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目鱼、老头鱼、鳕鱼……日本福岛县相马市的松川浦渔港，驾驶“宝精丸”号渔船捕鱼归来的佐藤幸司正在清点打捞上来的“战利品”。佐藤捕鱼30年，成为船长是地震后的事情。59岁的他，至今仍未找到被海啸卷走的妻子遗骸。

3月11日凌晨三四点开始，不断有地震灾民和爱心人士来到相马市的海边祭拜，这里是那场海啸牺牲者最多的地方。七年前的这一天，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发生的强烈地震，被视为是日本二战后伤亡最惨痛的自然灾害。此后每逢此刻，民众以不同形式募捐；政要前来慰问宣传；媒体制作特别节目。

除部分辐射水平仍然较高的“归还困难区域”之外，福岛县内绝大部分地区的避难提示已被解除。但据地方政府统计，目前仍有7万人过着“不自由”的避难生活，实际返乡的避难者不足15％。除灾害本身造成的心灵创伤，经济困难、赔偿交涉、工作变更、家族分居、社交改变，都成为在外避难者的新压力来源。曾经靠海生活的这群人，震后七年来如在无边的海中航行。

重建人手不足

国道99%、铁路97%、港湾98%……日本复兴厅定期发布的一组组数字，预示着地震灾区的基础设施恢复重建接近完工。高台、防潮堤、灾害福利住宅等建成，按照复兴计划的时刻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3月10日访问福岛县，出席了在伊达市举行的作为重建公路建设中的“相马福岛道路”部分路段开通的庆祝仪式。安倍在强调该公路的经济效益后称，“将继续尽全力开展(灾区)重建”。考虑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部分赛事将在福岛县举行，安倍表示：“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利用相马福岛道路，实际感受重建的福岛新面貌。”就在他到访前夕，一百多当地居民在福岛发起游行，要求追究日本政府和东电的责任。

复兴的重要计划之一，是在岩手、宫城、福岛三个县约400个地区重建街区。街市的复兴不是简单的砖块堆砌或选择空地建高楼。在新建的街区，如何能让被孤立于此的老年人更好的生活，如何能吸引年轻人回到家乡，如何与其他地域建立联系，是当地政府正在思考的问题。

但在此之前，他们还面临人手不足的现状。灾区建道路、防潮堤、医院等设施以及基本的放射物清理等都需要大量外来人员帮助。这其中，“污染圈”的除染工作——将被核辐射污染的土壤装进黑色垃圾袋中塑封最为关键。

由于绝大多数日本人不愿冒风险来灾区工作，一些公司也打起过外国人的主意。据《日本经济新闻》3月7日披露，某越南实习生于2015年9月来到日本，与建筑公司签约的工作内容为“建筑机械、拆除、土木”，可是，在他结束了为期1个月的研修后，却被迫参加了几十次在福岛地区的除染工作。该越南实习生称自己的主要工作就是用铲子将沟渠里的废泥去除，有时也会在一些民宅周围除草。他们工作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日本的工作人员拿着辐射检测器在周围进行测试，每当器材发出警报声时，就听到对方口口声声说危险。

由于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感到担心，越南实习生曾向日方公司表示不愿再去福岛，结果却被“训斥”。因为他从越南到日本的路费大多是从银行借的，仅仅凭借自己在越南的工资，要10年才能还清。所以只能“先咬紧牙关把债务还清”。

对于这样的高危工作，有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本国人是不愿意去福岛进行除污工作的，此前日本业者曾多次刊登广告却没有人来应征。于是，“技术研修生”制度就成了日本业者用来雇佣外劳进行除污的一大途径。但是，这些被送到核污染场所的越南外劳，之前却并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地点就是福岛的核辐射地区。

丑闻被曝光后，日本法务相上川阳子在3月16日的内阁会议后表示，今后将全面禁止外国人技能实习生进行除污作业，原因是由于该工作与以习得技能为目的的制度不相符。今后，政府不会认可包含清除放射污染工作在内的实习计划，且要求申请计划的企业和团体提交誓约书以保证不让实习生进行清除污染工作。

被担心的食品

外人不愿进来，灾民也不愿归来。

“如果能听到孩子们的声音，才会感到生机与活力。”63岁的山下和老伴是解除避难指示第一批回到家乡的人。他们所居住的福岛县浪江町，在2017年3月31日解除了一部分地区的避难指示。不过，山下夫妇以前熟识的老邻居们都没有回来，“夜晚很黑，也没有超市或者便利店。”每天夜里，整条街区没有一点烟火气。

截至2018年2月末，浪江町在籍人口为不到18000人，但实际居住者只有500多人，其中六成以上是像山下一样的老人。2018年4月新学期开始，浪江町前来报到的学生只有10人——8名小学生、2名中学生。

从江户时代起，浪江町的酿酒老铺就远近闻名。酿酒企业“铃木酒造店”在海啸中被全部冲毁，制酒也转移到了山形县的长井市。去年春天避难指示解除，社长铃木大介迫不及待把自己名片上的酿酒地址改为“浪江町”：“终于可以用浪江的酵母、米、水酿酒了。”与酿酒老铺相比，被友人引荐给铃木的农业家丹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很多农地变成了耕作废弃地，虽然新成立的公司起名为‘未来农业’，但又看不到未来。”

