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虎丘聚会: 清初江南三大案洗牌士绅阶层
2018/03/25 | 班布尔汗 | 收藏本文

虎丘位于苏州府城之西北郊七里,是“吴中第一名胜”。其中生公讲台、可中亭、白莲池、养鹤涧、悟石轩、剑池、千人石等古迹,是文人雅士举行雅集、诗词唱和讨论学问的绝佳之地。
公元1633年,明崇祯六年,名震天下的复社在虎丘举行了自己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史称“虎丘大会”。是时,各省文士汇聚一堂,足有数千之众,船几乎把姑苏的河道堵满,云岩寺的大雄宝殿被挤得如同闹市一般。
时移世易,到公元1661年,已经是大清顺治十八年。复社中人念兹在兹的大明皇朝,已经灰飞烟灭,复社也在九年前被取缔。虎丘沉寂多年了。
这一年的3月23日,55岁的金圣叹坐着一叶扁舟,从苏州城西憩桥巷自己的家中出发,行十几里,来到了虎丘。他的朋友们阎修龄、姚佺、张养重、丘象升、丘象随等人已经等候多时。文友相聚,自然要饮酒畅谈,品评文章,还得写诗记之。这场虎丘之会虽比当年复社的虎丘大会寒酸很多,而且没有了指点江山的激昂,但也“快饮达旦”,尽显名士风流。
第二天,众人尽兴而散。朋友们问起金圣叹,归家后将作何安排?他答道:“承君问我归何事,白昼关窗只是眠。”当然这是笑谈,金圣叹其实是要继续去过“不是春风已九如,关门对雨注残书”的生活,毕竟,他想要评点的“六大才子书”还未完成。
然而,金圣叹莫说要继续注书,就连再次与朋友聚会的机会都已经没有了。虎丘之会两个月后,金圣叹被捕,立即遭受到严刑拷问,“流汗积项成膏,腐肉满于铁索”。又两个多月后,金圣叹与其他17名秀才一起被处斩于市。
金圣叹为人孤高,以才子自居,行事狂放不羁,留下很多传说。他受刑之时仍留下一则趣闻,据说刽子手要行刑时,他请求暂缓,然后取出腰间一信拜托转交给自己的儿子。信中内容竟是:“字付大儿看,盐菜与炒黄豆同吃,其味无穷,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死无遗憾矣。”
死到临头,尚能如此洒脱,确实符合名士风采。不过,以当时严酷的环境,这样的情景恐怕只是后人小说家言。据时人记载,处刑之时,包括金圣叹在内的犯人们,都是双手反捆于背后,“背插招旗,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一番”。随着炮声一响,“法场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别说留信,就是连喊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都是没机会的。
金圣叹是当时名士,他之被杀,“天下惜之,谓天之忌才,一至于斯”。当然,明末清初之际,心念明朝而反抗清朝的名士不少,遭难被杀并不稀罕。可金圣叹是已经认同清朝的名士,甚至受到过顺治皇帝“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的赞赏。那又是何等大案,会让一代才子殒命刑场?
此案,史称“哭庙案”。
“世家有力者”的江南
“哭庙案”与“奏销案”、“通海案”一并成为“清初江南三大案”。而实际上,这三案可以归一,因为有奏销案,所以才引出哭庙案,而哭庙案之所以会杀戮惨重,则是因为通海案。
所谓“通海案”,就是勾结海寇,海寇便是此时仍然在沿海坚持“反清复明”的郑成功、张煌言。1659年(顺治十六年),郑成功与张煌言相呼应,率军北伐,连克江南数郡,围逼南京城。江南各地的明遗民多有响应者,清廷查处这些响应者的案子,便被称为“通海案”。
金圣叹所犯的“哭庙案”,便是被强加上“通海”的罪名才不得不死。而实际上,金圣叹并无反清复明的作为,他率众“哭庙”,是为了反对“奏销案”。
奏销案就是收缴拖欠的税赋。清朝定鼎之初,为集中财政大权,严格财政奏销制度。各省的财政管理权由布政司代中央执掌,布政司专向户部负责。户部总掌全国财政决策使用权,地方税收开支,必先请示户部得到允许。各地方不准有杂项收入归己自由支配使用,一切开支必须按户部所定则例,执行报拨制度和履行奏销手续。
这么一来,地方上的税收必须严格上缴,不能拖欠,可多少年来,江南各地的拖欠税赋早是家常便饭。
