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澳关系起伏不定，时冷时热。2017年是中澳建交45周年，却似乎迎来了澳大利亚“反华”的高峰期。从澳大利亚媒体捕风捉影指控中国对澳搞政治渗透、指责中国商人“窃取澳国家机密”，到炒作在澳中国留学生从事“间谍活动”、声称澳工党议员被中国“收买”。澳部分媒体的不实报道，为当地一些政客攻击中国提供了借口；媒体与政客的相互呼应，使“中国威胁论”在澳大利亚大行其道。

笔者第一次注意到这一波“反华”苗头，是2017年10月底受邀参加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召开的“亚洲多极化”研讨会。短暂的会议茶歇时，与会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理查德·里格比匆匆跑回办公室打印了一份《澳大利亚人报》给笔者。据该报报道，澳外长朱莉·毕晓普在记者会上警告，中国政府正在渗透进入澳大利亚高校，有些中国学生甚至因为担心受到中国政府的监控而回避谈论一些问题。

里格比作为澳大利亚前总理、“中澳建交之父”惠特拉姆首次访华时的翻译，此后也曾跟随多任总理访华，对这份报道所蕴涵的“反华”意味深表忧虑。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焦虑：澳大利亚的心理烙印

自毕晓普发出警告后，澳大利亚的“反华”行为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从民间殴打中国留学生的恶性事件，到澳大利亚总理因邀请中国商人参加宴会而受到媒体猛烈抨击。现在，这个同中国隔着南太平洋，将中国作为其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却表现出对华并不友好。很多在澳学习、生活多年的华人，也是第一次亲历如此明显的“反华”氛围，尤其来自政府层面。

澳大利亚在反华立场上的种种激进表现，与当下和中国的交往势头极不相符。近年来，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澳对华出口的大幅跃升，是澳大利亚经济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保持较高增长率的重要原因。

据澳方统计，2016年中澳之间的双边贸易额达1552亿澳元，占澳对外贸易总额的23.1%，超过澳与美、日两国贸易额的总和。

在当今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逆全球化渐成潮流的趋势下，强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应该是澳大利亚的最佳选择。澳大利亚的主流媒体与政客，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就现实而言，澳大利亚一直视美国为维护其国家安全的主要保障，希望美国能继续主导亚太秩序。中国的快速崛起，令不少澳大利亚人担忧，中国会凭借经济优势损害澳大利亚的安全利益与地区影响力。因此，中澳经济联系越深入，一些澳大利亚人的“对华焦虑症”就越严重。

主流社会之所以会呈现如此鲜明的亲西、远中立场，则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根源。澳大利亚国内有着强大的保守势力，对这股势力的解读可以解释当下不少看似“不合理”的行为。

澳大利亚是一个错位国家，身在亚洲却心在西方。自菲利普船长登上澳大利亚大陆那一刻开始，当地白人一直视自己为英国在南太平洋的“前沿哨所”。直到现在，澳大利亚仍处于西方文化与原著民文化、西方文化与亚洲文化的磨合过程之中，没有解决好西方人怎样融入当地传统及周边文化的问题。正因如此，“焦虑”始终是现代澳大利亚社会重要的心理烙印。澳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沃克著有《焦虑的国家》一书，其中解释说：澳大利亚曾经焦虑被亚洲人入侵，二战后则焦虑自身在国际和区域事务中微弱的话语权。

事实上，在世界秩序变革之时，澳大利亚的“担忧和焦虑的心境”总是比较突出。如今澳大利亚担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缺席，而这已不是第一次。澳国立大学著名战略学家安伦·金吉尔在其新书《被抛弃的恐惧》中提到：冷战结束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就十分担心，当不再需要同苏联于亚太地区抗衡的情况下，美国会否将战略辐射能力回缩，不再顾及澳大利亚？

根源：与原生文化和解失败

从某种程度上讲，澳大利亚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国家。这种不安全感根植于其文化与环境的错位，也来源于其与原生文化和解较为失败的经历。

澳大利亚大陆在西方白人到来之前，已经有100多万土著生活在那里，这些土著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已生息、繁衍将近四万年。而早期的殖民者并未将土著居民视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从1900年建立联邦至1967年，歧视土著人的条款一直存在于澳大利亚宪法之中。

1967年以前，土著人没有任何公民权利，澳大利亚的人口普查也从不包括土著的数量。甚至根据宪法和各州的规定，土著人不是澳大利亚公民。1957年，澳大利亚土著画家Namatijira因为与其家人喝酒而被捕，理由是Namatijira因绘画才能被政府授予公民身份，但他的儿子和亲戚依然是土著。根据当时的法律，澳大利亚公民不能与土著一同饮酒。这样的民族塑造，导致白人为中心的文化根深蒂固地嵌入这个社会。

