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被剿灭。在鲁哈尼发声后不久，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势力已经被剿灭。从2014年开始肆虐伊拉克和叙利亚，到如今被“彻底战胜”，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兴衰，也成为了中东混乱政治局面的一个缩影，而且也势必继续影响着叙利亚和伊拉克未来的政治进程。

“伊斯兰国”的阴谋论

关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和发展，有着数不清的阴谋论。有的人认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是美国和以色列“搅乱中东”的工具。这种观点主要认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及其前身“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崛起，是在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甚至包括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本人，也曾经被美国占领军逮捕并关押，但是随后被“释放”；而以色列更是被认为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关系“紧密”，比如有人爆料“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就是“犹太人”，甚至还有人声称以色列在2015年在戈兰高地上“救助”了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极端武装分子。

除了美国和以色列，土耳其甚至伊朗也成为了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阴谋论”的非议对象。比如有声音认为，土耳其曾帮助过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尤其是帮助其在2014年夺取了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而且土耳其对土耳其-叙利亚边境管控长期松懈，让土耳其成为了“伊斯兰国”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通道；伊朗与“伊斯兰国”之间更是“绯闻不断”，一些土耳其学者甚至怀疑，“伊斯兰国”是伊朗一手培植出来的，因为在2014年之后打击“伊斯兰国”的战场上，伊朗是“最大的赢家”，不仅通过扶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军”，从而成为伊拉克国内政治的“裁判手”，而且帮助黎巴嫩什叶派团体“真主党”在叙利亚做大做强，激活了从黎巴嫩到也门，从伊拉克到叙利亚的“什叶派走廊”。

但是这些言论并不可靠，夸大了当事国对于局势的掌控能力。比如美国前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就曾经承认，美国在伊拉克占领军当局曾经拘捕过巴格达迪，但是当时的巴格达迪还是一个“低调的学者”，美国并没有想象到在数年之后巴格达迪会成长为极端组织的领导人。以色列与“伊斯兰国”的关系更是被无限的夸大，事实上以色列既没有力量，也不可能与“伊斯兰国”建立合作关系。任何极端组织如果被发现与伊斯兰世界的“公敌”——以色列存在合作关系，将会从根本上动摇这些组织的号召力和合法性。

土耳其与“伊斯兰国”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不可否认土耳其曾经与“伊斯兰国”有过一段“不清不楚”的关系，但是土耳其本身也面临着来自于各类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威胁，2015年以后“伊斯兰国”也在土耳其国内发动了多次恐怖袭击，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伊朗与“伊斯兰国”之间的“绯闻”更是毫无根据，作为什叶派国家的伊朗，一直是各类逊尼派极端组织所批判和攻击的对象。这种宗教教派上的敌对，既是源于逊尼派传统思想对于什叶派的怀疑，比如认为什叶派是“异端”，也有现实当中逊尼派极端分子对于伊朗和什叶派的仇视，比如认为美国攻取伊拉克，就是因为海外流亡的什叶派政客帮助美国“摇旗呐喊”。所以尽管伊朗成为了“后伊斯兰国”时代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的“大赢家”，但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往往不可以反推原因。

2017年11月4日，解放拉卡的战役正在进行中。拉卡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攻城战自6月开始，最终被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收复。随着失守拉卡，“伊斯兰国”在叙境内的主要据点仅剩东部代尔祖尔省的南部地区。

“民主化”与混乱政局

不可否认的是，“伊斯兰国”的崛起与发展，很大程度上离不开2003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伊拉克国内混乱的政治局面，其扩张则得益于叙利亚内战带来的政治乱局。美国人曾经“想当然”的认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会消灭诸多社会顽疾，也将会为中东树立一个“民主样板”。2003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伊拉克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而当时美国占领当局领导人保罗·布雷默推行的“民主改革”太过激进和极端，给伊拉克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将一些原本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伊拉克“异见者”扶持上台，但是美国占领当局主导的改革却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重新回国的海外流亡政治人物，并不熟悉伊拉克国内事务，在很长时间内，伊拉克中央政府的行政影响力仅限于首都地区，领导人权威并不被伊拉克地方各个政治力量所接受，成为了“首都政府”。

另一方面，美国人在短时间内解散了伊拉克国内原有的安全和权力架构，希望建立“民主的”军队和政治机构。布雷默甚至模仿美国“二战”后在德国的“清除纳粹”的政策，将伊拉克萨达姆时期的执政党“阿拉伯复兴党”的所有党员全部“开除公职”，将伊拉克萨达姆时期的军官全部遣散。而被遣散的萨达姆时期的军队和警察，代表着社会政治权力架构的基础，瞬间失去生活来源，让他们“抱团”成为反抗美国占领军的地下武装团体；地方和中央的“民主化”选举，加强了宗教教派的身份认同，导致伊拉克逊尼派-什叶派，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的关系危机；将伊拉克国有企业和矿产“私有化”，则意味着外国资本尤其是西方资本的大举进入，冲击了伊拉克社会经济基础，让伊拉克人心生不满。

