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旧案揭开一段令今人难以直视的历史，一个名叫耶德瓦布内的波兰小镇在二战期间发生了惨烈的大屠杀，占小镇一多半人口的犹太人在一天之间被杀戮殆尽。到底是谁杀了这些犹太人？波兰裔历史学家杨· T.格罗斯在《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人群体的灭亡》层层剖析了这一在二战宏大叙事中被遗忘的历史，如标题所示，是“邻人”这一集体用棍棒、石头、煤油杀死了自己的邻居。

这本书中没有结论，但它却让读者深深地反思人类秩序的根本问题：不同的人如何共处？如何避免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耶德瓦布内小镇是一半人对另一半人的屠戮，在战争这种高度不确定的时期，人性中的邪恶本能被激发出来，但是集体的责任终归不能掩盖个体的作恶，更不能淹没被害者的痛苦。

小镇里一半人屠杀了另一半

格罗斯的这本小书讲了一个“小故事”，相比于战争带来的亿万人的死亡，这个波兰小镇的屠杀着实不值得一提，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小镇的屠杀并不是“战争”这种公权力对抗带来的死亡，而是在相处了几百年的邻人间发生的。“种族清洗”在这个小镇居然执行得如此彻底，2500人的小镇上有1600多犹太人，但是一天之后只有不到20人幸存。

历史，尤其是在东欧历史上，从来就是族群身份的战场。就是耶德瓦布内小镇发生的“大屠杀”，如果不是历史学家的发掘，这段历史就被湮没了。作恶者依然逍遥，而受害者却成为尘埃。对这个小镇，以及这个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对这段悲惨不堪历史进行反思的话，同样的冲动和毒素依然存在于社会的机体之中。

1949年8月9日，唯一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卡罗尔·巴登说，“犹太大屠杀并不是由盖世太保施行的，因为我在那天并没有看到他们。残杀犹太人的是镇长卡罗拉克领导下的当年民众。”这句话基本概括了小镇“大屠杀”的事实。事实并不是历史的全部，事实背后的原因则是历史的逻辑所在。为什么小镇的波兰人会对自己的邻人举起屠刀呢？

“大屠杀”的惨烈并不只是在于死亡人数。一个小镇上半数成年男性都参与了屠戮，不能不说，这个小镇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到了何种疯狂的程度。

通过梳理一些回忆录、庭审的资料，格罗斯认为至少有98人参与了大屠杀。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集体杀戮呢？天主教和犹太教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芥蒂，天主教徒认为犹太人用孩子的血来做犹太逾越节的薄饼。

这种误解已经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当德国军队入侵之后，波兰人获得了一个“复仇”的机会，同时德国人为了分而治之，也会进行宣传：“是时候找那些害死耶稣基督的人算账了，他们用天主教徒的血做犹太逾越节薄饼，他们是世界上所有罪恶的源头，他们就是犹太人，不要再和犹太人玩游戏了，是时候将这些害虫和吸血鬼从波兰大地上彻底消除。”

在历史上，波兰数次被瓜分，种族和民族的认同要先于国家，而种族和民族的分立难免会撕扯着国家。

从1939年到1945年，波兰先是被德国占领，后又被苏联占领，而《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所划分的边界也是极度波动。耶德瓦布内小镇则轮番经历了苏联人、德国人和苏联人的统治，苏联占领期间曾经发生过苏联追捕反苏组织，造成上百人死亡。而波兰人认为是犹太人告密，入侵的德国军队，被波兰人当做解放者，于是惩罚“通敌”就成为必然。

事实证明，犹太人没有告密，但是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却是根深蒂固的，于是，犹太人就被塑造和想象为“通敌者”。“通敌”在二战期间的波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敌友难分，在高压之下，投机分子就成为主动的“通敌者”，而这些通敌者与不同的占领军合作。而对犹太人举行屠刀的人也差不多是同一群人。

