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与台湾文坛往事 专访台湾文学评论家符立中先生
2014/01/25 | 徐伟 | 阅读次数:6997 | 收藏本文

如果把文人间的“笔战”,也看作一场战争的话,那么夏志清先生一生有两个主战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台湾。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却把两次论战地选择在台湾,一次与颜元叔,一次与唐德刚。他还把自己的数部主要作品放在台湾出版,包括《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爱情、社会、小说》,以及今年出版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在上世纪50年代,夏志清便在其兄夏济安主持的台湾《文学杂志》发表文章,此后数十年声誉日隆,成为台湾读者耳熟能详的文学评论大师。他所推崇的西方文学理念,成为许多后辈文人学者的评判标尺。他掀起的张爱玲热,更是让张爱玲荣登台湾文坛至高无上的宝座。
台湾文学评论家符立中说,在台湾,几乎知道张爱玲的人,都知道夏志清,他为所有后来的张爱玲研究者,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夏志清障碍”。
然而,夏志清在台湾的“深度介入”还不止于此,当今活跃在台湾文坛一线或已退居二线的许多作家和文化评论家,都是夏志清的朋友或学生,包括李欧梵、王德威、白先勇、刘绍铭、琦君等人。
在夏志清逝世的消息被确认后,台湾的主流媒体争相大幅报道其一生成就,许多人向其致以哀悼和敬意。台湾可能是受夏志清先生影响最深的地方之一,但他与台湾文坛的往事却少有媒体提及,为此,《凤凰周刊》记者采访了台湾文学评论家符立中先生。
他是台湾抗日名将丘先甲、丘逢甲的后人,父母皆为作家,曾被夏志清连赞“奇才”,并担任《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首发会的演讲人,他的父亲创立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曾向夏志清授予“杰出华人会员”奖牌。他们一家两代人与夏志清都颇有渊源,让他来讲述夏志清与台湾文坛往事,再合适不过。
记者:夏志清与台湾的渊源很深,他最早进入台湾文学视野是什么时候?
符立中:最早应该是在1957年,他评张爱玲的两篇文章《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在台湾《文学杂志》发表。这本杂志是由他哥哥夏济安及吴鲁芹、刘守宜、宋淇(林以亮)联合创办的,对台湾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作用。夏济安当时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也是台湾文学评论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几个重要门生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陈若曦、王文兴等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或文学评论家。不久后,夏济安移居美国,在美国英年早逝,这些学生有些后来又间接师从夏志清,所以夏志清与台湾文学界有广泛的交流,他的许多作品都选择在台湾出版。
夏志清先生结过两次婚,两任太太都带到台湾来过。第一次是1966年暑假,带着洋人妻子卡洛及当年十岁大的女儿建一,到台湾住了半年,住在金华街205号,离我家很近。不幸的是,在台北的最后一个月,因为房东将地板打蜡,他把右臂跌伤了。第二次是他1969年与王洞女士结婚后,到台港长住。两次都是利用美国大学的假期,第二次有到香港中文大学兼课,他对台湾文坛的影响和交游都很广。
整个台湾,知道张爱玲的读者,大概都会知道夏志清,他去世的消息证实后,《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台湾主要媒体都做了近乎全版的报道,连几乎不报艺文新闻的《苹果日报》也做了头条,赞誉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权威”“中国文评第一人”。
记者:都说夏志清是张爱玲历史地位的发掘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入台前,他已经有不少评论张爱玲的文章在台湾流传,在当时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符立中:《中国现代小说史》进入台湾是在1979年,之前他哥哥夏济安就已经翻译了他的一些文章,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也引起过一些争议。
1972年,夏志清给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作序,对张爱玲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提出,“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这样的评价,引起了评论家林柏燕的很大反感,他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从张爱玲的小说看作家地位的论定》一文,提出“张爱玲还在世,断定她的作家地位还太早,而那些所谓‘建立张爱玲声誉的功臣’所写的文章,其目的无非是‘捧捧自己的朋友’而已”。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评语的确有“一锤定音”的意思,后来他予以还击,说“林先生对作家的态度相当残忍”,他说林柏燕所举的三个例子——李贺、曹雪芹、麦尔维尔(《白鲸记》作者),都是生前不得意,甚至潦倒半世,死后才成大名,“假如生前就有人赞美他们,使他们名利双收,甚至活得长一点,多留给世人一些著作,或把一篇未完成的长篇写完,那照林先生看来,他们的作家地位是不是就要大打折扣,算不得清高了?”这篇文章对台湾的评论界影响非常大。
记者:实际上夏志清在台湾住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台湾文坛影响很大,他跟哪些作家交往比较密切?