福岛县的酿酒多使用当地的米酿造而成，但同其他灾区食品一样，如今也饱受核辐射的争议。为此，福岛县特意制作了“福岛自豪感”的标语口号，让农业生产者在电视上告诉消费者食物的安全性。这种宣传不仅是国内，从福岛县知事内堀雅雄2017年一年的出访行程来看：美国纽约和华盛顿、泰国、马来西亚均榜上有名。

泰国成为第一个从福岛县购买鱼类产品的国家。3月初，泰国进口商订购了约100公斤的比目鱼和10公斤的小嘴鱼，准备在曼谷的12家日本餐厅供应。但由于消费者团体抗议，导致曼谷的餐厅决定暂停采购这批海鲜。而之前恢复出口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大米包装袋上也没有标明任何英文福岛的字样，只用英文标注了产地——猪苗代町。有相关人员透露：“这是当地进口商提出的条件。”

福岛县的中国交流员周翔（化名）在日本工作五年，其间没接待过一个来自中国的地方政府考察团。而英国威廉王子、泰国工业省产业振兴局等国家或政府团体纷纷到过福岛访问。“今年福岛县知事在视频网站上的致辞，有繁体字却没简体字。希望明年在北京或上海可以举办关于福岛振兴的宣传活动。”周翔向《凤凰周刊》表示。

避难者的苦衷

山下夫妇归乡的浪江町，夜晚亮灯的房子并不多。但他们觉得那也是为在外避难者归来点亮的“灯”。七年来，在外避难的灾民一直努力应对离乡的生活。

3月19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避难人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表演说，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目前，日本全国大约有一万名福岛核事故受害者，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

44岁的森松明希子在核事故发生后从福岛县郡山市到大阪市进行避难。森松谴责日本政府把精力都放在让受污染地区民众返乡的政策上。她结合自己在核事故发生两个月后，带着当时3岁和5个月大的两个孩子到他乡避难的体验，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以使孩子们免遭进一步的核辐射。

最近在京都提出诉讼的高木久美子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带着孩子来到京都避难后，与留在福岛的丈夫渐渐产生隔阂，避难一年半后离婚。她所加入的京都诉讼团由57个家庭、174人组成，请求8.5亿日元的损害赔偿。3月15日经京都地方法院判决，原告团中的110人得到1.1亿日元的赔偿。已判决的6起诉讼案中有4起判定是国家责任，其中大多是像高木久美子的自主避难者。原告团要求国家和东京电力公司关注他们在外避难所遭受的冷眼、孩子被歧视的现状以及一些不合常理的体验。

相比于阪神大地震和新潟中越地震，福岛核污染的避难者更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早稻田大学医疗人类学教授辻内琢将原因归结为避难区域外遭遇的“歧视”：“离开福岛避难的人们，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人，或多或少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2017年辻内琢与日本放送协会（NHK）、埼玉县震灾支援网（SSN）合作实施调查，782名孩子中，由于核电站事故避难而在学校受到歧视的占到7%，他们会听到“放射能会反射，不要靠近”、“福岛的家伙拿到钱了”等讽刺语言。

成人社会同样有歧视。辻内琢发现，来自邻居、职场等的歧视高达八成，不少避难者都听过例如“无论什么时候都免费住在避难房里，赶紧出去”等责难声。日本复兴相今村雅弘2017年甚至在一次聚会上说：“幸好灾难发生在日本东北地区。如果发生在首都圈附近必将造成重大灾难。”

七年过去，在外避难的人们想法变得更为复杂，能给出“绝对要回家乡”和“绝对不回家乡”答案的只占31%和26%。即使面对同一个问题，一个家庭内部也会产生分歧。由于意见难以统一，许多家族就此两地生活。如果问一个福岛人“什么让你感觉失去了家乡”，回答中的前三名是：失去朋友、邻居、家庭，第十名才是房子和土地。

受到东日本大地震影响的人们正经历着多方面的“失去”，辻内琢说，核电开发和经济优先的情况下牺牲掉这里原本的社会构造，又因地震和核电事故失去了家乡，苦难仍在持续。“应对PTSD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给予更多精神关照，并从根本上理解这些复杂的社会因素。”

“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太新，过去的痕迹荡然无存，有关记忆迅速被淡忘。”一名女性在NHK的调查问卷中写出自己的担忧。1900名受访者中，近75%的人回答说：“全国普遍出现了有关震灾的记忆已被淡忘的现象。”

今年的烛光悼念活动依旧在JR福岛站前举行。3月11日17点30分，蜡烛已摆放整齐，每一个烛杯上都写着对福岛的祝福和对逝者的悼念。有人写道：“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一天只是众多时间中的沧海一粟。但对我们来说，是每时每刻都要直面的现实。”周翔则说，今年是这五年来参加烛光悼念活动人数最少的一年。

2018年3月15日，日本京都，福岛核泄漏事故幸存者在京都地方法院前高举标语抗议，呼吁日本政府与东电尽快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