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位于苏州府城之西北郊七里，是“吴中第一名胜”。其中生公讲台、可中亭、白莲池、养鹤涧、悟石轩、剑池、千人石等古迹，是文人雅士举行雅集、诗词唱和讨论学问的绝佳之地。

公元1633年，明崇祯六年，名震天下的复社在虎丘举行了自己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史称“虎丘大会”。是时，各省文士汇聚一堂，足有数千之众，船几乎把姑苏的河道堵满，云岩寺的大雄宝殿被挤得如同闹市一般。

时移世易，到公元1661年，已经是大清顺治十八年。复社中人念兹在兹的大明皇朝，已经灰飞烟灭，复社也在九年前被取缔。虎丘沉寂多年了。

这一年的3月23日，55岁的金圣叹坐着一叶扁舟，从苏州城西憩桥巷自己的家中出发，行十几里，来到了虎丘。他的朋友们阎修龄、姚佺、张养重、丘象升、丘象随等人已经等候多时。文友相聚，自然要饮酒畅谈，品评文章，还得写诗记之。这场虎丘之会虽比当年复社的虎丘大会寒酸很多，而且没有了指点江山的激昂，但也“快饮达旦”，尽显名士风流。

第二天，众人尽兴而散。朋友们问起金圣叹，归家后将作何安排？他答道：“承君问我归何事,白昼关窗只是眠。”当然这是笑谈，金圣叹其实是要继续去过“不是春风已九如，关门对雨注残书”的生活，毕竟，他想要评点的“六大才子书”还未完成。

然而，金圣叹莫说要继续注书，就连再次与朋友聚会的机会都已经没有了。虎丘之会两个月后，金圣叹被捕，立即遭受到严刑拷问，“流汗积项成膏，腐肉满于铁索”。又两个多月后，金圣叹与其他17名秀才一起被处斩于市。

金圣叹为人孤高，以才子自居，行事狂放不羁，留下很多传说。他受刑之时仍留下一则趣闻，据说刽子手要行刑时，他请求暂缓，然后取出腰间一信拜托转交给自己的儿子。信中内容竟是：“字付大儿看，盐菜与炒黄豆同吃，其味无穷，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遗憾矣。”

死到临头，尚能如此洒脱，确实符合名士风采。不过，以当时严酷的环境，这样的情景恐怕只是后人小说家言。据时人记载，处刑之时，包括金圣叹在内的犯人们，都是双手反捆于背后,“背插招旗，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一番”。随着炮声一响,“法场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别说留信，就是连喊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都是没机会的。

金圣叹是当时名士，他之被杀，“天下惜之，谓天之忌才，一至于斯”。当然，明末清初之际，心念明朝而反抗清朝的名士不少，遭难被杀并不稀罕。可金圣叹是已经认同清朝的名士，甚至受到过顺治皇帝“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的赞赏。那又是何等大案，会让一代才子殒命刑场？

此案，史称“哭庙案”。

“世家有力者”的江南

“哭庙案”与“奏销案”、“通海案”一并成为“清初江南三大案”。而实际上，这三案可以归一，因为有奏销案，所以才引出哭庙案，而哭庙案之所以会杀戮惨重，则是因为通海案。

所谓“通海案”，就是勾结海寇，海寇便是此时仍然在沿海坚持“反清复明”的郑成功、张煌言。1659年(顺治十六年)，郑成功与张煌言相呼应，率军北伐，连克江南数郡，围逼南京城。江南各地的明遗民多有响应者，清廷查处这些响应者的案子，便被称为“通海案”。

金圣叹所犯的“哭庙案”，便是被强加上“通海”的罪名才不得不死。而实际上，金圣叹并无反清复明的作为，他率众“哭庙”，是为了反对“奏销案”。

奏销案就是收缴拖欠的税赋。清朝定鼎之初，为集中财政大权，严格财政奏销制度。各省的财政管理权由布政司代中央执掌，布政司专向户部负责。户部总掌全国财政决策使用权，地方税收开支，必先请示户部得到允许。各地方不准有杂项收入归己自由支配使用，一切开支必须按户部所定则例，执行报拨制度和履行奏销手续。

这么一来，地方上的税收必须严格上缴，不能拖欠，可多少年来，江南各地的拖欠税赋早是家常便饭。

唐朝以后，江南经济迅猛发展，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地位的逐步确立，江南也成为赋税最重的地区。历朝历代，江南地区的税赋都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地，而地理环境的优越、农业经济的发达，使苏州、松江两府作为江南富庶之地的代表，自然成为朝廷税收的主要来源地，也是赋税重地。“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