掠夺犹太人的财产是大屠杀的另外一个原因。当小镇中三分之二的人口被屠戮之后，他们的财产应该怎么分配呢？格罗斯非常冷峻地指出，“我们已经慢慢认清了下面这个重要事实：人们迫害欧洲犹太人的一个动因是为了占有他们的财产；因此，我认为，卡罗拉克及其同伙渴望彻底地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而又意外获得了这么做的机会，这恐怕就是他们组织屠杀的真正原因——而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反犹主义者。”

反犹主义的情绪、掠夺的诉求以及德国人的鼓动和放任，最终让”大屠杀“在这个百年小镇上发生，小镇上的“邻人”变成了刽子手。

屠杀背后深植的反犹文化

时过境迁，如今小镇上立的碑上依然写着是盖世太保杀死了犹太人。格罗斯最后总结道，“实际上，杀死那1600名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不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不是纳粹分子，也不是斯大林主义秘密警察。相反，如今我们已确切地知道，耶德瓦布内镇的居民也都知道，杀死这些犹太人的，正是他们的邻人。”在反犹主义情绪之下，波兰-犹太关系难以回到历史，而是被政治化了。

在耶德瓦布内小镇的背后是波兰犹太人历史的苦难，二战期间，波兰遭遇了巨大的苦难，20%的人口死于战乱，而波兰这个第二大犹太人的聚居国家，犹太人在战后基本上完全消失。经过二战的浩劫，波兰还是那个波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所有欧洲社会在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结构和命运，但波兰受其影响尤为深刻。”而波兰在战争之后的变迁更多的是波兰国内的族群关系的变化，尤其是波兰-犹太人的关系史，而格罗斯的这本书无疑开启了一个新的史学领域。

从波兰-犹太人的视角来看波兰这个国家，这本小书出版了波兰语的版本，相关的纪录片也广受关注，至少说，波兰人开始反思和认知自己的历史。

耶德瓦布内这个小镇建立了几百年，犹太人生于斯、长于斯也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他们已经不是这个小镇的寄居者，而是主人。但是在欧洲反犹主义的高压之下，犹太人随时可能成为待宰的羔羊。

当然，在一个和平有序的社会环境中，尤其是当权者，比如说小镇的镇长是比较公正的人的话，犹太人和波兰人之间共处是没有问题的。社会的惯例，法律会过滤掉公众中的极端的情绪，尤其是底层的乌合之众的暴戾情绪，但是一旦这种机制被战争或者外来入侵者打破，这种脆弱的秩序就会土崩瓦解。

当德国入侵之后，德国的宪兵成为维系秩序的“水龙头”，那些藏于“民众”之中的刽子手等着德国人的命令。“德国人是唯一能够决定犹太人命运的人，他们也随时都可以阻止大屠杀的发生。但是他们没有介入。”而当德国人拧开了杀戮的水龙头，大屠杀就难以避免了。

德国政治哲学家沃格林说，纳粹党是一个不断发掘人类邪恶本能的组织——不仅因为它将“乌合之众”拔升到掌权的位置，还因为简单的人，只要社会还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就依然是政治、文明的人，但一旦哪里出现骚乱和混乱，社会组织溃散，他们就会暴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然，这是德国人对自己的反思，而格罗斯也有波兰人自己的反思，“犹太人所看见的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这令他们感到极度惊恐。不是穿着制服的陌生人，不是战争机器中的冰冷齿轮，也不是执行命令的特工，而是自己的邻人，他们选择拿起屠刀，投身血腥的残杀——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一群刽子手。”

换句话说，耶德瓦布内小镇发生的惨剧不是外部力量强加的，而深藏于这个小镇内的波兰-犹太人的脆弱关系之中，是深藏于波兰人心中的反犹主义让这个小镇的犹太人群体从地球上消失了。

一个国家的身份和记忆是集体性的构建，也是基于不同的个体和社区的历史经验之上的。在国家宏大叙事的背后可能会遮盖地方或者社区的历史，但是社区历史的扭曲必然会成为国家认同和身份中的黑洞。格罗斯以一个小镇的历史折射出整个波兰的命运和抉择，在对既往悲剧扼腕之际，也会对历史多一份敬畏，对现实多一点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