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政治话题，日本有过很多有趣的电视剧。

日本富士电视台2008年播出的《Change》里，人气巨星木村拓哉饰演一个歪打正着的日本首相。主角一开始对政治毫无兴趣，是个喜欢看星星的小学老师，但当政治家父亲与接班人哥哥双双罹难后，他被迫走向政界——因为执政党提出如果他不去、就让他年迈的母亲参加选举。

放在其他发达国家，这个剧情存在一个大漏洞：为什么议员去世后，一定要找家人参加竞选？让毫无经验的家人去参选，又如何保证有支持者呢？这不得不谈到日本政坛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世袭政治家。日本虽然地区不大，各地情况却迥然不同，对于世袭政治家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而随着社会发展，日本国民对于世袭政治家也有着心理变化。

“选举三要素”的代际传承

虽说发达国家政坛不乏“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先例，譬如美国有罗斯福叔侄、布什父子先后出任总统之例，但即便如此，日本世袭政治家还是太多了。

以2017年10月众议院选举的小选举区当选者为例，有89名议员的三代以内直系亲属也当选过参众两院议员，占小选举区总席位（289席）的31%，形成所谓“世袭政治家”；其中与父祖一辈选举区有承继关系的议员有75名，占据小选举区比例的26%，这些人经常被直呼为“世袭议员”。相比之下，美国议会的世袭政治家比例仅维持在5%上下。

究其原因，日本人常用三个“BAN”来总结：地盘（JIBAN）、看板（KANBAN）和皮包（KABAN）。“地盘”是指政治家在自身选举区拥有的政治支持组织，即“后援会”，世袭政治家通过继承父祖的后援会，可以直接获得有组织的选票支持；“看板”是知名度的代称，世袭政治家的父祖一般连任数届，在地区成为名门望族，子女也很容易受到选民“照顾”；“皮包”则暗指金钱支持，选战需要耗费大量资金用于各项宣传活动，由于日本政府对于政治献金有严格限制，世袭政治家借助父祖留下的资产自然更有优势。

为了获得稳定选票，世袭政治家往往用足三方面的影响力。比如茨城县7区议员第二代中村喜四郎的本名叫“中村伸”，由于继承父亲初代中村喜四郎的后援会，他在1976年第一次参加竞选之前特地改为父名，这样哪怕支持者错写成父亲的名字，选票依然能够有效；常年担任自民党副总裁的高村正彦也在2017年选举之前突然宣布“不出马”，并发布消息指定儿子高村正大继承山口县1区“地盘”，最终成功当选。

由于日本人普遍相信“青蛙的儿子也是青蛙”（谚语：有其父必有其子），很多家族得以在小地方扎根。比如在东京西北面约100公里的群马县，长期由有过首相经验的福田、中曾根、小渊三家占据，其中小渊惠三、小渊优子父女连任议员近60年；而在神奈川县横须贺地区，小泉纯一郎的二儿子小泉进次郎2017第四次拿走神奈川县11区席位，至此，小泉家祖孙三代在此延续了70多年的存在。

当然也有不顺利的。比如1972年完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首相田中角荣，其女田中真纪子一开始靠着父亲的后援会当选新潟县议员，但后来逐渐不再去选区经营，与后援会的矛盾也越来越大。2012年选举时，田中真纪子以3万票的巨大差距丢掉父亲经营数十年的新潟县5区，她本人也未再出马竞选。

但总体而言，一旦父辈连任数届，在当地形成的后援会、结成的人际关系网、培养的选民都会形成沉淀，成为子辈的稳定遗产。哪怕中间间断一段时间，只要当年名人的后代再来参选，依然会受到拥戴。

所谓的“当年名人”不仅指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的名人也能派上用场。比如1993-1994年担任日本首相的细川护熙，其本家是江户时代熊本藩藩主细川家。靠着本家威望，细川护熙在1983-1991年间就任熊本县知事，再从1993年当选熊本1区议员，为他成立日本新党、夺取政权打下深厚基础。

从分布来看，世袭政治家的数量与某地区的议席数量呈反比关系。东京都25个议席只有前知事石原慎太郎的两个儿子是世袭政治家，大阪府19个议席、神奈川县18个议席也各只有4个世袭政治家，但到了青森、山梨、鸟取、岛根这种只有2-3席的县，却全部出身世家。考虑到议席数量以人口多寡决定，又可以大体推算经济情况，便可知越是发达的城市，世袭政治家便越难生存。毕竟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口流动速度比较慢，更容易对某个当选家族形成情感记忆，日本世袭政治家便有了生存土壤。