赋税重，百姓难以承受，便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而“对策”的执行者，便是地方士绅。元代对于江南的管理，仅是流于上层。朝廷委派的地方官，都要依靠地方有名望的士绅世家来“观风问政”，向他们“咨询治道”，地方士绅对于赋税的征缴有着极大的发言权。再加上元朝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税和商税，“田赋三十税一”，所以“野处者，得以货雄”。元亡明兴，江南地区遭受战乱，士绅损失巨大，再加上太祖朱元璋以严刑峻法管制士绅，士绅阶层作为朝廷和百姓之间的调和剂的作用大大降低。

而到了明朝中叶，士绅阶层重新崛起，大量家族通过科举，在朝有人做官，在野又财雄势大，又成为足以左右地方行政的大势力。有功名，乃至做官的家族，都有赋税的优免特权，土地丁口虽多，却不负担徭役，就是应纳的田赋也可以拖欠不缴。士绅欠缴赋税一两成，便成为当时通行的惯例。

士绅有这样的特权，百姓为了减少自己的负担，也愿意将自己的土地和丁口以“诡寄”和“投献”的方式交给士绅。而士绅包揽这些土地的全部赋税，按照自己减免的份额缴纳，同时缴给朝廷的顶多只有应当赋税的八、九成，自己至少要坐收一二成的利益。

如此一来，“乡绅举贡之豪强者，包揽钱粮，隐混抗官，多占地亩，不纳租税,反行挟制有司。有司官不能廉明自守者，更惧其权势，不敢征催”。士绅多了收益，百姓也减少了负担，明朝时江南赋税沉重，但因为有士绅“从中作梗”，竟是“居官无逋赋之罚，百姓无催科之扰”的景象。士绅百姓都有好处，但这苦了朝廷，越是富庶地区，因为教育发达，读书人多，士绅多，税赋反而收不上来。

到了清朝建立，面对南下的清兵，士绅阶层自然有舍身取义者，但大部分人在面对大势已定的局面时，都选择做顺民。而清朝为了迅速建立统治，也对前明士绅大为笼络，保留了他们在明朝时的特权，清初的江南仍是“世家有力者”的天下。江南地方士绅不仅左右地方政局，主宰地方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担负着联络官民、为民众排忧解难、移风易俗等多种社会职能。甚至在赋税制定方面也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所谓“国初江南赋重，士绅包揽，不无侵蚀”。

若是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形自然属于“乱政”，是对皇权的破坏，清廷如何能容忍如此“乱政”？

到1658年（顺治十五年），此时南明的反抗力量已经再难掀起大的波澜，清廷所担心或防范的，不再是士绅的背离或反抗，而是已归降的或所招抚的士绅自成体系、尾大不掉。是年二月，奏销案开始，朝廷要“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了。

哭庙：禁令下的抗议

奏销案虽被后世称为江南奏销案，实际上其范围是全国性的。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江西、陕西等六省以及安徽若干县份，都办过奏销案。其他各地不过点到即止，并不严厉，奏销案打击的主要目标，只有江南四府一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苏州与松江两府。

1659年（顺治十六年），朱国治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其人字平寰，辽东抚顺人，隶属汉军正黄旗。江苏是士绅集中之地，也是欠税最重之地，巡抚衙门所在地苏州是重中之重。朱国治秉承朝廷意志，大力催逼钱粮，暴戾程度甚于天灾,故苏州百姓称之为“朱白地”,意即凡朱所到之处，万物灭绝，只留下白茫茫大地一片。

清初赋税不仅沉重而且种类繁多，除了必征之外的赋役，还有兑役、里役等。杂派项目更是五花八门，水夫、大树、火药、马草、牛税等都被列入征收项目。以往士绅们“从中作梗”，总是拖欠乃至抗税，如今朱国治强力清理，进行“穷治，凡欠数分以上者，无不黜革比追，于是两江士绅，得全者无几”。明末清初画家王时敏所作的《分田完赋志》中，便描述了当时纳税之苦：“迩年赋敛促数，加派烦苛，款项多端，纷淆孰辨。且新令锲急，如烈火峭涧，犯之立糜。田为祸媒，莫甚今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朱国治如此卖力，属下官员自然要更为加码，其中尤其以吴县知县任维初最为突出。1661年（顺治十八年）初,任维初出任吴县知县，上任伊始，为了催征钱粮，不惜大施酷刑，命人专门准备大竹板用来打人，凡是欠税款的，都要板子伺候，若是衙役打得轻了，便要处罚衙役。不过几日，便有人被活活打死。

