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比尔·盖茨都是全球最受瞩目的商业偶像和财富神话之一，他一手创办微软，推动人类历史上第三次科技革命，让电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因此屡次问鼎世界首富。

近几年，褪去微软首席执行官身份的比尔·盖茨，将精力转向慈善领域。2000年，他和妻子梅琳达共同创办盖茨基金会，宣布将98%的个人财富投入其中，股神沃伦·巴菲特紧随其后，也决定将大部分捐款交给基金会打理。

目前，盖茨基金会每年捐助额超过4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极端贫困，改善最贫困人群生活健康状况。

2007年，盖茨基金会来到中国，在消除贫困、改善营养、烟草控制、结核病与艾滋病防控，慈善事业发展以及支持中国成为全球健康和发展合作伙伴等领域，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

每年年初，盖茨夫妇都会以发布公开信的形式，盘点过去，展望未来。2018年2月，盖茨夫妇发布了他们第10封年信。在这份以《最难回答的问题》为主题的公开信中，盖茨夫妇针对全球健康、气候变化、挽救儿童生命、与特朗普政府合作等人们经常提及的诸多问题，一一作答。

年信发布前夕，比尔·盖茨接受了中国媒体的采访。针对中国在发展中取得的长足进展和诸多挑战，盖茨始终乐观。

与中国合作倍感自豪

记者：您曾经说过对在2030年前消除贫困很有信心，中国在推动全球消除贫困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也承诺2020年之前在中国消除极端贫困。但是现在中国仍然还有43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当中，您是否依然对消除贫困保持乐观，您如何看待中国取得的进展？

盖茨：全球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叹为观止的进展，特别是中国。在基金会参与之前，中国就在扶贫工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中国政府还设定了消除极端贫困的宏伟目标，我们也和政府探讨如何帮助中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非常高兴能够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开展合作。

我们相信，盖茨基金会对于健康问题的了解，及在数字金融等方面的一些专长，能够帮助中国更好开展扶贫工作。据我所知，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消除极端贫困，还要实现更加广义的平等，这就需要把健康、居住条件、食品等所有问题综合考虑进去，并开发适当模式。中国对实现平等作出坚定承诺，这成为政府开展所有工作的基石，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会。中国成功模式将为其他国家和政府提供有益借鉴。

当然，消除极端贫困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我们还要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因此需要更加创新的政策。我相信中国在累进税制和遗产税等方面的改进可以让社会更加公平，而消除极端贫困则是一个起点。

事实上，彻底消除贫困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如果有人罹患精神疾病，或者嗜酒或吸毒，我们也需要帮助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坚信全球将在减贫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但说完全消除贫困，为时尚早。

记者：盖茨基金会长期帮助中国推进医药产业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在此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

盖茨：我们和中国企业有成功的合作案例。10年前，我们开始支持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开发生产乙型脑炎疫苗，现在这款疫苗已在多国应用。最近，该集团成功研发的二价脊髓灰质炎疫苗也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将在全球发挥重要作用。

另外，我们在北京合作成立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推进针对结核病等药物研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仅具备强大的科研实力，并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和激励相关投资方面出台了很多举措，潜力巨大。

如果非要说挑战的话，中国医药监管或是其中之一。由于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实施的监管标准与国际标准不同，我们在推动中国创新走向世界过程中，会面临一些复杂局面，需引入世卫组织来审查工厂状况和生产流程，耗费很长时间。如果类似情况在美国，医药产品只须通过美国FDA审核，即可自动获得世卫组织的标准认证。

因此，我们与食药监总局合作，不仅能帮助提高中国药品和食品质量，让中国老百姓从中受益，还能让拥有优质疫苗或药品生产能力的中国企业，以财政可负担的价格将产品供应给贫困国家，或以商业方式推向国际市场。几年前，我们和中国食药监总局就已开展相关合作，政府也把这项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并取得进展，这将令中国为全球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过去十年里，中国在儿童健康方面取得长足进展，盖茨基金会为什么还要继续在中国开展儿童健康项目？

盖茨：我们针对中国国内工作的重点是特定疾病的防控，及消除极端贫困。我们一些大的项目包括艾滋病防控，帮助更多群体减少艾滋病毒感染，确保艾滋病患者能够获得治疗药物；结核病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目前中国的结核病负担依然很重，但我们也看到取得了很多进展；还有一个领域是与烟草相关的疾病，这方面我们与政府合作推动政策制定，降低一手烟或二手烟导致的肺癌及其他癌症引发的死亡。

