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前，一位无名的少年，是白鹿原上白鹿部族收养的一个放羊娃。他不知是何人所生，也不知从何而来，在野地中成长，有类于“狼孩”、“豹娃”，通百兽言，却不晓人语。一个神异的黑衣陌生人花了七天，教会他说话、数数、音乐、绘画等融入人群之中的基本沟通之道。作为某种交换，陌生人带走了牧羊娃的“死亡”，随后隐匿不见。正因为这诡异的一遇，少年幸得以摆脱与禽兽、牲畜为伍的原始生活，进入到波澜诡谲的文明生活。幸神奇地摧折所有降临自身的险难，始终长生不死，同时，他又不幸被掳掠争夺，卷入到商周鼎革的历史决战之中……

这就是科幻历史小说《少年幸之旅》第一部《牧野大战》的故事起点。这个起点，无论是对于青少年读者，还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都颇有吸引力。它包含了重新创世的神话原型，这个神话从塑造一个人开始。

追寻淡去的历史

跟随作者的书写，我们进入了一个颇为奇异的历史世界。这个世界一方面很忠实地书写了历史：商周交替，是中华文明的拐点，青铜文明转向黑铁文 明，农业文明战胜商业游牧文明，奠基了三千年文明的格局。小说《牧野大战》很准确地抓住了文明转变的枢机，突出了从周文王姬昌到周公姬旦对周文明的塑形，描绘了“郁郁乎文哉”周文明的灿烂肌理。在商、周、崇（夏之后裔）、有熊部落（楚之先族）、蜀、羌、吴、诸蛮夷等中华文明的始祖们的分合争斗中，厘清了多脉一流的文明基因。

目前，中国小说直面商周之际的写作极度稀少。因为毕竟历史很久远，即便是“寻根”，也没有人有勇气去追寻那么久远时代的根。书中，作者呈现出了一种强大的复原历史的能力，小说以中华史为主轴，以人类文明史为背景，综合了政治史、战争史、仪礼史、器物史、科技史、艺术史等多方面知识，依赖清华简等最新历史发现，以丰富的历史情景和鲜活的历史人物，展现中华文明的命运与抉择、博大与恢宏。在书中，作者精雕细刻了殷商东征、龙伯铸金、羑里演易、周宴吟诗、孟津会盟、牧野决战、鹿台争鼎、以拉谷之战等场景，将我们颇为陌生的历史知识化为纤毛毕现的艺术形象。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塑造了帝辛（纣王）、苏妲己、姬昌、姬旦、姬发、姜子牙、崇侯虎、伊颂等令人信服的历史人物形象。

漫长的历史旅程由此展开，我们得以回归到那个被淡忘已久的历史时空中，同主人公一起去见证沧海桑田一般的巨大变迁。在昆德拉看来，小说艺术是发现遗忘的存在，而对于一直处于“寻根”热潮的中国人，大概没有更悠久的根，能比商周之际更加值得我们去搜寻、打量一番了。

一部有人的历史

虚构照亮历史。《牧野大战》不仅是一次大胆的历史书写，作者对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也有较深的挖掘，因而能够写出圆润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丰满，别开生面，与刻板印象中已有的形象十分不同：

商纣王刚愎、沉沦与任性，但也聪明果断，不失为殚精竭虑谋划事业的王者；姬昌弘毅、坚韧与智慧，又老谋深算，城府极深；姬发坦诚、勇猛，性格中藏着优柔寡断。这些立体性格一一如现。作为全书最为着力刻画的人物周公姬旦，是我们貌似知之却又知之甚少的历史人物，却是周朝得以建国的灵魂人物。在书中，他号称掌握着奇异的梦师之术，出入梦境、来去自如；更是腹有韬略，外交内政纵横捭阖，忠于家国，担当果敢，精进善成，临危沉勇，又有诗书之华，但其也有阴沉狠戾、过于自负的一面，对父命封登周公之位的义弟少年幸必欲除之，让人敬畏交加。特别是那出入梦境趣笔，颇有点“盗梦空间”的况味。

周公的对立者或者补充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第一告密者”——崇侯虎。他为了复兴大夏祖业，也是机关算尽，貌似节节败退、山穷水尽，却竟能出人意外地“剧情反转”。这是借用推理小说的手法，一叶障目，神龙出没，伏线千里，十分烧脑。相比之下，作为主线的少年幸在《牧野大战》中，虽还是懵懂混沌，但经历坎坷，也在一次次历史机缘中冶炼了博大的心智。作为他的师父、山戎族的奴隶龙伯，又让我们看到作者对于历史“小人物”、沉默的大多数的关注与思索。

正因为人物的成功塑造，这部书回归了虚构的应有之意，充分利用了网络文学、通俗文学类型小说创作的成功模式：既有人工智能、平行时空等新热点，也有夸克战士、星宿斗士、龙族、星球大战、末日浩劫等，整合创新科幻、架空小说的宏大架构，发挥历史、科幻、谍战、战争、推理小说的人物命运瞬息万变的特色。作者多年严肃文学创作的写实功力，及其对科技前沿的持续跟踪和敏锐洞察，能够把历史、人物与虚构背景很贴合地融为一体。

在历史阅读热的今天，一部小说只有成为一部看得见的历史，大概才能克服掉各种通俗讲史的书籍见事不见人的缺陷，脱颖而出，启迪读者，特别是那些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青少年读者们。

想象共同命运的深情

中国人极为重视历史书写，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故而，陈忠实在赫赫有名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开篇，援引巴尔扎克的话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而作为民族史诗的小说应该怎么写？数量庞大的中国作家几乎费尽心思。

《少年幸之旅》正是这种中国文学传统下的某种探索与创新。作品开篇于十九世纪末，荷兰殖民者攻破南洋婆罗洲（现东南亚加里曼丹岛）上的兰芳共和国。该国是海外华人所创立的一个共和国，已历百年。其缔造者之一石有幸带着兰芳遗孤，怒海孤舟，在荷兰人的追击中得以北还中国。归航中，他给孩子们讲述自己三千年的华夏之旅。通过主人公极度漫长的讲述，作者表达出向人类文明致敬，向中华文明致敬的情愫。

这深情流淌在对文明肇始者的追念中，在周文王、周武王、帝辛、大卫王等身上激荡的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宏大动力，回响在“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古歌中。这首歌从《诗经》时代一直唱到兰芳共和国，与中华文明伴行，薪火相传着追寻自由与美好生活的意志。这深情涌起在不惧危难挑战命运的激昂史诗里，周族几代人艰难困苦屡踣屡起，终成天下之业，也是对中华的国族认同和人类未来的坚信，是永生的中华文明的归航与反求诸己，是号呼反己忧患天下“究天人之际”的天问。

这种追思命运的情愫，也浮现在作者刻意半隐半现的科幻部分：白鹿部落收留的牧羊少年幸，崇侯灭白鹿部后收其为奴，他在羑里狱中遇到姬昌，姬昌认其为义子。三千年后，他是兰芳共和国的缔造者南洋漂流者石有幸。八千年后，他将是地球文明的拯救者，某种力量又迫使他从未来折返，与过去的自己相遇。幸是不能对历史进程做任何干预的，但置身于历史中，他又岂能不因之而变？

这其实又是历史叙事的一个隐喻：历史被一次又一次叙述，可每次叙述中，那种量子式的不确定性，会不会导致历史已然改变？这是一系列极度烧脑的“设定”，作者让我们管窥其斑，需要在九部书的大框架下，才能完成这令人充满期待的“幸之旅”，一次心灵和想象的无限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