符立中:他在台湾艺文界有广泛的交往,包括林海音(《城南旧事》作者)、琦君、王鼎钧、李欧梵、余光中、于梨华、陈若曦、何怀硕、水晶、庄信正、王德威等人,1966年他刚来台湾的时候,大家被他那又急促又好玩的口音逗得很欢乐,可是他拿出来的学问又很扎实。
他在台湾发表了大量的论述,他的《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都是在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三本书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之前问世,谈论的话题相当广泛。比如说大家都忽略了,在中国,散文有着很崇高的地位,但是西方文学更崇尚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他对台湾的散文家琦君很重视,花了很多精力去写琦君的评论,这是一般人没注意到的。
他写琦君不是因为他们是朋友,而是他认为琦君的文章确实好,文学根底很深,他写评论完全是不看人的,以文本为唯一评论依据。琦君写她在浙江乡下的童年往事,写得相当圆熟、淳朴,充满人的温情,她把自己的身世写成小说《橘子红了》,这个小说后来在大陆被改编成电视剧,由周迅主演,非常轰动。琦君早年的散文受到冰心等人的影响,但是她能有这么长久的创作生命力,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夏志清的鼓励。
记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唯一被纳入的台湾作家姜贵,在大陆简体版中被删掉了,夏志清为何会如此看重姜贵的作品?
符立中:那个时候,在台湾,常拿来和张爱玲相提并论的只有姜贵,姜贵原本是国民党的军官,后来成了小说家。他和我父母也很熟,他以前在上海的时候,还和苏青有一段情史,当时苏青比张爱玲还红,有趣的是,姜贵和苏青分手后,他们互相把对方写在小说里头,都是用影射的手法,苏青写《续结婚十年》,姜贵写《三妇艳》,这是我首先发现并披露的。
姜贵的文学成就是在台湾建立的,那个时候姜贵和夏志清并不认识,只是和夏济安有一定渊源。夏济安办的《文学杂志》是由明华书局出版的,而姜贵的第一本重要的长篇小说《旋风》,也是由明华书局出版,《旋风》以共产党在山东崛起为背景,讲述他的家族故事,这本小说跟张爱玲的《秧歌》一样,得到了胡适的赞赏。可以说,姜贵是台湾第一个拥有重要国际地位的长篇小说家,那个时候葛浩文把他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姜贵的小说是台湾唯一在国外文学研讨会上被讨论的作品。
姜贵刚来台的时候很潦倒,但夏志清完全不看他个人的身份,只是看他的作品,就把姜贵写进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过是把他放在附录三,而不是在正文里头,因为他写到共产党的崛起经历,在大陆版就被删减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足本没能在大陆出版,夏志清也觉得相当可惜。
记者:夏先生一生中几次重要的笔战,包括和唐德刚、颜元叔等人,都是以台湾为“战场”,这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符立中:这两场笔战都在台湾,由此也可见,台湾是他事业的“主战场”之一。他和唐德刚是为了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笔战,有些意气之争,我觉得对文坛的影响不是那么大。而与台大外文系主任颜元叔的笔战很激烈,牵涉到台湾文学评论界霸主地位之争。
1976年,颜元叔在《中国时报》发表《印象主义的复辟》,对夏志清大加攻击,夏志清以《劝学篇——专覆颜元叔“印象主义的复辟”》一文回击,开列了颜翻译的书所犯的基本错误,说“文学研究,由他一人领导,实非国家之福”,并称“颜元叔好多书评、论文,都给人急就章的印象”,又说“事实上颜元叔的英文程度也有问题,他情愿闭门造车,也不求教于人”。这篇文章予颜重击,打倒了颜元叔文学评论界的霸主地位,也牵动台湾文坛往后的发展。往后夏志请得到了最崇高的位置,他所推崇的张爱玲就这样一步步走上神坛,这才形成了张派。
记者: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80年代通过地下渠道流入大陆的时候,受到了很多批判,因为他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和标准,这本书在台湾最开始受到了怎样的礼遇?
