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多层次反思中国的幼教问题
2017/12/15 | 周兼明 | 收藏本文
摘要:对屡屡发生的虐童事件,仅仅义愤填膺,或归因于违法幼师法律与道德意识薄弱,显然是不够的。除了要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外,更应从多层面反思当下中国婴幼儿照管和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近期,上海携程亲子园、北京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频曝虐童案,引起舆论关注。随后,大陆媒体发现,红黄蓝幼儿园曾发生过多次虐童事件。2015年吉林四平市一家红黄蓝幼儿园,4名幼师多次用针刺、恐吓等手段虐待幼儿;今年4月,北京大红门红黄蓝幼儿园也爆出推搡踢打孩子事件。
对屡屡发生的虐童事件,仅仅义愤填膺,或归因于违法幼师法律与道德意识薄弱,显然是不够的。除了要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外,更应从多层面反思当下中国婴幼儿照管和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北京虐童事件发生后,不少媒体呼吁应抬高幼儿园准入门槛,甚至希望政府对婴幼儿的照管和教育实行“兜底”,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立园的良好资源——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错误的思路。看看下面一组数据。
据国内澎湃新闻熊丙奇文章,“从全国范围看,有幼托需求的孩子高达3000万。”而“3到6岁幼儿教育也如此。在北京,截至2011年年初的统计显示,有1290余家未登记注册的自办园”,“为北京的一半幼儿提供学前教育”,全国的情况可想而知。“根据2016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在园儿童(包括附设班)4413.86万人,教职工381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249.88万人。”“教育部2013年制定的《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规定,一所全日制幼儿园的全园教职工与幼儿比为1:5~1:7,全园保教人员与幼儿比1:7~1:9。按照师幼比1:7计算,我国需要幼儿园教职工630.5万。”
这些数字表明了供需之间的严重失衡,在幼儿园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二孩”政策后,这一矛盾会更突出),不要说实现政府“兜底”,就是让政府一夜间将全部未登记注册的幼儿园关闭都做不到;政府审批门槛已经很高了——连携程这样的上市公司,都无法获得资质自办幼儿园,不得不委托与政府权力部门有关联的第三方——如果再提高,出现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会更大,使婴幼儿照管和教育成为稀缺资源、成为特权生意,把一些真正热爱幼教事业却苦于没有门路的人,挡在行业外,而把另一些并不热爱幼儿教育、只为盈利的关系户或大资本放进来,浑水摸鱼。
因此,要想解决好婴幼儿照管和教育问题,首先应当改变政府部门投资公办幼儿园和扶持普惠幼儿园的模式,放低社会兴办托儿所和幼儿园的审批门槛,鼓励企业、公益组织、其他社会团体能出资积极参与共建幼儿园。
由于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国家资金投入一直偏少,导致公立幼儿园学位严重不足。民办幼儿园虽然增幅很大,却又囿于准入门槛较高,社会资金进入有限。现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学前教育都有扶持措施,但大量政府财政补贴都给了公立园,使得公立园的建设与设施越来越豪华,但很难进,普通民众受益少。地方政府虽然也会选择一些民办普惠幼儿园给予扶持,但补贴有限,幼儿园拿到补贴后是否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也监管乏力。这使得幼教行业竞争极小,成为单一的卖方市场,大多数家庭没有选择与议价能力,幼教行业也因此缺乏提升质量的动力,滋生乱象的可能必然增加。只有把市场做大,人们的选择多了,政府监管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强了,自然会优胜劣汰。
其次,增加幼师数量,提升幼师素质,提高幼师待遇。
据2015年教育部发布的《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统计显示:有幼教资格证的教师占比为61%,持非幼教教师资格证的占比17%,无证教师占比为22%;幼教师生比为1:22。而民办园的幼师主要来自农村家庭,工资普遍低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专业性差,工作任务繁重,职业上升空间有限,民办幼师工资待遇极低,收入与付出不匹配,加上现在大都是独生子女一代生养和教育新一代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多种多样,对婴幼儿的照管和教育需求五花八门,需要特殊关照的孩子又多又难管教——这些都使得婴幼儿在照管和教育过程中隐藏了极大风险。
只有增加幼师的数量,让师生比符合国家标准,提高幼师待遇和幼师素质,才能降低虐童发生的概率。而增加幼师数量、薪酬和职业培训机会,都需要有资金的投入,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只有全社会都参与都投入,才可能真正改进学前教育的问题。
其三,政府也可以考虑直接给适龄幼儿发放学前教育券,让幼儿家长凭教育券自主选择幼儿园。这不仅让每个幼儿可公平地获得政府补贴,家长的自主选择也能促进幼儿园的公平竞争与质量提升。香港地区2007年就推行了学前教育券制度,河南郑州等地也实行了学前教育券制度,值得在全国大范围推广。对学前教育的扶持模式,政府应勇于探索,使有限的资金能投入到刀刃上,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其四,推进幼儿园的民主管理也很重要。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学校、幼儿园要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但我国不少地区的学校和幼儿园,或根本没有家长委员会,或家长委员会只是摆设,对幼儿园根本无法实施民主管理。一方面缺乏教育部门的监管,一方面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家长委员会或校董会对园方的监管,确实极易出现教师失范问题。如今北京市要求每个幼儿园配备一名责任督学,如果让幼儿家长或社区相关责任人参与到幼儿园的民主管理中,有家长时常参与管理,肯定要比监控摄像头更有效。
总之,只有从源头开始梳理,全社会共同大力发展幼教行业,才能改变当下的困境。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