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挪威历史学家奥德·阿恩·韦斯塔出版的《全球冷战：对第三世界的干预和我们时代的形成》获得了班克罗夫特奖。正如书名显示的，《全球冷战》提出，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涉及全球的冲突，远远扩大至两个超级大国国境以外的地区。

2005年，耶鲁大学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曾出版过《冷战：一部新历史》一书，当时《纽约时报》和《外交》双月刊都刊登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为数不多的不同意见者包括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他于2010年逝世。朱特反对伊拉克战争，而当时诸多知识界人士都以为小布什能够使中东民主化。

韦斯塔的新书把这种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视与对大国更传统的强调融合起来，以更大众的读者而非学者为对象。他在书里提出一种引人思索的说法，即未来的历史学家很有可能不那么重视冷战，因为他们所处的有利地位将使其更注重亚洲经济力量的起源，或者太空探索的开始，或者天花的消除。

本书走过了冷战的每一个重要节点，直至苏联1991年解体。他用不同章节讨论了印度、中国、中东和拉美，并且概括了理查德·尼克松的外交以及肯尼迪、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的统治。韦斯塔的判断是，一旦纳粹德国这个共同敌人被消灭，美苏之间发生某种冲突就不可避免。“两国领导人一直把对方看成敌人，从1917年俄国革命开始就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早。”

韦斯塔把冲突归咎于双方，这体现了其贯穿全书的审慎态度。斯大林决心控制东欧尤其是波兰，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与英美友好关系的解体。但他写道：“是遏制使战后冲突变成了冷战。”美国不愿意承认苏联传统的影响圈，更不用说把对方当作一个值得同等尊敬的对等强国。

与此同时，亚洲经历了迅速的去殖民化。美国和苏联都坚决反对传统的欧洲帝国主义，尽管他们在自己的地区也行使帝国主义强权。加上前殖民强国陷入穷困，这意味着亚洲国家可以更自由地追寻自己的命运。当然，在日本和韩国，这些命运取决于占领者，占领者按照自身的形象塑造他们的社会。一个国家只有通过迅速工业化才能成为现代国家。这种政策有明显的吸引力：在深感落后的欧洲边缘国家，以及中国、韩国和越南等欧洲以外的国家，迅速工业化似乎的确是前行的方向。

就本书而言，有关印度的一章也同样尖锐。这个在冷战历史中往往被忽视的国家曾经是不结盟国家的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进步论者，决心要让新独立的祖国真正独立。这当然激怒了美国人——在他们看来，任何与苏联的友好都是对他们的敌意。韦斯塔总结说：“尽管做了种种努力，即便像印度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也无法彻底脱离这场全球冲突对本国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