符立中:可以说与大陆截然相反,1979年,台湾的两大报刊《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为了在文学副刊上有所竞争,都举行文学奖大赛,奖金非常高,于是吸引很多人去看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书,而夏志清的这本书的评判标准,几乎成为最高指导原则。
当时,张爱玲由于曾经给“汉奸”杂志写稿,她在抗战胜利后就归于沉寂了,夏志清把她在日据时期的作品重新找出,把她正式写进小说史,然后使大家觉得张爱玲不但是一个阅读性很高的作家,还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她的艺术才华精湛,用字遣句别出心裁,在艺术上独创一格。
由于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推崇,使得张爱玲身价暴涨。1974年,《中国时报》为了争取张爱玲发稿,竟开出了一万美金的高价,邀请到张在那里发表了散文《谈看书》,由此可见当时竞争的激烈程度。
夏志清的书把西方小说的评判标准和美学理念传递到台湾,对许多后辈写作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夏志清肯定张爱玲,张爱玲成为一个文学标杆,具有神话一样的地位,她不仅受到读者的喜爱追捧,甚至成为很多人有意无意模仿的对象,这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
此前虽然也有作家,比如梁实秋,也被文学副刊给予十足的礼遇,但是不会有那么多人去模仿梁实秋的散文,可就是有那么多人去模仿张爱玲,这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夏志清。后来两大报文学奖都邀请夏志清担任评审,足见其影响力。
记者:有人说夏志清的文学评论常带有政治偏见,由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原因,他对左翼作家评价很低,你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符立中:对这个问题,夏志清生前有回应过,他认为左翼文学,从祖师爷鲁迅开始,就有“人捧人”的习惯,鲁迅、茅盾、郭沫若、老舍等人,后来做官的做官,当文艺领袖的当文艺领袖,和政治多多少少都沾上了边,夏志清觉得他们已经被捧的太多了,甚至有些是名不副实的,他写文章就是想平衡一下社会一边倒的评价。
我觉得他并没有政治立场先行,而是有一套统一的评断标准,他以什么样的高标准去评论张爱玲、钱钟书,就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茅盾等人,包括文字意象、小说结构等,都是采用西方文学“新批评”理论范式,他对文学服务政治的那些作品的批评是不留余地的。对一些他认为好的左翼作者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对张天翼、吴组缃等人。
记者:今年2月,夏志清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在台出版,你是首发会的演讲嘉宾,可否给我们介绍和评价一下这本书?
符立中:这本书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共刊出103封张爱玲的信件、卡片。这些信里,张爱玲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非常大,涉及面非常广。我认为,这批书信价值最高的部份,在于张爱玲和宋家因电影《红楼梦》筹拍失败陷入紧张,接着宋淇陷入长期病痛,这是张爱玲最仰仗夏志清的时代。
此前,对张爱玲文学价值的研究,夏志清先生已经树立了一道难以超越的“夏志清障碍”,导致往后对张爱玲文学价值的挖崛进度稍嫌慢了些。这批书信集的面世,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张爱玲更多的面向,更加参透她的悲喜世界。
这本书的内容是从1997年开始发表,当年没有写完。夏志清先生居然在16年后完成出版,令人赞叹!据我了解:它在内地轰动的程度比台湾犹有过之,有出版社邀我介绍,开出1.2万美元的订金,可见其重视程度。不过这些我都没插手,我看重的是这本书所具有的价值,尤其现在回想起来,夏先生在逝世前奋力完成此书向历史负责,那份心意,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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