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的人越多，越觉得我的猫好”。梁实秋临终卧病，心里还惦记着家中的猫。张爱玲第一次赴台湾，游走花莲，饶有兴趣地看妓女、跳波曼舞，互相观察，一片欢喜。写有《红顶商人》《胡雪岩》等历史小说，对各路商战熟稔于心的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做生意买股票却总是举债，即便如此，上午刚跟编辑预支的稿费，下午就去买一双意大利皮鞋跟编辑炫耀。三毛有着邻家女孩的亲切活泼，只需要一支笔、一点颜料，就能将从海边捡来的石头幻化成俄罗斯娃娃、西班牙娃娃、日本娃娃。1982年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改编成舞台剧经历了万千艰辛，“到处求钱，把头都磕肿了”。

这些文学大家在一本堪称台湾文坛1980年代回忆录的书中，走下神坛，愈加鲜活自如。日前，《人情之美》在内地出版，被称为“一份人情味的文学史补遗”。作者丘彦明从1978年到1987年的九年间，先后任台湾《联合报》副刊编辑、《联合文学》总编辑。书中回忆在《联合文学》工作时期，与三毛、张爱玲、白先勇、梁实秋、高阳等12位文学大家亦师亦友的深情厚谊。书中既有文坛旧民国老文人晚年的风采，也有当时人到中年的高阳、吴鲁芹，风华正茂的青年作家白先勇等人的精神面貌。丘彦明作为当时文坛盛况的亲历者和旁观者，她参与了金庸小说的解禁，推动沈从文作品“脱敏”这些文坛重要事件，也亲历了台湾两大文学副刊辉煌时期的竞争。

“两报”副刊竞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五四”开始，报纸的副刊既刊登优秀文学作品，也是舆论的先导、思想争锋的阵地，当时重要的四大副刊是《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这些对于文化艺术的发展、现代国家的建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改革开放后，报纸副刊经历了转变，逐渐向“精神的按摩”靠拢，提供消遣娱乐的“豆腐块”，失去了文化的审美内涵，也不再追求思想深度。责编袁永苹也有这样感觉：“当时的副刊所占的分量很重，而现在的副刊更像是一个报纸的附属品。”曾经也是一名报纸新闻从业者的她，语气中隐约可见一些不满，她认为台湾报纸副刊呈现的反倒是一种对于“五四”副刊精神的延续。

《联合报》《中国时报》是台湾“报禁”时期（1949年-1988年）31家报纸中仅有的两家民营报纸，日销量上百万份。丘彦明在一次采访中回忆起她当年经历的报业的“黄金时代”：“1980年代《联合报》头版的半版广告听说至少要五十万、一百万吧，广告商排着队上报纸，印报纸像印钞票似的。编辑薪金比较高，给副刊作者的稿酬也格外丰厚。大多报社的稿费几毛钱一个字，而“联副”是1-5元/字，张爱玲的稿费能达到5元/字。”她当时考入《联合报》后，编辑的薪金能达到一万多元。

“两报”副刊——《联合报》副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更加成为文化重镇，是台湾文化人的精神家园，推动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思潮的开启。经常激烈争抢着对夏志清、白先勇、李欧梵等这些文化学人、作家，整版整版地做专访。这种争夺自身也成为文学史的重要一部分，与作家作品共同构成了1980年代的辉煌图景。

《联合报》1951年创刊，至1959年取代党、公营报纸，成为当时台湾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一直到1988年左右台湾“报禁”解除。纯文学性质的《联合报·副刊》从创刊就存在了，刊载文艺创作、新诗、小说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是国民政府迁台以后台湾重要的文学园地。历经林海音、平鑫涛、马各、痖弦、陈义芝、宇文正等主编。台湾文坛名人三毛、吴念真、李昂、朱天心、萧飒等都接受过《联合报》副刊签约奖的资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开办的“联合报小说奖”（后改为“联合报文学奖”），到现在也一直是台湾重要的文学奖项，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王小波之前默默无闻，频频被退稿，凭借《黄金时代》一举获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首奖后方才引起关注。

