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海洋和海权极为敏感的国家，日本一直对中国航母的发展保持高度关注。日本《产经新闻》1月1日引述中国军事人士的话说，中国海军为提高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将加速建造航母，计划至2030年建成由4艘航母组成的航母打击群，并力争将其中两艘建成核动力航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如果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航母大国”，亚太的地区均势将发生变化。

文章指出，中国如果在南海成功组建真正意义上的航母打击群，其对抗美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将大大提高，对跟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沿岸国家，其所造成的军事压力也会迅速增大，从南海延伸至中东的日本海上生命线也将受到威胁。

以舰载机为主要战斗力

按照日本《世界舰船》的说法，早在1970年，中国就传出可能用外购或自制的方式取得航母。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摸索后，中国在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从澳大利亚、韩国和俄罗斯购入“墨尔本”号、“明斯克”号与“基辅”号退役航母。但它们的作用只是增强中国科研人员理性认识，获得某种实物的参照。

直到2002年，在排除美国、土耳其、日本以及台湾当局的重重阻挠后，中国终于从乌克兰将苏联未完工航母“瓦良格”号拖回大连，并在三年后悄然展开改装续建作业，并于2012年正式交付中国海军入列，被命名为“辽宁”号。服役后，“辽宁”号不属于中国海军任何一支舰队，而是由海军司令部直接指挥。

2013年起，“辽宁”号开始实施跨海区长时间演练，2013年11月首次穿过台湾海峡，沿海峡中线进入南海进行各项实战演习训练。2016年12月，“辽宁”号再度执行跨海区训练，并在途中首度经宫古海峡穿越“第一岛链”。

这些演训中，中国海军除了对歼-15舰载机的性能与对抗进行深入测试外，也针对“辽宁”号的作战系统与动力系统等项目进行测试。大体上，中国人也清楚“辽宁”号是20世纪的产物，苏联原始的兼用舰载机、远程反舰巡航导弹武器的“载机巡洋舰”设计限制了“辽宁”号在现代海战中发挥最大作战效能。因此，中国海军所采取的测试活动最大的用处是培训基本操作人员，并在反复的测试中验证其多数时候有点“纸上谈兵”的正规航母战术战法，并摸索下一艘国产航母究竟哪里需要改进。毕竟，美国海军自二战太平洋战场上就获得丰富的航母作战经验，但对中国海军而言，在航母作战上，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2016年4月在大连下水的001A型航母是中国完全国产化的第一艘航母，外形虽与“辽宁”号类似，但从公开资料看，许多细节上已不是完全克隆了，而是针对海军使用特性以及先进技术所打造出符合中国需求的航母。据日本《正论》月刊观察，其最大变化是机库配置，将“瓦良格”号舰内机库后方原来放置P-700“花岗岩”超音速反舰导弹的部位拓宽给机库，这大大增加了舰载机作业空间，也代表了未来中国航母坚持发展以舰载机为主要战斗力的传统战术。毕竟对航母来说，战斗力指标就在于机库和飞行甲板上是否能布满足够多的舰载机。

日本《军事研究》分析，“辽宁”号的前身“瓦良格”号是准备搭配米格-29K中型以及苏-33重型歼击机，两者都没有对海（地）攻击能力，但如今的“辽宁”号却统一搭载与苏-33有某种“血缘关系”的歼-15。由此类推，总体设计与“辽宁”号相当并采用滑跃甲板的001A型航母，就算设法扩大机库空间，增加少许载机数，实际效益也无法提高太多——和“辽宁”号一样携带24架歼-15歼击机是最合理的配置。

2017年7月，“辽宁”号航母编队访问香港，当时随行的歼-15舰载机数量只有8架，但据香港市民同舰上官兵的交流情况看，可以了解舰载机尚未满编，且“辽宁”号上没有固定载机编制。根据资料，中国海军航空兵的编制，一个舰载机团大概24架战机，下辖三个大队，因此估计“辽宁”号访港时舰载机兵力约为一个大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2017年7月颁发“八一勋章”，有“中国电磁弹射技术之父”称誉的马伟明（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院士）位列其中，这是否代表中国在电磁弹射技术上有所突破，值得观察。

2017年7月，中国“辽宁”号航母访问香港，图为停放于航母甲板上的舰载机。

航母运用与对外影响

美日过去普遍认为，中国拥有航母更多是象征意义，毕竟考虑到中国有限的舰载机与护航舰艇实力时容易产生这样的看法，而同美国第7、3舰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相比较，中国海军的行动也受到相当的限制。但在日本《战车》杂志军事专家田冈俊次看来，随着中国海军实力与远程投射能力增加，中国海军的行动已不只在“第一岛链”内——无论屡次穿越“岛链”的行动，还是在印度洋实施长时间反海盗巡逻部署，都让美日感到这支新兴的海上力量已“不可遏制”。

美日所认为的“中国威胁”，主要源于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判断不明。航母是中国遂行海洋战略的重要工具，相比弹道导弹，其曝光度较高，本身带有“外交工具”的含义。当航母在亚太海域中的活动，无论是“秀国旗”或带有特殊目的的“实力外交”，都会让外界感到如芒在背。