2017年10月底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鸠山家族成员鸠山太郎竞选东京都2区席位，其竞选海报上只有一句话：继承父亲（鸠山）邦夫的遗志。曾在东京2区连任过19年的鸠山邦夫恰好于2016年去世，鸠山太郎之意是希望以鸠山家名号吸引选票。但由于2区是东京最为繁华的银座至上野一带，人员流动频繁，十几年前的老议员早已没人记得，最终鸠山太郎以7万票之差惨败。虽然鸠山太郎失败了，弟弟鸠山二郎却在父亲的另一块连任16年的选举区、相对落后的福冈县6区获得成功。

2017年10月底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鸠山家族成员鸠山太郎竞选东京都2区席位，其竞选海报上只有一句话：继承父亲（鸠山）邦夫的遗志。

一旦成为世袭政治家，政治家本人就不需要依仗党派，党派反而需要借助“世袭”之力来稳固地盘。2009年自民党失去政权时，依然有50位自民党世袭议员顺利胜出，占当时自民党议员的42%。也正因如此，世袭政治家更容易向更高位置发起冲击。1990年以来，9位自民党首相全都是世袭政治家；即便离开自民党，世家子孙鸠山由纪夫也依然能以民主党党首身份夺取政权。某种意义上，世袭政治家成为独立于党派之外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世袭政治家类似“匠人”

2014年11月众议院选战之前，自民党围绕群马县1区候选人曾有过一次争议。群马县1区一直由自民党议员佐田玄一郎连任，但由于他当时涉嫌女性丑闻，竞选前景不确定，有人提出让他下野，更换为32岁的新人中曾根康隆——这是大名鼎鼎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之孙、群马县参议员中曾根弘文之子。

建议虽显稳妥，同样来自自民党的参议员山本一太却批评说：“同一县内怎么能把父子二人都选为国会议员呢？”一番争议后，佐田玄一郎继续担任候选人；但到了2017年10月，中曾根康隆悄无声息地列席群马县所在的北关东比例区，最终当选众议员。如今，中曾根父子分别在参众两院获得席位，山本一太却并未批驳阻止。他的态度转变固然与其后来的政治地位变动有关，也体现出日本人对于世袭政治家的矛盾态度：一边批判世袭让政治变得僵化，一边对世袭政治家进入国会持旁观态度。

政治作家八幡和郎在2011年出版的《遍布世袭的政治家地图》一书中列举了日本近300个小选区的所有世袭政治家谱系，并以“平成三百藩”来称呼世袭政治家。日本江户时代，世人以“江户三百藩”来称呼当时日本境内的所有藩国，作者提出，无论是现在的民主社会还是过去的封建社会，政治家世袭与藩主世袭有异曲同工之处。

江户时代的藩主子女一般都生长在江户，无论方言还是思维方式都不再与原地方相同，等到这些子女接任藩主，对幕府的威胁就小了很多；而现代世袭政治家也大体相似，如安倍晋三虽然承继父祖的山口县选区，但无论出生还是成长都在东京，只有选举时才会回到“老家”拉取选票。即便世袭政治家可能不太了解当地情况，当地人还是会如同推举“藩主”一样把众议员推给世家子弟。

社会作家橘木俊诏在2016年出版的《世袭格差社会》中则提到，这种现象主要与两个时代的相似性有关。江户时代日本进入超稳定结构，“世袭”成为稳定的象征与帮助稳定的工具；从明治维新到战后高速成长期，平民从农村涌入城市，各地区人口结构重新洗牌；泡沫经济崩溃前后，日本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而再度进入稳定结构，各大职业之间的流动也陷入停滞，高收入职业开始出现“积极世袭化”，医生、企业家、歌舞伎演员更是世家频出。

社会结构不稳定时，政治家的个人能力可以塑造新的结构、创立新的路径，但一旦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各项事务的处理均形成路径依赖，新的路径再难创立，对政治家家族形成路径依赖也就在所难免。在老百姓看来，政治能力与医术、经营能力、演技一样，成为一种可以继承的技术，世袭政治家逐渐类似“匠人”，公众自然也允许政治家“接班”。

当然，日本人也不是没试过改变。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上台，日本人一度希望能够同样有所变革，当年投票率创下1995年以来的最高值——67%，直接导致民主党的上位。然而上任三年来，民主党由于缺乏执政经验，应对各项突发事件不力，2012年又被自民党选了回来。

经历一番改变，日本国民普遍不再热衷投票，即便几年来安倍内阁通过诸多广受争议的法案，自民党亦在东京都议会选举败北，但2014年、2017年的两次众议院选举的投票率依然创下52.7%、53.7%的历史低位——很明显，国民不认为自己的选票能够改变政治现状了。