唐朝以后,江南经济迅猛发展,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地位的逐步确立,江南也成为赋税最重的地区。历朝历代,江南地区的税赋都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地,而地理环境的优越、农业经济的发达,使苏州、松江两府作为江南富庶之地的代表,自然成为朝廷税收的主要来源地,也是赋税重地。“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苏、松为最。”
赋税重,百姓难以承受,便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而“对策”的执行者,便是地方士绅。元代对于江南的管理,仅是流于上层。朝廷委派的地方官,都要依靠地方有名望的士绅世家来“观风问政”,向他们“咨询治道”,地方士绅对于赋税的征缴有着极大的发言权。再加上元朝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税和商税,“田赋三十税一”,所以“野处者,得以货雄”。元亡明兴,江南地区遭受战乱,士绅损失巨大,再加上太祖朱元璋以严刑峻法管制士绅,士绅阶层作为朝廷和百姓之间的调和剂的作用大大降低。
而到了明朝中叶,士绅阶层重新崛起,大量家族通过科举,在朝有人做官,在野又财雄势大,又成为足以左右地方行政的大势力。有功名,乃至做官的家族,都有赋税的优免特权,土地丁口虽多,却不负担徭役,就是应纳的田赋也可以拖欠不缴。士绅欠缴赋税一两成,便成为当时通行的惯例。
士绅有这样的特权,百姓为了减少自己的负担,也愿意将自己的土地和丁口以“诡寄”和“投献”的方式交给士绅。而士绅包揽这些土地的全部赋税,按照自己减免的份额缴纳,同时缴给朝廷的顶多只有应当赋税的八、九成,自己至少要坐收一二成的利益。
如此一来,“乡绅举贡之豪强者,包揽钱粮,隐混抗官,多占地亩,不纳租税,反行挟制有司。有司官不能廉明自守者,更惧其权势,不敢征催”。士绅多了收益,百姓也减少了负担,明朝时江南赋税沉重,但因为有士绅“从中作梗”,竟是“居官无逋赋之罚,百姓无催科之扰”的景象。士绅百姓都有好处,但这苦了朝廷,越是富庶地区,因为教育发达,读书人多,士绅多,税赋反而收不上来。
到了清朝建立,面对南下的清兵,士绅阶层自然有舍身取义者,但大部分人在面对大势已定的局面时,都选择做顺民。而清朝为了迅速建立统治,也对前明士绅大为笼络,保留了他们在明朝时的特权,清初的江南仍是“世家有力者”的天下。江南地方士绅不仅左右地方政局,主宰地方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担负着联络官民、为民众排忧解难、移风易俗等多种社会职能。甚至在赋税制定方面也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所谓“国初江南赋重,士绅包揽,不无侵蚀”。
若是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形自然属于“乱政”,是对皇权的破坏,清廷如何能容忍如此“乱政”?
到1658年(顺治十五年),此时南明的反抗力量已经再难掀起大的波澜,清廷所担心或防范的,不再是士绅的背离或反抗,而是已归降的或所招抚的士绅自成体系、尾大不掉。是年二月,奏销案开始,朝廷要“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了。
哭庙:禁令下的抗议
奏销案虽被后世称为江南奏销案,实际上其范围是全国性的。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江西、陕西等六省以及安徽若干县份,都办过奏销案。其他各地不过点到即止,并不严厉,奏销案打击的主要目标,只有江南四府一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苏州与松江两府。
1659年(顺治十六年),朱国治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其人字平寰,辽东抚顺人,隶属汉军正黄旗。江苏是士绅集中之地,也是欠税最重之地,巡抚衙门所在地苏州是重中之重。朱国治秉承朝廷意志,大力催逼钱粮,暴戾程度甚于天灾,故苏州百姓称之为“朱白地”,意即凡朱所到之处,万物灭绝,只留下白茫茫大地一片。