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民主化”，不仅没有促使伊拉克社会的稳定，反而造成了剧烈的动荡。尤其是在2003年后，伊拉克什叶派在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大增强，伊拉克逊尼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趋势不断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为核心，以“抵抗异教徒”“打击入侵者”为口号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开始在伊拉克崛起，并且得到了不少逊尼派穆斯林的支持和同情。很多伊拉克逊尼派商人秘密的给这些极端组织提供捐助，而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公益组织也或明或暗的通过各种途径，对伊拉克的逊尼派极端组织予以援助。

这些逊尼派极端组织，尤其是以扎卡维领导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为代表，在2003年之后迅速发展，随后几经演变，形成了如今的“伊斯兰国”。2011年，伴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一大批伊斯兰极端组织潜入叙利亚，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攻城掠地，将叙利亚作为自己的战略“大后方”。在2014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西部的安巴尔省不断扩张，甚至一度攻占了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其招募极端分子的网络几乎遍及世界，对国际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胁。

大国博弈的夹缝

无论是“伊斯兰国”的阴谋论，还是其崛起和扩张的历史轨迹，“伊斯兰国”所借助的，都是地区和域外大国博弈下的“夹缝”。而如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主要地区已经被“清扫干净”，但是并不意味着伊拉克和叙利亚将会迎来政治安宁，未来的局势，恐怕仍然将取决于地区和域外大国的争夺与博弈。

对于伊拉克来说，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如何平衡国内的教派权力关系，安抚国内逊尼派，重建安巴尔省等逊尼派地区，是伊拉克中央政府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而2014年8月组建的、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人民动员军”，尽管在过去多年打击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武装的战斗中英勇作战，但是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如何安置这些什叶派武装人员，将涉及到伊拉克国内政令统一以及逊尼派-什叶派关系。

除了逊尼派和什叶派平衡关系问题，“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还影响了阿拉伯-库尔德民族关系的平衡。2014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迅速扩张，尤其是攻陷北部重镇摩苏尔，使得伊拉克库尔德人不得不寻求增强军备以自我保护。而随后数年，在美国帮助下的伊拉克库尔德人迅速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当“伊斯兰国”败退之时，伊拉克库尔德人已经信心满满，认为可以寻求“政治独立”。9月25日的库尔德独立风波，很大程度上也是“伊斯兰国”肆虐给伊拉克留下的“后遗症”。

叙利亚的安全挑战可能更大，且更加复杂。尽管近日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领导人在索契就叙利亚政治重建进程达成了一致性的原则意见，但是叙利亚未来仍然面临诸多政治安全挑战。在叙利亚北部，以“民主联盟党”及其领导的“人民保卫军”为代表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在过去数年中英勇抗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实际控制区；在叙利亚西北，土耳其仍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土耳其国内要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必须下台”的呼声仍然高涨；而叙利亚政府军无法有效控制全境，经历了过去多年内战，一些地区的“部落力量”甚至强于当地政府力量。如何平衡和协调未来各个政治力量，将最终决定叙利亚国内的政治重建是否成功。

无论是伊拉克还是叙利亚，“后伊斯兰国”时代政治问题的解决，看似与纷繁复杂的地区力量紧密相关，实际上背后仍然离不开地区和域外大国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在叙利亚，美国和俄罗斯需要在叙利亚问题上形成共识，尤其是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去留”、“叙利亚库尔德人地位”、“未来叙利亚政治结构”、“外国驻军”等关键议题上做出表率，帮助国际社会凝聚共识；而土耳其则需要妥善处理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关系，转变长期以来对库尔德人“恐怖组织”的称呼和敌视，停止对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一些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帮助当地稳定局势；对于伊朗来说，则需要平衡“力挺巴沙尔政府”和“与反对派对话”之间的关系，帮助遏制和劝说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真主党”和其他什叶派武装团体，避免冲突重新爆发。

而在伊拉克，伊朗的作用可能更大，有伊拉克人甚至提出，“伊朗驻伊拉克大使的作用要大于美国总统”。伊朗需要帮助遏制“人民动员军”为代表的什叶派武装，防止一些什叶派团体成为超越伊拉克中央政府管辖之外的“独立王国”；而伊拉克逊尼派-什叶派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地区竞争”关系，受到海湾国家如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支持的一些沙特逊尼派部落武装，面临着“后伊斯兰国时代”合法性的挑战，是融入现有的军事架构、单独创立新的武装体系或者说“就地解散”，都将受到沙特-伊朗关系的影响；美国则需要继续劝说和管控好伊拉克库尔德人，尤其是帮助协调解决伊拉克库尔德人当前日益严峻的、巴尔扎尼家族为首的“库尔德民主党”和塔拉巴尼家族为首的“库尔德爱国联盟”之间的内部纷争，在经济上帮扶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同时，劝说库尔德人妥善处理“独立”问题，协调好伊拉克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伊斯兰国”被剿灭、国际社会纷纷表达庆祝之情时，让笔者想起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曾经说过的一个经历：当伊朗通过伊拉克外交官，劝说沙特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问题上一起合作时，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直截了当的要求伊拉克应当脱离伊朗的影响，认为如果阿拉伯国家都团结起来，那么“‘伊斯兰国’在两天内就可以被消灭”。当“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主要占领区被国际社会剿灭和消除，我们却不应忘记极端组织崛起的历史轨迹，有着太深的大国博弈烙印。国际社会的团结一致，才是消除所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良方妙药。

（作者系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