从文化上讲，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化同英国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一脉相承，其全世界的“表亲”有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除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的所有“亲戚”都在环大西洋，也就是传统被称为“西方”的国家。从移民结构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澳大利亚自建立联邦以后即偏向于接受英联邦国家的移民，尤其是对英国移民敞开大门，而且只欢迎来自不列颠岛屿的移民，连爱尔兰和苏格兰移民都被歧视。

因此，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化是完全依托于英国文化的，土著人、亚洲人和其他欧洲人往往被排斥在主流文化圈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逐渐大规模接收中欧、东欧以及南欧的移民，这个过程中，其主流文化逐渐扩展。现在，意大利、希腊、罗马利亚等国移民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社会主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东亚、中东和印度等国的移民依然徘徊在外围。正是这种排外主义，导致澳大利亚在许多事务上都呈现出保守、僵硬的特征。

与其近邻相比，澳大利亚在这方面同样相形见绌。新西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妇女有投票地位的国家，其在对外政策上也显得更为独立。虽然澳、新都与美国签订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但是新西兰并未参与2003年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新西兰也是第一个加入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西方国家。

独立的政策离不开新西兰强大的国家认同，新西兰在许多事务上的大胆和不畏挑战，正是其与原生文化实现较好和解的结果。新西兰的殖民者在到达新西兰北岛时，就与当地多位毛利王签订了《怀唐依条约》，虽然这在当时实际意义并不大，但这份条约一直保留在新西兰的宪法中，表示这个国家始终承认以及面对自身所在土地的历史和先存的文化传统。虽然澳大利亚人一直不喜欢他们的这个“表亲”，但不可否认的是，新西兰的多元文化主义比澳更繁荣，在处理原著民问题上也更有智慧。

正是这种保守主义传统，使得如今不少澳大利亚人不能顺应时势的变化，而是死抱住冷战时形成的东西方阵营区别不放，对既无历史积怨又无战略冲突的最大经济合作伙伴——中国，存有疑惧和戒心，担心其快速崛起会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不但是今天，也是近些年澳大利亚一系列“反华”极端行径背后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在这个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国家，政府或政客的行为必须迎合社会的主要潮流，以确保其自身的领导地位；目前，澳大利亚特恩布尔政府的行为正是其努力迎合国内保守势力的表现。

对内和解有利于处理对外关系

解铃还须系铃人。澳大利亚行为模式的转变，有赖于其文化基础的转变。而其保守主义文化的弱化，必然同步于与当地土著文化的和解。应该看到，近年来，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与土著的和解已逐步提高。

2007年，澳大利亚政府第一次从官方层面对土著正式道歉，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议会作出了正式的道歉声明。虽然这个道歉来得较迟、与民间的愿望相比仍显落后，但至少代表了官方承认历史上对土著种种的不公平与伤害。这之后，澳大利亚自下而上对土著文化的认同都在提高，和解也在点点滴滴深入。

比如，墨尔本大学传媒学院大楼上的欢迎语，除了英文外，还有土著语。2017年澳大利亚皇家理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校长的毕业生致辞首先强调毕业典礼的举办地属于某个土著部落，并肯定这些土著人为澳大利亚的繁荣作出了卓越贡献。

这些例子虽然听起来无足轻重，但对于澳大利亚土著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转变。因为在土著文化中，人是与其部落所在的土地紧密相连，他们对自己部落所在的土地有极强的眷念。他们认为，一旦离开这块土地，自己的灵魂将找不到归宿。但自从1788年澳大利亚迎来首批殖民者以来，此后两百年间，当地土著不断被迫迁徙自己的故土。承认其文化、认可其拥有过这片土地，体现了澳大利亚社会对土著文化的某种尊重。

虽然从目前看来，这些变化依然微小，却对这个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具有重大意义。从某种程度来讲，澳大利亚对土著的认同和和解，将有利于其处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自身社会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原来徘徊于主流文化圈之外的族裔正逐渐融入到澳大利亚的主流文化中。笔者在与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驻华专员聊天时，这位外交官很笃定地说，到2050年，澳大利亚的人口构成会更像其所在的区域，亚洲文化也会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希望这种变化成为澳大利亚当前文化演进的主要方向。这样，澳大利亚就能改弦易辙，不错过自己在文化和地理上可以连接东西的独特优势，中澳关系也能走向更加明朗的未来。

（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洋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