清初赋税不仅沉重而且种类繁多,除了必征之外的赋役,还有兑役、里役等。杂派项目更是五花八门,水夫、大树、火药、马草、牛税等都被列入征收项目。以往士绅们“从中作梗”,总是拖欠乃至抗税,如今朱国治强力清理,进行“穷治,凡欠数分以上者,无不黜革比追,于是两江士绅,得全者无几”。明末清初画家王时敏所作的《分田完赋志》中,便描述了当时纳税之苦:“迩年赋敛促数,加派烦苛,款项多端,纷淆孰辨。且新令锲急,如烈火峭涧,犯之立糜。田为祸媒,莫甚今日。”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朱国治如此卖力,属下官员自然要更为加码,其中尤其以吴县知县任维初最为突出。1661年(顺治十八年)初,任维初出任吴县知县,上任伊始,为了催征钱粮,不惜大施酷刑,命人专门准备大竹板用来打人,凡是欠税款的,都要板子伺候,若是衙役打得轻了,便要处罚衙役。不过几日,便有人被活活打死。
追剿钱粮是公事公办,动用酷刑虽然恶劣,也可说是工作方法问题。而这位任维初还私自从常平官仓中扣除仓米数千石,而后公然让仓总吴之行将所扣仓粮转卖给百姓以中饱私囊。这一来,“即三尺童子皆怀不平”,终于引起了抗争。
1661年(顺治十八年)2月,顺治帝驾崩。依照礼制,全国上下都要为顺治帝致哀。3月1日,哀诏传至苏州,朱国治等于府衙设置灵堂。连续三天,地方军政要员及郡中缙绅前往哭临。此外,地方政府还在苏州文庙设灵堂,供普通百姓祭悼。
清朝与明朝不同,早在顺治九年就颁布律令:“军民一切弊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斥革治罪”。而且,清朝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顺治帝的死算得“正逢其时”,士绅百姓本来怒火难抑,正愁没有抗议的渠道,这祭奠活动可以名正言顺聚众发泄不满。
于是,以秀才倪用宾为首的百余名生员,于3月4日齐聚苏州文庙,哭奠顺治帝。而秀才中名声最大的金圣叹,更是草拟了一份哀悼顺治的哭庙文,并亲手敲响文庙里的钟鼓,声震数里,邻近的许多市民闻声而至。借着这个声势,秀才们号召百姓前往府衙请愿,要求罢免贪赃枉法的县令任维初。原本的追悼会,立即演变成讨伐贪官污吏的请愿行动。
此时,前来哭临的府县各级官员恰好均集于苏州府衙,其中就有朱国治、按察使张凤起、道台王纪等高官。秀才们乘“抚按皆在时,跪进揭帖”。正当官员们准备接受秀才们提交的揭帖时,聚集在府衙外的千余名百姓“号呼而来”,大喊驱逐任维初的口号。
秀才们“跪进揭帖”,官员们还愿意接受,可百姓们聚众喧哗,可就有暴动之虞,巡抚朱国治于是下令驱散抓人。百姓们只是情愿,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执法”,自然立即如鸟兽散。而秀才们的领头者,倪用宾、沈玥、顾伟业、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茗、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共11人被捕,金圣叹在混乱中侥幸逃脱。
虽然引起如此骚动,但金圣叹明显没有把后果考虑得如此严重,甚至还能前往虎丘,与朋友们“快饮达旦”,案情却是向着最残酷的方向突飞猛进。秀才们被捕后,因为事涉任维初,这位知县也被拘审。任维初对于自己贪污公粮之事供认不讳,而且说明,所得银钱是为了应付巡抚衙门索贿的。这一来,巡抚朱国治便被牵连其中。
作为江苏最高长官,朱国治自然不能任由案情如此发展。他连夜涂改审讯供词,故意“高抬年月”,使自己“与任立于无过之地”。同时,将“哭庙”定性为反抗朝廷,无视皇帝的大逆之罪,拟定“三大罪状”:一、鸣钟击鼓,号哭抗粮,震惊先帝之灵;二、声言扛打朝廷命官,目无朝廷;三、擅写匿名揭帖,触犯大清律令。然后,朱国治上奏朝廷。
3月21日,朱国治的奏疏传至京师。此时,适逢金坛叛逆、镇江失事等案发生,加上朱国治将哭庙案上纲上线到谋逆的层面,于是,清廷将吴县“哭庙案”与金坛、镇江、无为等九案,一起作为“通海”大案在江宁会审。会审开始不久,朱国治又将同情和支持哭庙而且与自己有嫌隙的顾予咸、程翼苍、朱嘉遇、薛尔张等九人株连入案。
顾予咸、程翼苍与金圣叹都有交往,被捕之后,供出了丁子伟、金圣叹二人。5月25日,丁子伟、金圣叹被押解至江宁审讯。金圣叹被捕后,立即被定为“哭庙案”的主犯,受到严刑拷问。金圣叹在堂前遭受刑讯,苦痛之下,他大呼“先帝”,希望问官看在顺治帝曾褒扬过自己的份儿上稍加宽松。岂料,这反而火上浇油,被指斥:“上初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诅皇考!”又被掌嘴二十。
