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吴军将和中山大学的校长、院长们一起去美国哈佛大学，他们此行的任务是为学校招募高精尖科研人才，这也是吴军入职中山大学以后首次以中国烧伤医学专家、医院首席烧伤科学家的身份出访美国。

好事逢双。上月，吴军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分会主任委员，成为中国烧伤外科医学领域的“带头人”。这位有着37年军龄的前解放军著名烧伤专家去年退休后，踏入南方的这所知名大学，原本他也可像体制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一样，继续待在部队，退休静养，或选择在实验室做研究写论文。

个性有些张扬的吴军，厌烦平庸和程序化，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何况在过去半生中，他几乎都实现了人生的所有：教授、博士生导师，首届解放军总后勤部科技新星，37岁就成为解放军总后系统最年轻的师职干部、西南医院副院长。

寸头、走路腰杆笔直、说话率直无忌，脱下军装的吴军浑身散发着难以涂抹的行伍气息。他出生军人之家，父亲93岁，以前是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医生，后来搞放射，退休后也不歇着，一直到视力严重下降才停下来。吴军看来也是遗传了这个基因，离开工作生活30多年的部队，离开重庆，说真的，吴军有些不舍，不过那一刻，他还是下定了决心。

今年春节前，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政治部主任告诉吴军，年底他就能拿到户口本，由军人身份变为地方居民。吴军听了喜忧参半，对他而言，这不仅是单纯的身份转换，而更多是人生另一段辉煌的开启。

烧伤康复倡导者

“不好意思露全脸！”四川的罗春红刚加入“烧伤病友联盟”怯生生向大家打招呼。

这是一个搭建于西南医院烧伤科平台之上的、400多人的烧伤病友群，群友来自全国各地。1997年，罗春红不慎烧伤头脸部。有一年的时间，她的头仰着躺，没挨床，“用布带吊着睡，慢慢地便习惯了。”随后的寂寞如毒药一般，她感觉，再不说话，快要憋死了。

“不要害羞，大家都是病友哦。”群主张建的话如一阵暖风，“都没我伤的厉害。”张建原是解放军贵州某部士官，2008年因扑灭驻地一场大火全身95%以上烧伤，75%为深三度烧伤，病危。在医院躺了八年，张建愈后出去，到哪里“都有一堆人围观”、“有时又吓跑一些人”。

“比治疗更费时的，还有心理康复，没有朋友，只有经历过的病友才是朋友，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他／她们）有心理阴影。”“烧伤病友联盟”的很多病友对陌生人充满警惕，甚至一句友善的话都视为敌意。

“严重烧伤患者似乎只能承受一次意外带来的所有严重后果：肢体功能障碍、外貌损毁、心理障碍以及随之而来的辍学失业、脱离社会等。”吴军非常理解病人们的苦痛，这位曾经的中国“烧伤医学国家队”领队——三军大烧伤研究所所长叹息，“我们的好办法还不多。”

烧伤医学，中国不算是一支弱旅。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军队吸取朝鲜战场美军凝固汽油弹、磷弹等武器的教训后，积累了烧伤早期救治和后期整形的经验，而后的全民大炼钢更是为烧伤医学实践提供了大堆练手的病例。

在大面积烧伤病人救治存活率、收治病人总数等方面，中国烧伤医学超越欧美。70年代初，美国总统访华时，曾称道现代中国医学最值得世界瞩目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是断肢(指)再植，一个便是大面积烧伤的成功救治。

成功率高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悲惨的一面。2014年昆山粉尘爆炸事件后几年，很多病人生不如死，他们浑身缠满了绷带，能走动的最远距离不到10米，这种全方位的煎熬，让人喘不过气。

吴军授课时常引用国外烧伤杂志的一篇文章，是一位患者母亲写的：主编大人，我非常感谢贵医院，医生医术很高超，把我孩子从严重烧伤死亡线上救回来，但是我将诅咒他一辈子，因为他让我孩子受煎熬终生。

“烧烫伤的患者，除了常规治疗外，更需要康复性的心理支持，战胜自卑，坚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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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军在国内率先建立了烧伤康复学，在传统的烧伤治疗“五部曲”：抗休克、抗感染、营养支持、皮肤移植和创面愈合的基础上，增加了烧伤康复这一节，并试图领奏全程。

吴军的这一倡议得到业界认同，很快成为共识。

呼吁多学科参与

吴军深知烧伤康复在烧伤治疗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外烧伤康复方面的差距，他经常在全国上千人的学术论坛上发问，“我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外科大夫吗？”“不是的！”他又肯定作答。

中国烧伤康复落后发达国家若干年，国内烧伤康复绝大多数仍是烧伤后期康复治疗，而且少之又少。实则人为地将患者的治疗分为前期的烧伤外科治疗和后期康复治疗两个阶段，错失了早期康复治疗时机，导致患者身体机能减退、肌肉萎缩、关节挛缩、心肺并发症等较早出现，使患者得不到最佳的治疗效果，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结果。

