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美近期页岩油产量迅猛上涨、俄罗斯最近热炒应中国要求推迟两条石油管线谈判、卡塔尔外交风波、欧佩克石油限产协议约束力减弱，第二轮石油价格战会否再起？世界能源转型会否受到影响？面对能源转型与油价低迷，中国油气工业暴露出哪些问题？相关经验教训都值得讨论。

能源转型不可逆转

正在进行的世界能源转型是从高碳到低碳，从高密度到低密度，从煤炭到油气，再到可再生能源。尽管有扰动，但趋势还是不可逆转，这取决于几个原因：

一是技术进步是能源转型的最根本动力。有了蒸汽机才有煤炭时代，有了内燃机和汽车才有石油时代。最近给我最大震动的是特斯拉市值一度超过老牌车企福特和通用。福特和通用年产都在数百万辆，特斯拉年产不到20万辆。这就是技术进步的力量。技术进步的最大特点是可替代和不可逆，如绝大多数人不会放弃智能手机，而去使用大哥大。

二是经济全球化、环境压力和低碳道德化也是重要推动力。能源结构对环境与气候影响的认识不断深化，能源被赋予道德维度。社会文明进化到维护地球生存的新高度，如《巴黎气候协定》。

三是石油不再是稀缺资源，低成本石油资源比重快速增加。油价大局已定，多了美国页岩油，且其钻井、产量、成本等数据更透明可靠。

四是天然气快速发展，非常规油气革命重塑供求大格局。美国《能源情报周刊》文章提到，美国页岩油维持500万桶每天的现金流，2014年需1300亿美元，2015年需800亿美元，2016年需500亿美元，递减非常快。

五是可再生能源、储能技术和能源效率提升，能源进入多元化时代。BP石油公司预测，到2035年化石还是主要能源，天然气超过煤，可再生能源会占10%。长历史看，煤、石油、天然气作为能源，可能都像木柴是过客而已，只有电可以走向未来。

更重要的是效率提升。过去10年，美国单位GDP能耗降低40%。中国柴油消费连降七年，内燃机车变成电动高铁、备用柴油机使用减少、禁渔和休渔等都是原因。中石油政策研究室认为，仅共享单车2017年就会减少中国汽油消费150万吨，是全年汽油消费（1.5亿-1.6亿吨）的1%。

目前世界能源消费正出现三个峰值：中国煤炭消费峰值、美国石油消费峰值、欧洲天然气消费峰值。

当然，能源转型会有扰动。如中国因素前两年几乎使煤炭重回世界第一能源。

另一不确定是创新的不可预测性。

我经历过中海油2008年收购挪威Awilco Offshore ASA（现改称COSL Drilling Europe AS），公司运营最大风险是一套新平台的研发。正因这事，我认识到什么才叫创新。它敢于把首型平台在不完善时，拿到中国这样从没做过深水平台的地方做。原来设计1.3万吨重，改来改去达到2万多吨。尽管成本有巨大变化，但最后首创完成了。中间真是几死几生，而且有很多机缘巧合，如果有哪个条件不具备，这个创新就出不来了。

此外，低油价也不太可能刺激石油消费，影响上述趋势，因为石油是用量受价格影响较小的商品。

美国页岩油气冲击

进入21世纪，美国和中国共同改变了世界油气供求格局。

美国非常规油气改变了全球油气供给格局，正由油气进口大国向出口大国转型。2015年世界石油年产量达34亿桶，接近1970年35亿桶的历史峰值。

中国则是全球需求增长主要动力，正在接替美国成为最大的油气进口国和最大对外投资国。美国油气资本投资中国减弱，中国资本投资美国石油工业热情增加。

前些年石油价格怎么起来的？是中国拉动，2003年到2012年，中国需求增量占全球的50%-70%。油价在2002年平均35美元每桶，2008年最高达到147美元每桶，全年平均120美元每桶，到2014年平均还在110美元每桶。

这才使美国页岩油气最初几年崛起变得有利可图。所以页岩油气革命是两个轮子拉动的，一是美国，一是中国。但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角色。

这几年石油价格战是怎么打起来的？2011-2015年，美国非常规石油每年增加6000万吨，平均每天增加100万桶。所以沙特打价格战，结果美国页岩油产量下跌了两年。

美国非常规油气革命对全球石油工业带来了五大冲击：

一是供给增加。美国重归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第一生产国。

二是认识改变。油气生产层由高空隙储层转向致密生油层，大大扩张了技术可采资源量，根本改变了人类对油气资源的认识，好比发现了新大陆，只要有适当成本即可。

中国石油工业还是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思维，一米厚油层采完了，就去抠几十厘米厚的，吃干榨净，而不是换个思维，去寻找新大陆。

美国“非常规油气之父”乔治·米歇尔1982年开始尝试页岩油气开采，1988年大庆就派了四位工程师去他办公室，还是很敏感的。但那时美国还没成功，我们也就不愿尝试。所以中国就缺失这几十年技术探索和创新过程。