据日本《打击》杂志分析，中国航母目前的作战应用方式分为三种：

一是以舰载机为打击主力。这种作战方式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探索出来的作战方式，以航母为作战主力，并以舰载机的对海（陆）打击能力为主要作战模式，今天的美军航母打击群就以此为圭臬。

二是利用舰载机为舰队防空主力，掩护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潜地导弹的“堡垒区”概念。即用海空兵力扫除并稳固固定海域，为导弹核潜艇提供安全作业的巡航区。这种方法出现在苏联，今天为俄罗斯海军所继承，这是因为当年苏联的航母技术无法与美国媲美，让其不得不采用保守作战方式。中国航母技术已非当年苏联海军可比，要想走向深蓝远洋，还是会偏向美军的航母运用。

三是将航母作为战机跳板，从陆上起飞的战机可运用航母作为延长打击半径的海上机场，这种方法如果配合解放军在南海扩建后的岛礁，应能有效延长火力投射距离。

无论何种观点，最大限制因素还是舰载机的性能与起降问题。对中国航母而言，最大的资源竞争对手不是过去常说的潜艇，而是岸基飞机的飞行距离。如果岸基飞机的打击距离与航母舰载机有限的航程相去不远，中国海军自然没有积极发展航母的必要，因此，中国现阶段的航母性能在战术上仍有相当限制。

过去，中国海军战略只涉及有限的作战范围，航母对海军战略意义也有限，如今中国积极发展航母的目的，除了为今后走向远洋做准备外，也代表中国海军战略的重大变化，将未来的战场放到距离本土海岸线更远的水域。《打击》认为，随着航母越造越多，会与中国国家战略产生日益密切的关系，航母在国家战略上所传达的意义将远远超出海空军任何一种单一装备（如歼-20隐形歼击机），中国政府对航母任何行动的发声和解读都会是国际关注的重点，也会被日本看成是中国未来国家战略的风向标。

摆脱“大陆军”的思想包袱

体系作战是近年来解放军积极发展的作战模式。《军事研究》注意到，依托体系发展而形成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除了科技帮助外，更重要的是组织体制的重塑，这也是中国军队改革和国防改革的目标。

当前，“辽宁”号航母并未配置于任一战区，而是直接隶属海军司令部，根据“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这可能代表“辽宁”号尚未形成完全作战能力。

人事方面，中国海军中将袁誉柏已出任南部战区司令员，打破之前战区司令员全由陆军将领担任的格局。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司令员王海来自海军航空兵，曾任“辽宁”号航母编队司令员，更是2015、2016年中俄“海上联合”演习的中方总导演，其航空兵的背景应让其与同为飞行员出身的南部战区空军司令员徐安祥、南部战区参谋长常丁求形成良好互动，发挥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战力。这一安排也象征未来解放军对战略经营南海的重视。

“对中国来说，发展航母最大的竞争还是国内资源分配问题。”日本《丸》杂志称，虽然军改后，解放军试图摆脱“大陆军”的思想包袱，但航母所消耗的资源远非一般量产武器可比。“对于中央而言，举全国之力进行航母研制是否符合中国‘陆海复合型’国家定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过去，中国针对航母有“707项目”（1970年7月立项，1971年9月终止）、“891项目”（1989年1月立项，1998年终止）等，但都在高层考虑之后予以搁置，后来才有001系列航母以及传闻预研中的002型航母等等。这些事实证明，即便中国海军一直想要航母，但至少在中央层面仍是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航母事业，对于航母建造也保持了极为慎重和低调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解放军装备发展向来强调“宁可人等装备，不可装备等人”，“辽宁”号最大的意义是让人民海军熟悉航母操作，特别是起降间的指挥控制、战机与甲板间的调度能力，要培养出这方面的“人才种子”，时间资源的投入是不能省却的。

美军通过许多实战考验逐步建立了标准作业流程（SOP），解放军才开始尝试，虽然在武器装备上经常提到“后发制人”的优势，但在人员训练与培养上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时间积累才能开花结果。或许，这也能解释中国国产的001A型航母为什么会选在中船重工所属的大连造船集团建造，最大原因或和大连厂当初续建“辽宁”号成功有密切关系。

谈到航母带来的威胁，日本军刊大多认为，中国研制航母的主要目的并非针对日本，当前发展对海军作战上的改变有限，较大意义仍在外交与政治上——即通过运用航母来对外表态与传达信息。这意味着日本思想库在探讨中国海军时，必须融合大战略的观点来研究，特别是中国开启军队改革后，中央军委对航母这类具有战略意义的作战平台进行任何演训所带来的影响都会再三斟酌。

面对中国舰船进出“第一岛链”的势头，日刊指出，日本除了严密监控外，应避免随其动态而过分夸大，被带进中国擅长的“舆论战”游戏中。“日本虽可对中国航母发挥牵制能力，但当前水下战力不足以形成有效威胁。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展水下战斗力，不只是对付中国航母的利器，更是牵制中国海军的重要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