1980年代初是《联合报》全盛时期 ，在诗人痖弦的积极主张和董事长王惕吾老先生的支持下，创刊了《联合文学》月刊，就是后来曾在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大型纯文学杂志《联合文学》。丘彦明的编辑生涯一步步展开。郑树森教授在前言中说：“彦明这本书所记载的虽只是她十多年编辑生涯中特别珍惜的一些情谊，但却为文坛记下旧民国老文人的晚年风，也为当年中生代作家的峥嵘岁月留下宝贵的记录，因此意义绝对远超一己人情之美，而是文学史的一手材料。”

寻常人情和独异人格

丘彦明的笔下含情，体察入微，脱离文学史的宏大架构，纳入了生活的维度。让人物可亲可敬、立体饱满。她将回忆中的星星点点串联起来，写寻常之事，流出的是人情。

她一去梁实秋家里，梁实秋夫妇便会像女儿一样对待她，家长里短地关心。“梁先生总是很仔细，把梨皮或苹果皮削尽，整整齐齐地切成八等分，去掉核，非要看我把所有食物都下肚，才准离桌。”梁实秋俨然是一位尘世中随处可见的慈父角色。张爱玲和很多女人一样，非常爱美，穿衣服习惯将第一二个纽扣松开，在1961年还相对保守的台湾是很时髦的装扮；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在脸上擦各种的水、油脂，约到照相馆拍照之前要花1个钟头以上的时间化妆。她笔下的三毛也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的桀骜不驯，相反有着邻家女孩的活泼天真，又像每一个普通人一样，脆弱起来让人心疼。白先勇是爽朗的，人未到先闻其笑声，他在的场合大家总是热闹开心。

丘彦明对他们尊重敬仰，更将他们当作每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那样对待，没有拘谨和谄媚。这本书中，“交往本身就是一种美的象征。既有一种古来文人雅士之间君子之交的淡然与豁达，同时又有着彼此惺惺相惜、视若珍宝的温暖情谊。这些情谊，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早已失却的贤者之风，这是一种无论相隔多远多久都能遥相辉映的心灵交汇。”袁永苹对《凤凰周刊》刊记者说道。

书中还揭秘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稍熟悉近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有一场著名的论战。鲁迅的那篇经典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是论战高潮的代表作品。两人当时针锋相对，还夹杂着一些意气。但是很少有人会知道，1982年，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却和梁实秋在宴席相见甚欢，把酒对酌、觥筹交错之间，话家常地回忆起和鲁迅的往事，谈北京的西四牌楼、护城河、琉璃厂的糖葫芦，谈梁实秋的两只猫“白猫王子”“黑猫公主”，谈华侨、谈周令飞的未来计划。末了，两人还意犹未尽，周令飞和梁实秋约希望再见面。

丘彦明因为工作和张爱玲往来了八年的书信。张爱铃对自己的文字有着严苛的要求，绝不允许出现一个错别字，即便是1000字的短文。“这么短的文章，如果有一个错字，读者就不知所云了”。刊发张爱玲文章的周期总是很长，发一篇短文都要几个月到半年。在互联网不发达的时代，排版完要寄到美国，让她校对好再重寄台湾，改好后再寄给她，直到她同意，才能发表。

有人认为张爱玲高冷孤傲，不近人情，可是在丘彦明这里，知道她只是想保持着合理的距离，张爱玲并不难打交道，她谦恭谨慎，也人情通达。丘彦明在采访中谈到这样一件事，书信往来，先敬称她“爱玲女士”，熟络了以后试改称呼“爱玲阿姨”，想拉近距离；张爱玲不表明态度，仍称呼“彦明小姐”，不像其他长辈，熟了就直呼“彦明”，她便心知肚明返回原称谓。张爱玲不接受采访，也不答应回台湾，编辑们无计可施。但是她很客气，即使是拒绝也写得极其诚恳。“我此间的地址只用作通信处，从来不找人来，亲友一概没有例外——也不能出来赴约，实在缺少时间，因为健康不好，好的时候就特别忙迫。”这些恳切的书信话语是她灵动的散文、深邃的小说里所不曾有的。后来丘彦明离职后，也给张爱玲去过信，不过石沉大海。丘彦明便也默契地明了了，不再打扰。