如此审讯,不是要听你说什么,而是要你说问官想听的。酷刑之下,所有罪名一一“落实”。 6月16日,判决下达,“哭庙案”中的倪用宾等十八人以“抗粮谋反”罪处斩。其中,倪用宾、沈玥、顾伟业、丁澜、金圣叹、王重儒、薛尔张、姚刚八人处斩外,家产籍没入官,妻子流放宁古塔。8月7日,在朱国治的亲自监斩下,“哭庙案”中的18名秀才与“通海案”中的人犯共121人,被处决于江宁三山街。
金圣叹并没能如传说中留下咸菜与炒黄豆同吃有胡桃味的名言。他万没想到自己会因哭庙而死,在狱中在给家人写书信:“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一句“无意得之”,真是悲凉无奈。
士绅不复为士绅
哭庙案之后,有了杀人立下的威风,奏销案也进入了疾风骤雨阶段。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以及江宁府溧阳县的数万官绅士子遭到革黜,并且大多遭到逮捕,关押于各地方州县监狱。曾经的峨冠博带,如今遭受枷责之苦,加之鞭扑纷纷,真是斯文扫地。
《清史稿》记载:“国治疏言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馀,衙役二百四十人。敕部察议。部议见任官降二级调用,衿士褫革,衙役照赃治罪。”当时江南著名缙绅吴梅村、徐乾学、董含等人皆被罗列在内。曾经中过探花(科举殿试第三名)的叶方霭因为欠一钱,也被革黜,乃至有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民谣。
当奏销案结束之时,四府一县受到革降调处分的乡绅有2171名,生员有11846名,共计13617名。别的省份欠税士绅也被黜革,可是后来就被朝廷赦免,恢复原来头衔。江南士绅却一直没有被饶恕,后来捐银开复的也只是极少数人。在奏销案之后,江南各地学校为之一空。原本学风繁盛之地,一处学校最少也有六七百生员,如松江府一地便有生员三千余人,而在奏销案后,每个学校最多不过保留六七十人,少的只有二三十人。
非但如此,在奏销案后,各处的录取生员名额也被大量裁减。原本每县每科入学名额有六七十名,奏销案之后停止科考达六年之久。后虽恢复,入学名额也减少到大县四名、中县三名、小县二名,不过是聊胜于无而已。
原有功名的士绅被革黜,又无新鲜血液补充。再加上为了限期缴纳欠赋,士绅们不得不借官债,结果“旧赋未清,新饷已迫,积逋常数十万,时司农告匮,始十年并徵,民力已竭,而逋欠如故”,大量士绅之家因此破产,昔日钟鸣鼎食之家,无不沦为荆棘瓦砾之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奏销案后,江南士绅阶层已经基本被消灭。
直到康熙朝中叶,随着三藩之乱平息,台湾郑氏归降,清廷才对江南士绅有所宽宥。逐渐扩大科举名额,并举办博学鸿词科,特别是增加了各地入学生员名额,江南士绅总算枯木逢春、死而后生。
不过,重新恢复的江南士绅阶层,其实已经难以再称为士绅了。优免特权已经在事实上消失,自然不会再有百姓通过向他们“诡寄”、“投献”土地而减免税赋。士绅阶层自然还可凭借科举获得功名,进而获取财富,但已完全依附于皇权,不再是能在地方足以左右政局的力量,更不再是朝廷和百姓之间的润滑剂了。士绅,实际上已无“士”的含义,只剩下“绅”而已。
至于在哭庙案中罹难的金圣叹,原本就已闻名天下,更因惨烈的终局而成为传奇。他死后,苏州有民谣口耳相传:“天呀天,圣叹被杀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歼。”民谣总是惊人的准确,哭庙案12年后,在云南巡抚任上的朱国治遭遇了三藩之乱。朱国治酷吏本色,对江南士绅狠,对自己也狠,面对吴三桂劝降,“骂贼尤烈”,被杀。
与金圣叹进行最后虎丘之会的好友们,得知金圣叹死讯,虽都悲伤,却也无法可想。姚佺在金圣叹遇害次年去世,朋友们都感叹他得以善终,与金圣叹相比实在幸运:“仇人翻有恨,狂士幸全归。”
同年,卢象随重游吴门,想到故友已逝,悲从中来,作《感逝》诗兼吊金、姚二位:“隔岁吴江重泊处,低回不尽故人伤。曾经彻夜吟诗老,那复高歌对酒狂。挝鼓祢衡三尺血,逃禅苏晋九原霜。分明画舫山塘路,秋风秋雨只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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