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最终建成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就使一些问题需要得到回答：中国还有多大的发展潜力？继续快速发展所面对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巨大增长潜力

经过了近40年快速发展后，中国未来还有多少发展潜力呢？

我们可以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和世界前沿之间的距离，即相对发展水平，就是在一个时期某国或地区人均GDP除以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

1850年，鸦片战争刚刚过去，当时中国相当于世界最发达国家水平的25%。随着历史演进，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快速拉大，到1950年只有世界最发达水平的5%。直到1980年，中国也只相当于世界上最发达水平的6%。今天中国大的发展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目前，中国达到了世界最发达水平的20%。

中国未来还有多少发展潜力，可以将其他国家或地区做参考。

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什么时期的相对发达水平达到世界最发达国家的20%？是1950年。1950年之后，日本有三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基本追上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除了日本，还有韩国、中国台湾等，都是相似的情况。韩国在1980年时比中国今天的相对发展水平略强，大致相当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22%。从1980年到现在的30多年，韩国总体上一直在快速发展。

中国人均GDP在改革开放后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最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从某个角度看，这也是一个好消息，说明中国还有巨大的快速发展的可能。如果中国有能力改革不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中国可以再持续三十年快速发展。这在世界上是有先例的。

当然也有不同的先例，同最发达国家有显著的距离，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快速的发展。比如，墨西哥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几乎没有大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巨大增长潜力面临的关键挑战

潜力不等于必然实现。中国要想继续快速发展，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

经济长远增长的来源是资本、劳动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而全要素生产率中包括制度、管理和技术。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当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时，最重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有足够高的正面贡献。

最近，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魏尚进教授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晓波教授发表的估算显示，1979-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然的正贡献。这主要是经济改革带来的。但2009年以后，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是负的。

中国经济中的技术和商业管理方面在持续改进，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表明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这浪费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如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等，使得这个时期增加的资本、劳动投入，没能取得应得的增长。

前不久，若干国际机构对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做了测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5%-30%。这个水平是很低的。但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却只比美国低4%，甚至有测算高于美国和西欧，取一个平均就是跟美国、西欧差不多。

一面是劳动生产率很低，另一面是单位劳动力成本很高。为什么成本这么高？这不是单纯的企业问题，主要是全国的劳动者和民企承担了巨大的体制机制成本。

从1995年到现在，每一年的政府财政收入都快于GDP增速，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年都在上升。中央一级的财政收入数据并没有包括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如果包括这部分，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例会更高，在过去十几年里增长更快。结果是政府拿走的部分逐年扩大，全国家庭拿走的比例逐年下降。

现在中国全体家庭收入占GDP比例只有三分之一略多，这在全世界是比例偏低的。而且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人均GDP越提高，这个比例越快速下降，这与其他国家的规律相悖。

中国过去的经济快速发展主要靠大规模出口，直到全球金融危机被迫停止。早在危机之前，决策层就知道，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不能持续的，中国必须利用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很可惜金融危机之后，作为大趋势，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

行业间的盈利状况反映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观察中、美两国上市企业盈利状况，银行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而美国最赚钱的是高技术行业，银行只是赚钱多的行业之一。

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体制机制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一系列的体制机制问题，只去关心中国最先进的某些行业，只关心它们的产业升级，解决不了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

而且，即便是产业升级，也要依赖研发、依赖金融制度、依赖对企业保护的制度等，一系列的市场制度问题决定了企业升级。用举国之力突破一些项目的升级并不难，但整个经济、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就取决于适当的体制机制安排。

创新发展需要体制机制改革

中国的巨大潜力会不会实现要依赖很多条件，有一个没有争论的基本条件是教育。

讨论不发达经济时，度量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是识字率。但是要想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意味着劳工收入要普遍大幅提高，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要上去，意味着劳动力素质要普遍大幅提高，劳工不仅仅识字，要看得懂图纸和指令，要能操作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就要普遍接受过高中教育。比较所有中等收入国家的高中普及率，中国在其中排名靠后。

今天中国的相对发展水平与1980年的韩国差不多，单纯从教育、从高中普及率看，中国是不是像韩国当年那样，做好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准备？1980年的韩国农村跟城市在高中普及率上没有差别，都非常高，而今天的中国农村跟城市的高中普及率则在拉大。

根据康奈尔大学全球创新指数（GII）2017年排行榜，中国的创新能力排名非常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跨入到全球创新引领者门槛的。

这看上去非常好，但创新指数是怎么计算的？中国的得分项包括知识和技术产出，是用专利申请、论文发表-引用等计算，排名世界第十一位。还有得分特别高的，是把一个国家最好的三所大学放到全世界去排，中国排第四。另一个得分项是中学生考试阅读、数学和科学，中国排到第八。

这些评分是可讨论的，比如，中国的顶尖中学生考试成绩能否反映中国的普遍水平？

中国近年专利申请数大幅上升，早在2010年就超过了任何国家，而且上升趋势是指数级的。专利申请数大幅度上升确实转化成了某些企业的效益。但是如果观察整体情况，把中国国家专利局的所有专利数据和所有企业一一对应，发现这些专利对中国企业的利润和生产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相关的。

在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里，中国的丢分的项，基本是商业环境、监管、法治、易于创业等与体制机制相关的指标。

总之，中国的长远发展一定靠的是创新和产业升级，但是即便在前沿创新领域，要落到实处，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相关的体制机制安排。

体制机制是最为基本的问题，核心是产权问题，比如，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即在新的科技、新的商业模式上大量投入后，将来的收益能否得到保护。

产权问题背后关系到司法制度，中国《宪法》保护私有产权，《民法总则》明确了保护自然人的私有产权，立法之后还有更核心的执法、司法问题。

现在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中国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可能抓住历史机会，成为参与者甚至某些领域的引领者，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采访整理 记者 / 赵福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