追剿钱粮是公事公办，动用酷刑虽然恶劣，也可说是工作方法问题。而这位任维初还私自从常平官仓中扣除仓米数千石，而后公然让仓总吴之行将所扣仓粮转卖给百姓以中饱私囊。这一来，“即三尺童子皆怀不平”，终于引起了抗争。

1661年（顺治十八年）2月，顺治帝驾崩。依照礼制，全国上下都要为顺治帝致哀。3月1日，哀诏传至苏州，朱国治等于府衙设置灵堂。连续三天，地方军政要员及郡中缙绅前往哭临。此外，地方政府还在苏州文庙设灵堂，供普通百姓祭悼。

清朝与明朝不同，早在顺治九年就颁布律令：“军民一切弊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斥革治罪”。而且，清朝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顺治帝的死算得“正逢其时”，士绅百姓本来怒火难抑，正愁没有抗议的渠道，这祭奠活动可以名正言顺聚众发泄不满。

于是，以秀才倪用宾为首的百余名生员，于3月4日齐聚苏州文庙，哭奠顺治帝。而秀才中名声最大的金圣叹，更是草拟了一份哀悼顺治的哭庙文，并亲手敲响文庙里的钟鼓，声震数里，邻近的许多市民闻声而至。借着这个声势，秀才们号召百姓前往府衙请愿,要求罢免贪赃枉法的县令任维初。原本的追悼会，立即演变成讨伐贪官污吏的请愿行动。

此时,前来哭临的府县各级官员恰好均集于苏州府衙，其中就有朱国治、按察使张凤起、道台王纪等高官。秀才们乘“抚按皆在时，跪进揭帖”。正当官员们准备接受秀才们提交的揭帖时，聚集在府衙外的千余名百姓“号呼而来”,大喊驱逐任维初的口号。

秀才们“跪进揭帖”，官员们还愿意接受，可百姓们聚众喧哗，可就有暴动之虞，巡抚朱国治于是下令驱散抓人。百姓们只是情愿，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执法”，自然立即如鸟兽散。而秀才们的领头者，倪用宾、沈玥、顾伟业、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茗、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共11人被捕，金圣叹在混乱中侥幸逃脱。

虽然引起如此骚动，但金圣叹明显没有把后果考虑得如此严重，甚至还能前往虎丘，与朋友们“快饮达旦”，案情却是向着最残酷的方向突飞猛进。秀才们被捕后，因为事涉任维初，这位知县也被拘审。任维初对于自己贪污公粮之事供认不讳，而且说明，所得银钱是为了应付巡抚衙门索贿的。这一来，巡抚朱国治便被牵连其中。

作为江苏最高长官，朱国治自然不能任由案情如此发展。他连夜涂改审讯供词，故意“高抬年月”,使自己“与任立于无过之地”。同时,将“哭庙”定性为反抗朝廷，无视皇帝的大逆之罪，拟定“三大罪状”：一、鸣钟击鼓，号哭抗粮，震惊先帝之灵;二、声言扛打朝廷命官，目无朝廷;三、擅写匿名揭帖，触犯大清律令。然后，朱国治上奏朝廷。

3月21日，朱国治的奏疏传至京师。此时，适逢金坛叛逆、镇江失事等案发生，加上朱国治将哭庙案上纲上线到谋逆的层面，于是，清廷将吴县“哭庙案”与金坛、镇江、无为等九案，一起作为“通海”大案在江宁会审。会审开始不久，朱国治又将同情和支持哭庙而且与自己有嫌隙的顾予咸、程翼苍、朱嘉遇、薛尔张等九人株连入案。

顾予咸、程翼苍与金圣叹都有交往，被捕之后，供出了丁子伟、金圣叹二人。5月25日,丁子伟、金圣叹被押解至江宁审讯。金圣叹被捕后，立即被定为“哭庙案”的主犯，受到严刑拷问。金圣叹在堂前遭受刑讯，苦痛之下，他大呼“先帝”，希望问官看在顺治帝曾褒扬过自己的份儿上稍加宽松。岂料，这反而火上浇油，被指斥：“上初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诅皇考！”又被掌嘴二十。

