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胜选一周年之日，恰逢他开启访华之旅的首日。他也是十九大后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中共十九大刚刚闭幕，中美关系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两国该如何“开好局，起好步”？在特朗普执政一年来的具体言行、“推特外交”基础之上，将他的对华战略放入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也许可以更好理解和应对“特朗普冲击”。

平稳态势下，美国对华战略仍显脆弱

特朗普当选后，我们曾对他有过一系列的担心，“出乎意料”是各界的普遍反映，“不确定性”则成为其对外战略、包括对华战略最常用到的一个词。他刚上任之时涉华言行惊人：宣称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45%关税，上任第一天将中国定位汇率操纵国；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通话……但中美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后，他的态度逐渐转向谨慎。

纵观过去一年，中美关系整体比较“平稳”：中美国家元首经历了3次会面、8次通话，以各种形式保持着互动；中美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成为中美增进互信的机制；经贸领域旨在合作而非冲突的“100天行动计划”，对于朝核问题一直保持交流；两国元首一年内建立了较好的工作关系，首脑间的“化学反应”是“平稳”的重要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总体“平稳”之下，未来美国的对华战略仍然显得“脆弱”。

这种“脆弱”首先在于特朗普其人。在特朗普这种波动型领导人的执政下，其个人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着对华战略。特朗普一直自称是善于谈判的“交易大师”，在商业生涯中的他颇善诡道，有时以并不光彩的手腕迫使商业对手达成协议。他曾在竞选中宣称：“不要忘记我们手中有对付中国的牌。”如果他认为交易失败，他的对华战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除了个人性格，这种“脆弱”亦存在于美国当下较为混乱的内政中。特朗普政府是美国历史上组建最慢的一届政府，内部矛盾颇多，政治斗争激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曾就职未满一个月就被迫辞职。时至今日，其总体外交战略远未定型，多数中高级官员职位仍然空缺，这些关键人物的调整将会引起新的问题。例如近期白宫提名薛瑞福担任助理国防部长，就让人担心围绕台湾问题，中美会发生新的问题。特朗普执政地位的“脆弱”也影响到未来的对华战略。另外，由于特朗普与国会关系不佳，中国与特朗普关系稳定，有可能导致国会等力量在中美关系上“反其道而行之”，制造麻烦。

从更大的背景来看，美国战略界的对华态度近年来是趋于消极的。战略界的态度比特朗普或者任何一届政府更为持久。这是理解当前和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大背景。

从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开始，美国的对华战略一直是“接触”：通过跟中国“接触”交往，把中国拉入国际体系，并且塑造和改变中国。布什政府对华战略的“接触+防范”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美国战略界在这八年中不断讨论着“中国崛起与美国应对”这一主题。而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倾向于“接触+规制”，比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制南海问题、用违反知识产权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秘密等。

相比来说，五年来中国的外交总目标则愈加清晰。周边外交中我们虽然受到过一些干扰——南海问题、亚投行建立、“一带一路”倡议受过周边国家乃至外界的质疑，但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下，中国的外交追求变得更加明确：即总体稳定，均衡发展，也不再唯“美”独尊。

与此同时，美国和整个西方在世界权力分布中是相对下降的。中美相对而言一升一降，让美国国内达成共识：需要与中国继续交往，但不能无条件跟中国交往。特朗普公开表示最喜欢“互惠”，实质是要求“对等交往”。

美国对华的持续性“焦虑”

特朗普政府急于构建“互惠对等”的中美关系，反映出美国对华的持续性“焦虑”。

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差距不断缩小，美方认定崛起的中国不会变得“更像美国”，反而可能成为其挑战者。在这种“接触”、“接触+防范”、“接触+抵制”许久以来的对华战略之下，美对华焦虑越来越强、越来越倾向采取直接强硬手段应对，消极比例增大。

其中一个表现是，美国过去20年可以容忍的对华贸易关系中的不平衡，如今不再能容忍了。20年多前，中国市场远不如现在开放，但美国认为只要相对开放就满意。现在特朗普政府要降低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开放度，并要求中国提高对美企业的开放度，这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这种“焦虑”也存在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中国本土创新乃至“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计划中。