的确，中国在很多儿童健康相关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的创新经验不仅能继续助力我们在中国的项目，同时还能通过政府间合作，帮助其他国家，造福世界。所以我们在中国主要专注于两件事，一是帮助中国解决国内问题，二是与中国合作来帮助其他国家。

记者：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预算比在印度或非洲要少很多。您一直强调中国在国际舞台的重要性，为什么基金会不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金？

盖茨：盖茨基金会迄今在中国投入了数亿美元，包括资助科研、开展艾滋病防治、结核病防治和烟草控制等方面的项目。的确，我们在印度和非洲投入资金更多。事实上，很少有慈善机构有我们这么大的投入，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印度和非洲的健康挑战比中国严峻得多。如，非洲很多国家的儿童死亡率是中国的10倍以上。

对于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以及与中国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我感到非常自豪。单在结核病防控方面，我们就取得了瞩目成绩。我们也希望在其他领域取得更多进展，包括帮助食药监总局尽快与全球监管标准接轨，以及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正在进行的药物研发工作等，这些不仅对中国，对其他国家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我们在非洲的慈善投入比例也会相应更高，因为非洲不仅人口增长率高，而且全球最贫困的一些国家都在非洲。

2008年8月12日，比尔·盖茨夫妇在海南三亚农村探访当地结核病患者。

中国慈善行业发展乐观

记者：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慈善行不通，您是否曾和其他人讨论过慈善的价值和效用？为什么您和妻子梅琳达女士认为慈善能完成政府和企业所做不到的事情？

盖茨：慈善是一个独特的行业，规模比私营部门或政府部门都小得多。即使在慈善规模最大的美国，涵盖环保、文化、宗教、教育以及医疗研究等多个领域，其总和也不超过经济总量的2%。虽然经济规模小，但慈善部门在推动新想法的诞生、推动那些政府不太可能去做的事情方面，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并带来众多出色成果，包括提供奖学金、孤儿救助、助残、提高环保意识等等。

以“绿色革命”为例，它创造出更好的种子，使全球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翻番。中国也受益于绿色革命，尤其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开放后。世界上大部分贫困人口都是农民，农业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他们能不能吃饱饭、孩子能不能上得起学、在成长中能不能获得营养。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够帮助他们提升种子质量、改良土壤、获得贷款、发展养殖、给牲畜进行预防接种，让他们饲养的牲畜更健康，甚至改良一些牲畜的基因，这样奶牛的产奶量、鸡蛋产量都会大为提升。因此，我们的工作会为这些穷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善，包括营养的大幅提升。

我们正与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内的伙伴进行合作，开发能够耐受干旱，且更少依赖肥料、除草剂与杀虫剂的水稻品种。类似“绿色超级稻”的这种技术创新在未来几十年对于抗击贫困和养活世界人口可能起到关键作用。

我看到全球慈善行业逐渐兴起，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变得更加富有，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看到慈善能够发挥的作用。亚洲有很多有创新意识的慈善家，包括中国和印度，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在各个领域所做的工作。所以慈善领域的一些大动作及其取 得的成就完全可以证明慈善的价值。

记者：在您和中国及其他国家寻求广泛合作过程中，您是否认同中国应把慈善工作放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

盖茨：从根本上来说，基金会开展的很多工作，包括帮助贫困农户提升粮食产量，或是拯救儿童生命，都是全球公认的发展重点，中国在这些领域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我们对于中国采用何种机制与其他国家合作，有着非常灵活开放的态度。中国非常注意聆听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发展重点。“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希望中 国能参与帮助东南亚及一些非洲国家消除疟疾的工作中，如果这恰好符合“一带一路”的整体思路，且中国决定这样去做，我认为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记者：您十分擅长说服富豪加入“捐赠誓言”的行列，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等三位中国富豪已加入其中，但他们不是中国最有钱的富豪。 我相信您认识中国最有钱的那部分人，您是否曾劝说他们加入捐赠誓言，他们是否对此感兴趣？

盖茨：做慈善是一个自愿决定。我喜欢和别人讨论慈善，慈善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从慈善中找到乐趣和成就感，包括和配偶一起去做慈善。不得不承认，和其他国家相比，我迄今在动员美国成功人士参与慈善做得更好。因此，每次来到中国，我都期待在正式访问之外，慈善能持续成为一个重要讨论话题。