如此审讯，不是要听你说什么，而是要你说问官想听的。酷刑之下，所有罪名一一“落实”。 6月16日,判决下达，“哭庙案”中的倪用宾等十八人以“抗粮谋反”罪处斩。其中，倪用宾、沈玥、顾伟业、丁澜、金圣叹、王重儒、薛尔张、姚刚八人处斩外，家产籍没入官，妻子流放宁古塔。8月7日，在朱国治的亲自监斩下，“哭庙案”中的18名秀才与“通海案”中的人犯共121人，被处决于江宁三山街。

金圣叹并没能如传说中留下咸菜与炒黄豆同吃有胡桃味的名言。他万没想到自己会因哭庙而死，在狱中在给家人写书信：“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一句“无意得之”，真是悲凉无奈。

士绅不复为士绅

哭庙案之后，有了杀人立下的威风，奏销案也进入了疾风骤雨阶段。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以及江宁府溧阳县的数万官绅士子遭到革黜，并且大多遭到逮捕，关押于各地方州县监狱。曾经的峨冠博带，如今遭受枷责之苦，加之鞭扑纷纷，真是斯文扫地。

《清史稿》记载：“国治疏言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馀，衙役二百四十人。敕部察议。部议见任官降二级调用，衿士褫革，衙役照赃治罪。”当时江南著名缙绅吴梅村、徐乾学、董含等人皆被罗列在内。曾经中过探花（科举殿试第三名）的叶方霭因为欠一钱，也被革黜，乃至有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民谣。

当奏销案结束之时，四府一县受到革降调处分的乡绅有2171名，生员有11846名，共计13617名。别的省份欠税士绅也被黜革，可是后来就被朝廷赦免，恢复原来头衔。江南士绅却一直没有被饶恕，后来捐银开复的也只是极少数人。在奏销案之后，江南各地学校为之一空。原本学风繁盛之地，一处学校最少也有六七百生员，如松江府一地便有生员三千余人，而在奏销案后，每个学校最多不过保留六七十人，少的只有二三十人。

非但如此，在奏销案后，各处的录取生员名额也被大量裁减。原本每县每科入学名额有六七十名，奏销案之后停止科考达六年之久。后虽恢复，入学名额也减少到大县四名、中县三名、小县二名，不过是聊胜于无而已。

原有功名的士绅被革黜，又无新鲜血液补充。再加上为了限期缴纳欠赋，士绅们不得不借官债，结果“旧赋未清，新饷已迫，积逋常数十万，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徵，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大量士绅之家因此破产，昔日钟鸣鼎食之家，无不沦为荆棘瓦砾之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奏销案后，江南士绅阶层已经基本被消灭。

直到康熙朝中叶，随着三藩之乱平息，台湾郑氏归降，清廷才对江南士绅有所宽宥。逐渐扩大科举名额，并举办博学鸿词科，特别是增加了各地入学生员名额，江南士绅总算枯木逢春、死而后生。

不过，重新恢复的江南士绅阶层，其实已经难以再称为士绅了。优免特权已经在事实上消失，自然不会再有百姓通过向他们“诡寄”、“投献”土地而减免税赋。士绅阶层自然还可凭借科举获得功名，进而获取财富，但已完全依附于皇权，不再是能在地方足以左右政局的力量，更不再是朝廷和百姓之间的润滑剂了。士绅，实际上已无“士”的含义，只剩下“绅”而已。

至于在哭庙案中罹难的金圣叹，原本就已闻名天下，更因惨烈的终局而成为传奇。他死后，苏州有民谣口耳相传：“天呀天，圣叹被杀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歼。”民谣总是惊人的准确，哭庙案12年后，在云南巡抚任上的朱国治遭遇了三藩之乱。朱国治酷吏本色，对江南士绅狠，对自己也狠，面对吴三桂劝降，“骂贼尤烈”，被杀。

与金圣叹进行最后虎丘之会的好友们，得知金圣叹死讯，虽都悲伤，却也无法可想。姚佺在金圣叹遇害次年去世，朋友们都感叹他得以善终，与金圣叹相比实在幸运：“仇人翻有恨，狂士幸全归。”

同年，卢象随重游吴门，想到故友已逝，悲从中来，作《感逝》诗兼吊金、姚二位:“隔岁吴江重泊处，低回不尽故人伤。曾经彻夜吟诗老，那复高歌对酒狂。挝鼓祢衡三尺血，逃禅苏晋九原霜。分明画舫山塘路，秋风秋雨只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