投票率低迷却给世袭政治家带来便利——以前需要动员40%的选民支持，如今只需要动员不到30%的选民就能赢得席位。他们靠着父辈经营的后援会发动固定选民获得10%-20%左右的“组织票”，再拉拢10%左右的“浮动票”（浮动选民），很容易就能当选。

而自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以来，以世袭政治家为主体的自民党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读卖新闻》与早稻田大学2017年7-8月的共同调查发现，由于21世纪以来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两位长任期的首相推动了多项改革政策，自民党在40岁以下年龄层的选民看来早就不再是“保守党”，而是“自由党”（注重改革）。这里的“保守”与“自由”并不是严谨的政治学概念，更是变与不变的形象区分。中青年选民已经明白，政治家世袭与否并不妨碍其是否求新求变，安倍家族即便“四世三公”，依然可以成为“变革者”。

如何限制“世袭竞选”

针对世袭政治家的竞选，各党派也不是没有过限制，只是效力过于薄弱。

为了显示与自民党不同，2009年民主党通过一份党内规范，其中对于“世袭竞选”下了明确定义：现职议员引退、转出之后立刻由配偶或三代以内亲族连续在同一选举区内竞选。一旦有此现象出现，民主党不予公认。这意味着，民主党内的世袭政治家若想竞选，必须离开民主党、以无党派身份单独竞选。虽是党内限制，却也起到过一些作用。2009年长野县3区议员、前首相羽田孜宣布退隐，担任民主党参议员的儿子羽田雄一郎本想接过地盘，但由于这份内部规范，最终只好放弃。

2017年10月中旬，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孙子中曾根康隆在家乡群马1区参选。

同年，自民党为挽回数年颓势而出台“世袭限制”提案，对“父终子继”现象加以限制。这一次卡住了青森县1区的候选人津岛淳。津岛淳的父亲是一直连任的议员津岛雄二，外公是日本文豪太宰治（原名津岛修治），在当地颇具盛名。2009年的选举中，津岛淳未获自民党公认，便横下心来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出马竞选。由于自民党与津岛淳争执不休，导致青森县1区的浮动票反复摇摆，最终津岛淳丢掉了青森县1区议席。

受此影响，2010年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选举公约里的“世袭限制”已经变成“不会无原则地认可世袭候选人”；再到2012年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认可了5位世袭政治家参选，相当于否定了“世袭限制”，津岛淳也以自民党候选人身份拿下青森县1区。

虽然外界对世袭政治家颇有微词，但按照日本国宪法第44条的规定“两议院的议员资格不因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门第、教育、财产与收入而受到差别对待”，既不能歧视出身低微之人，也不能因为“门第”过高而从法律层面限制竞选。世袭政治家的存在既然由选票决定，本身并不违法，也不违反民主主义原则。

既然不能对参选人加以限制，那么只能从“选举三要素”的“皮包”下手，想办法限制“资金管理团体”的继承。所谓“资金管理团体”，是在日本法律允许下围绕某一政治家管理其政治资金的政治团体。现阶段日本法律中，资金管理团体的代际转移不适用于“继承”条项，而是“赠予”条项，国家无法征税，因此政治家愿意为了避税而将资产注入其中，子女也更愿意通过参与国政而获取父辈的政治资产。

另外还有选票的“一票格差”问题。日本的小选举区划定虽以人口作为标准，但随着时间推移与地域发展，普遍形成了大城市选民数量多、小地区选民数量少的趋势。如2014年选举中，东京都1区有49万选民，宫城县5区却只有23万选民，那么后者的1票相当于前者的2.13票。这一方面造成选民之间权力不平等，另一方面也让政治家懂得利用不同选区来拉票获利。

投票方式上，目前日本采用“自书式”——将候选人名字书写上去，新参选的候选人必须耗费更多精力才能让选民记住自己名字的正确写法，否则一旦写错就成为废票；而世袭政治家的姓氏早在选民层中如雷贯耳，写对也相对容易。目前欧美国家的投票多以打钩、打孔甚至电子方式为主，这也是日本投票制度的改革方向。

不过，上述限制都只能从表面上缓解世袭现象，更根本的问题还是普通日本人的心态——如果大家一次次将熟悉的姓氏与面孔选上去，世袭现象就不会从日本根除。

2017年秋的众议院选举结束后，东京电视台曾对1000名来自东京的受访者做了问卷调查，询问“（安倍之后）你希望谁当下一任首相”，虽然小泉进次郎、石破茂等世袭政治家皆榜上有名，但排名第一的选项却是“谁也不选”。考虑到东京居民以思想开放的中青年为主，这种情况多少也可以看出日本普通人对于世袭政治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