我还和中国的慈善家们联合创办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旨在探讨中国慈善行业的最佳实践和特点。

我对中国慈善行业的发展非常乐观，相信中国很多成功人士会选择捐出财富。数年前，还没有中国人加入捐赠誓言，但随着相关对话的加强，我们看到了众多榜样。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捐赠誓言成员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也会努力与更多人开展对话，争取做得更好。

记者：外界普遍担心，2018年中美之间不仅会有传统的贸易战争，还会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方面打起“冷战”。您和基金会都致力于推动中国创新，并加强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您如何说服中美领导人在知识产权和技术方面更多开展合作而非对抗？

盖茨：美中关系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我相信，两国有很多领导人及我本人都希望两国之间能持续开展对话，共同解决全球健康、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这也会让美中两国人民意识到合作是互惠互利的。

我个人无法解决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但我相信两国会继续保持牢固的关系。如我投资的泰拉能源正和中国合作推动第四代核能的发展，微软在中国也有自己的研究院，给微软和中国都带来很多好处。

每一年美中关系都会面临不同挑战，但整体上非常牢固和积极。我会尽个人最大努力为推动美中关系发声，同时也殷切地希望这一关系能良好发展下去。

技术创新推动全球健康

记者：您在摩根大通健康峰会上提到，您将致力于减少全球健康领域的不平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世界需要更多的创新。然而，目前很多创新药和治疗方法较为昂贵，如癌症疗法CAR-T花费高达80万美元。您认为应如何利用科技创新，让更多医疗服务变得更加可及？

盖茨：基金会一直努力降低一些过于昂贵的药品和疫苗的成本。比如，我们为某个新型HIV治疗方案提供了价值4亿多美元的销量担保，帮助生产商优化生产成本，现在患者每年只要花费不到100美元便可获得治疗。我们也在不断寻找低成本生产商，帮助他们覆盖部分研发预算。

要想达到降低价格的成效，采购量必须足够大，成本也必须足够低。目前，我们已研制出低成本的霍乱疫苗和伤寒疫苗。我们资助的合作伙伴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Tom Frieden博士，也力求让降血压药物以更低廉的价格进入贫困国家。

很多新的医疗发明一开始是比较昂贵，但我们希望能提速降低成本，让这些发明惠及所有人。在贫困国家，我们从负担最重的疾病着手，目前仍以传染性疾病为主。从长远来看，我们希望将这一方式拓展到其他疾病类型，最终实现健康平等。

记者：技术创新在提升全球健康水平方面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哪些创新是您现在最关注的？

盖茨：在全球健康领域的宏伟目标中，针对营养不良，我们发现儿童肠道菌群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创新企业合作，从7年前开始资助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解决营养不良问题，还有助于解决其他疾病。目前，这一领域聚集了各类大小企业和学术机构的力量，我们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希望以此提高儿童的营养水平。

创新成果产生的影响非常多，我无法面面俱到，但我想着重谈谈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问题。5岁以下儿童死亡几乎有一半发生在他们出生后30天内，多由疟疾、肺炎、腹泻等疾病引起。为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我们做了大量研究，包括对出生30天内获得确诊的新生儿进行取样研究，分析能否通过为孕产妇注射疫苗，让她们摄入抗生素，或为新生儿保暖进行预防。此外，我们还运用最新的工具，从病理学和遗传学角度研究这些问题，并建立儿童健康和死亡率防治监测网络，该数据库不仅能指导我们的工作，也能帮助其他所有人共同减少新生儿死亡。

当然，还有大量的创新研究也在进行当中，如疟疾、肺结核、HIV 等疾病的疫苗研发，以及早产儿营养等领域。这些科学研究的进步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工具，加速我们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

记者：您认为人工智能在全球消除贫困方面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盖茨：人工智能能提高生产率，我们也经历过巨大生产力提升所带来的好处，并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例如农业生 产率就曾得到非常大的提升，但我们在其他领域也创造了更多、甚至更好的工作机会。

人工智能能够降低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力投入，这样能释放劳动力去帮助老年人或者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缩小阶层差距。如果发展得足够好，我们甚至可以缩短每周的工作天数，或让人们提前退休。

所以当生产率提高时，如果政府能够以明智的方法确保人人平等的从中受益，在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机会，那它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对人工智能加以利用，有的政府也可能选择不去利用，但整体上来说，我认为未来几十年，人工智能能带来非常积极的好处，这一点是很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