入院时，张建身上的皮肤一度又硬又脆。创面愈合后，护士每天都要抓住他的两个手臂，小心扭着他的胳膊转，长年花大量的时间做这种康复训练。如张建这样的大面积重度烧伤病人的救治，国外常采取消极治疗，放弃拯救，中国却从人伦出发，千方百计抢救回来，哪怕剩一口气。

大多数烧伤病人后期境况却很凄惨，因为国内医院烧伤康复落后，缺乏全程康复，缺乏专业康复人员，缺少政府和医院在资金方面的支持，烧伤科医护人员普遍缺少康复知识和理念，极少有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介入。

“抛开那些令人惊叹的成就，由中国医护专家成功救治的烧伤患者中有多少人在其后续生活中能够免受残疾功能障碍以及社会甚至家庭歧视遗弃的煎熬？”

吴军坦言，从国内学者已发表的文献来看，情况非常不乐观，面临着严重烧伤治愈高而功能恢复、生活质量低的窘况，一门成熟的医学学科不应如此，原因之一是我们缺少或者仅有非常薄弱的烧伤康复理念和技术力量。

2011年的时候，吴军在国内组织了第一个烧伤儿童夏令营，试图从自愈能力最弱的社会群体入手，构筑烧伤患者的心理重建工作；还组建了中国康复医学会烧伤治疗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建立了中国烧伤康复培训基地，主编了第一部中国烧伤康复治疗学和发布了第一个中国烧伤康复指南。

“烧伤康复前移或与医治同步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手术次数，减轻病人痛苦和费用开支。”吴军说，烧伤治疗的艰巨性迫切需要一个包括烧伤科医师、麻醉师、物理治疗师、营养师、心理专家和社会工作者等参与的多学科团队的介入，避免行业细分和门第分歧，一切以病人的康复为中心。

吴军每到一地，就利用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分会主任委员的身份，鼓励国内各大医院重视烧伤科康复建设，培训人员，重视患者回归社会的身心健康。“哪怕有几个护士懂烧伤康复也行。”

哈佛此行，他还计划引进国外顶级的烧伤专家建立中国最好的烧伤中心，同时在国内建成5到10个烧伤康复培训基地，以共同提高业内的烧伤康复水平。

以科技成果回报社会

再也回不去原来的样子了，才发现身上每一个器官都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一位烧伤病人慨叹。

从医30多年，吴军也愈加觉得烧伤之于科学的深奥，烧伤是所有西医中唯一以病名命名的学科，“在我上大学那会儿，皮肤叫屏障；我大学毕业时，皮肤已是个内分泌器官；等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皮肤还是很重要的神经器官；等我带研究生了，皮肤又是最复杂的器官。”

1992年，尚在意大利维罗纳大学留学的吴军，以一篇《供体器官的预处理与移植免疫耐受诱》一鸣惊人，获以色列烧伤研究最佳成果奖。随后数十年间，他一直在器官移植免疫耐受领域刻苦钻研，在国际上他率先提出不影响机体抵抗力的低免疫原性器官移植物预处理策略，成功研发出烧伤创面用基因转染猪皮，该项研究的成功被入选2003年中国医药十大新闻。而他也是世界上第一台不需要活检的烧伤深度诊断用“光谱活检仪”的发明者。

吴军一贯地幽默诙谐。他最近沉迷于一个神奇病例，发现猪皮作为暂时性替代敷料用于患者身上，忘了切除，一年多没出现排斥反应。“这是个特例，几十万分之一都没有，或许表明跨种族的免疫耐受不用免疫制剂是可以实现的。”他希望能找到以生物活性新材料永久性替代的规律，这是人类的福利。

不同于寻常的医生或科学家只俯首于实验室，搞些课题，吴军的思路更为广阔和务实。

在去年德普斯主办的烧伤康复论坛上，吴军将一个数据抛给专家教授们：从1973年到1993年20年间，在全球最好的《自然》、《科学》、《新英格兰》等五本杂志上发表了101篇被科学家认为对人类有重大贡献，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文章，发现只有2篇文章拿到了美国FDA去评审，一篇拿到证书实现成果转化。

“真正做科研的一定是少数，是公鸡中的战斗机，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应该是做转化医学的，而我们是全民搞科研，这一定是错误的。”吴军不太认同一些人在科研领域的功利性做法，他更愿意以科研成果形式回馈社会，这也是他的梦想。

在学术道路上，吴军孜孜以求，不辍努力。

当选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分会主任委员后，吴军肩上又有新的责任，他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全国各地，每天精神亢奋，每个细胞都畅快地呼吸着自由的学术空气：聘请世界知名教授，成立全球烧伤中心，建立“一带一路”烧伤医学医联体……属于他人生事业的又一春天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