了胡适的赞赏。可以说，姜贵是台湾第一个拥有重要国际地位的长篇小说家，那个时候葛浩文把他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姜贵的小说是台湾唯一在国外文学研讨会上被讨论的作品。

姜贵刚来台的时候很潦倒，但夏志清完全不看他个人的身份，只是看他的作品，就把姜贵写进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过是把他放在附录三，而不是在正文里头，因为他写到共产党的崛起经历，在大陆版就被删减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足本没能在大陆出版，夏志清也觉得相当可惜。

记者：夏先生一生中几次重要的笔战，包括和唐德刚、颜元叔等人，都是以台湾为“战场”，这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符立中：这两场笔战都在台湾，由此也可见，台湾是他事业的“主战场”之一。他和唐德刚是为了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笔战，有些意气之争，我觉得对文坛的影响不是那么大。而与台大外文系主任颜元叔的笔战很激烈，牵涉到台湾文学评论界霸主地位之争。

1976年，颜元叔在《中国时报》发表《印象主义的复辟》，对夏志清大加攻击，夏志清以《劝学篇——专覆颜元叔“印象主义的复辟”》一文回击，开列了颜翻译的书所犯的基本错误，说“文学研究，由他一人领导，实非国家之福”，并称“颜元叔好多书评、论文，都给人急就章的印象”，又说“事实上颜元叔的英文程度也有问题，他情愿闭门造车，也不求教于人”。这篇文章予颜重击，打倒了颜元叔文学评论界的霸主地位，也牵动台湾文坛往后的发展。往后夏志请得到了最崇高的位置，他所推崇的张爱玲就这样一步步走上神坛，这才形成了张派。

记者：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80年代通过地下渠道流入大陆的时候，受到了很多批判，因为他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和标准，这本书在台湾最开始受到了怎样的礼遇？

符立中：可以说与大陆截然相反，1979年，台湾的两大报刊《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为了在文学副刊上有所竞争，都举行文学奖大赛，奖金非常高，于是吸引很多人去看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书，而夏志清的这本书的评判标准，几乎成为最高指导原则。

当时，张爱玲由于曾经给“汉奸”杂志写稿，她在抗战胜利后就归于沉寂了，夏志清把她在日据时期的作品重新找出，把她正式写进小说史，然后使大家觉得张爱玲不但是一个阅读性很高的作家，还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她的艺术才华精湛，用字遣句别出心裁，在艺术上独创一格。

由于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推崇，使得张爱玲身价暴涨。1974年，《中国时报》为了争取张爱玲发稿，竟开出了一万美金的高价，邀请到张在那里发表了散文《谈看书》，由此可见当时竞争的激烈程度。

夏志清的书把西方小说的评判标准和美学理念传递到台湾，对许多后辈写作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夏志清肯定张爱玲，张爱玲成为一个文学标杆，具有神话一样的地位，她不仅受到读者的喜爱追捧，甚至成为很多人有意无意模仿的对象，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

此前虽然也有作家，比如梁实秋，也被文学副刊给予十足的礼遇，但是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模仿梁实秋的散文，可就是有那么多人去模仿张爱玲，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夏志清。后来两大报文学奖都邀请夏志清担任评审，足见其影响力。

记者：有人说夏志清的文学评论常带有政治偏见，由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原因，他对左翼作家评价很低，你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符立中：对这个问题，夏志清生前有回应过，他认为左翼文学，从祖师爷鲁迅开始，就有“人捧人”的习惯，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等人，后来做官的做官，当文艺领袖的当文艺领袖，和政治多多少少都沾上了边，夏志清觉得他们已经被捧的太多了，甚至有些是名不副实的，他写文章就是想平衡一下社会一边倒的评价。

我觉得他并没有政治立场先行，而是有一套统一的评断标准，他以什么样的高标准去评论张爱玲、钱钟书，就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茅盾等人，包括文字意象、小说结构等，都是采用西方文学“新批评”理论范式，他对文学服务政治的那些作品的批评是不留余地的。对一些他认为好的左翼作者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对张天翼、吴组缃等人。

记者：今年２月，夏志清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在台出版，你是首发会的演讲嘉宾，可否给我们介绍和评价一下这本书？

符立中：这本书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我认为，这批书信价值最高的部份，在于张爱玲和宋家因电影《红楼梦》筹拍失败陷入紧张，接着宋淇陷入长期病痛，这是张爱玲最仰仗夏志清的时代。

此前，对张爱玲文学价值的研究，夏志清先生已经树立了一道难以超越的“夏志清障碍”，导致往后对张爱玲文学价值的挖崛进度稍嫌慢了些。这批书信集的面世，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张爱玲更多的面向，更加参透她的悲喜世界。

这本书的内容是从1997年开始发表，当年没有写完。夏志清先生居然在16年后完成出版，令人赞叹！据我了解：它在内地轰动的程度比台湾犹有过之，有出版社邀我介绍，开出1.2万美元的订金，可见其重视程度。不过这些我都没插手，我看重的是这本书所具有的价值，尤其现在回想起来，夏先生在逝世前奋力完成此书向历史负责，那份心意，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