三是资本融合。成千上万中小公司是美国非常规油气革命的主体，他们的资本需求使金融资本对美国石油工业有了更多话语权。

传统石油公司有绵长的生产链条，行业特点是：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高回报，所以存活下来的都规模很大，这样才能维持资金链运行。

美国页岩油气则是成千上万中小公司推动，运作模式是募集资金，几轮募资下来，可能还没出油呢，最早一些股东可能就退出了，大多数第一桶金就这么来的，尤其那些在油价较高时退出的人赚得盆满钵满。现在这些资产逐渐被收购到埃克森美孚、BP等大公司手里。石油业资本运作模式被完全改变了。

四是定价机制改变。石油定价机制由“标杆石油价格”向“边际收益价格”转型，美国众多石油生产商正接替中东国家石油公司成为“机动生产者”。

靠标杆石油价格定价，前提一是供过于求，二是有人愿做机动生产者，主要是沙特等中东产油国，油价高时他们愿意也有能力增产，油价低时就减产。1986年石油降价，沙特减产三分之二，才把油价拉回。但本轮石油降价，没国家愿跟随沙特了，口头说限产，产量还在历史高峰。

所谓边际收益价格是指，美国页岩油气公司不讲全成本，只讲现金流成本，只要现金流可持续就行，就能接受低油价，因为公司转手很快，转手后，能否实质盈利就跟我无关了。

五是气价独立。之前全世界天然气价格都与石油价格挂钩。页岩气革命后，美国天然气与石油价格脱钩，与煤炭价格相关联，因为煤炭发电与天然气发电竞争。美国大量出口LNG（液化天然气），正推动天然气成为类似石油的独立大宗商品。

唯改革才能转型重生

上述能源转型与美国页岩油气带来的核心变化是油气供给增加、需求放缓、价格低迷。这使中国油气工业面临重大挑战：国内产能过剩、国际不良资产、资源禀赋不足等，背后则是运营效率不高、观念陈旧、机制落后等。

以石油服务业为例，油价下降，受冲击最大是油服公司。据全球石油服务业指数，2006年作为1，2016年都不到1，2006年行业营业额2290亿美元，2016年是2190亿美元，可谓一夜回到十年前。

不过，与中国油服公司比，国际油服公司有更强适应能力。

油服公司有两类：一是轻资产的，如斯伦贝谢，没有平台，而是提供关键技术和服务。一是重资产的，如钻井公司、船舶公司等。

世界四大油服公司全是轻资产。但中国企业扩张都着眼于重资产，和基本潮流背道而驰。这也是为什么油价下降，成本被挤压给油服，最终挤压给你。正是接盘者承担了他们转型的成本，使他们转型更容易。

中国石油工业正进入第四发展阶段。建国后前三阶段基本任务都是提高产量，保障供给。新阶段基本任务是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提升运营效率。

该基本任务是有共识的，但改不改架构、如何改，就不清晰了。我认为，基本任务变了，组织架构是必须调整的。

发达国家石油工业结构是分层的，每一层都有若干公司，横向是竞争关系，纵向是市场关系，你是你我是我。

中国石油工业结构是蛋糕型，有几家大集团，横向无竞争，纵向是一体化关系，手心手背都是肉。该结构最大问题是缺乏竞争，不鼓励创新。改革就是要解体这个蛋糕型结构。但几十年改革下来，该基本架构还基本保留。如消解石油小社会，还是很难推进。关键倒是谁承担这次改革的成本，为过去适合快速做大的机制和模式埋单？

改革的关键是能否下决心做调整。改革困难背后是我们对现代性、国际关系、国家安全、能源安全等顶层问题理解和定位尚不清晰。

具体层面，行业大势决定了最好的改革时机可能已过，但仍可有所作为。上游开采可借鉴“1962年整顿”放权给地方，如大庆油田给黑龙江、胜利油田给山东，炼化等适合央企的环节不动。中游炼化过剩，可去产能，也可出口，但沙特、俄罗斯、周边国家也在搞石油工业，目前税收政策使出口油品等于污染自己、补贴他国。下游销售容易改，因还有增量空间。

当然，中国能源转型与改革也面临很多机遇：最大的消费市场、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丰富且高素质的人才等。以人才为例，中国年培养石油能源专业学生不下20万名，欧美不过三五千人，很多还是中国学生。

我们要思考怎么把这些优势利用整合起来，不一定非要有对等资源去打竞争。

这次石油价格战最重要一方是美国，但从资源禀赋讲美国是不对称作战，美国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3.2%，产量占世界13%，沙特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15%，产量占世界13%。但为什么打了平手，且美国站在主动位置，就因为美国在资源之外的优势。

中国也可向美国学习。现在已不是人海战术上规模的时代了，一定要转变观念，一定要有新架构，一定要提升效率，一定要有消费侧改革。

我越来越感到一个问题——发展路径依赖，依赖什么，人的常识。人的常识年轻时就固化了，并影响一生决策。所以常识需要一代一代人逐渐改变。中国能源转型与改革可能也如此。

（采访整理 记者/赵福帅，感谢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