针对中国汽车产业不对外资独资开放，外国品牌在中国要合资，且不超过50%，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抱怨。近期有媒体报道称，特斯拉与上海市政府就建立上海新工厂一事达成协议。政策方面，中国有关部门正在考虑在自贸区取消外资对电动汽车业务的持股限制。有外媒称，这次特斯拉国产化的进程是由特朗普推动的。这表现出特朗普政府所强调的“对等交往”。

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短期内很难解决，这是由于中美的经济结构差异造成的。但此次特朗普访华签订的2535亿大单给美国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未来中国这个伙伴规模是非常大的。虽有不满，但因为中国规模之大，对美国来说，不能不重视。

美国的另一个焦虑是朝核问题，其将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中美在无核化问题上并无分歧，只是手段上有一定差别，其中存在各自利益的排序不同。比如，中美思考朝核问题与半岛问题的出发点不尽相同。朝核问题是朝鲜半岛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朝核问题引出朝鲜半岛的稳定问题，中方作为邻国，很自然地十分担心的是朝鲜半岛的稳定。相对于半岛稳定，美国更强调朝鲜拥核的危险性。

需要看到的是，特朗普此前虽做出很多让人意外的事情，但其政府并未超越冷战后美国对华的战略框架。特朗普竞选期间对华的强硬态度更像是美国从民间到战略界对华的一个折射。民主党候选人及美国两党建制派或许并不同意特朗普具体的涉华观点和内在逻辑，但在对华要更强硬的态度上高度一致。

“平衡中国崛起而非帮助中国崛起”的声音也与特朗普竞选谋士彼得·纳瓦罗等人的主张颇为相似。但特朗普上任之后，特别是与中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会面后，他面对中美关系时的言论变得更为稳健。虽然他将朝核和经贸作为对华外交的关键议题，但这同样是奥巴马的政策实践，亦是希拉里的竞选主张。几个政治光谱中位置不同的人物在涉华问题上高度重合，是美国对话战略的共识与延续。而特朗普在中美竞争而非全球层面审视中美关系，与冷战后美国共和党政府倾向从大国博弈层次看待中美关系取向一致。在并未超越的对华框架下，未来中美两国又该如何直面竞争、开展合作？

中美力争“有限竞争，有效合作”

特朗普此次访华，在朝核与经贸议题上均有斩获。特朗普11月16日在推特上说：“中国派遣使节并委派去朝鲜—这是一个大动作，我们将看会发生什么。”特朗普所说的“大动作”是习总书记特使宋涛于次日赴朝鲜通报中共十九大情况，并开展访问。经贸大单的巨额数字也足以让特朗普在胜选一周年向自己的选民“交差”。无论最终实现程度如何，经贸成绩单亮眼，朝核议题也有所推进。

但在这两个议题之外，中美还要解决什么更为长期的、宏观的问题？中美关系一直陷于“被具体问题牵着鼻子走”的状态，亦如经贸、朝核、南海等问题。“新时代”的中美关系需要寻找到一个统摄的方法来管控好类似分歧。

人们总说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但是我们恐怕要思考的是，中美关系最坏的会坏到哪里去，并且如何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中美关系会不会坏到二战时期的美日关系和英德关系？或者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这些可能性都极低。但中美关系会不会坏到如今的美俄关系那样呢？当然中美关系现在远未到那一程度，中美之间有着美俄所没有的粘合剂：相互依赖的经贸关系、民间频繁交流的人文关系以及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对中美关系放任自流，中美关系的“托底”机制其实并不是那么强的。

随着美国建制派对中国的焦虑上升，中美可力争“有限竞争，有效合作”。我们需要直面中美之间存在竞争这一客观事实——从综合国力到具体的经济领域，再到军事实力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是以强化自己的能力为前提，而不是以削弱对方来达到目标。如果对竞争进行一定限度的约束，中美未来可达到“有限竞争”。“有效合作”则指的是中美两国有着特殊责任，在全世界需要共同多做一些事情。

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战略总体趋向强硬，特朗普政府任期内的中美关系也不会一帆风顺。但从目前达成的成果来看，未来两年的中美关系可以延续平稳势头。在两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平衡中，在多轮的博弈和斗争中，中美两国还需不断思考，达成新的对华政策共识。

(记者关珺冉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