风流和超越世俗

《世说新语》论魏晋风流，只言片语便见人物或栖逸、或任诞、或简傲，这本书也体现了文学大家独特的精神风貌，很多片段读起来诙谐幽默，让人会心一笑。在种种不合常理的举动中，实现对世俗的超越。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这样一段精炼的论述：“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被誉为“中国的巴尔扎克”的历史小说家高阳，便是这其中一位。他孤傲清贫，洒脱任性，写了几十年历史兴替、宦海沉浮，人间万象尽在胸臆。但是生活中，钱永远不够，却花得称心愉快，他总是需要钱，但是又不爱钱，在这方面颇有古龙的遗韵。他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香港风靡一时，商场人士无不争相阅读，以求洞察做生意的智慧和手腕。可是他自己做生意都失败，因书的版权全部被卖断了，也没在出书上挣多少钱，因此生活时常陷入困境。被誉为“天才捕手”的美国著名编辑麦克斯威尔·珀金斯，就曾屡次预支稿费给菲茨杰拉德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丘彦明也同样担此责任。一次，高阳预支稿费的理由是布置新居，以求安静写作。钱拿到手不久，他又烦恼哭丧着来求：“我还是搬不进去新房子啊！买一张法国沙发椅、一个酒柜，钱就没了。没有书架，我怎么能搬家呢？”

高阳写历史，思想却热衷好奇新兴事物，当时的中文计算机一上市，他立马就买了，原先他一小时几千字不成问题，现在一小时写150字也得意万分，因为会用计算机了。

和高阳的闲云野鹤不同的是，白先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挑战世俗偏见，对于世俗利益的得失也毫不在意。白先勇的同性恋题材小说《孽子》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虽然颇受好评，但当时的台湾社会对于同性恋还不够包容，将“同志”与“艾滋病”划等号。而且舆论的声势愈来愈强大，正在风口浪尖之时，白先勇出面公布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为同性恋大声疾呼。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他原本快争取到的台湾大学客座教授的身份泡汤了。有朋友指责他意气用事，而他则报之哈哈大笑。

白先勇（左）

在《联合文学》上发表作品的香港著名女作家西西，曾写作过《哨鹿》《我城》《像我这样一个女子》等作品。2005年，西西因为右手需要复健治疗，开始手工缝制毛熊。她翻阅书本杂志，考证典故历史，创造了形态各异，并且记录了历史变迁，富有美学和文化价值的玩偶熊，这些熊有：红拂女、虬髯客、庄子、阮籍、嵇康，司马相如、卓文君等等。西西的一颗聪慧通透之心可见一斑。

书中还有不少对于文学独特的观点和见解。鲁迅弟子、1920年代就已有声名的台静农教授，他的小说短小精炼，不会超过三千字，和现在冗长的短篇小说体量很不相同，却将恋爱的悲欢、乡间的死生都写得动情动魄。台静农觉得，莫泊桑、契诃夫、鲁迅的小说都很短，但是韵味无穷。 “并不是说小说写短就不讲究，那时候我们写小说很讲究小说技巧，我们觉得写意象，应该是三言两语交代清楚的，而不是一大堆文字铺张，也许现在的小说受了各种主义的影响，做各种实验，就变长了吧！”

生死沉浮

白先勇是当年16岁小女孩三毛的伯乐，但是这位还在世的伯乐后来可能很难想象，这个小女孩有一天体察到“什么样的回忆，都在大步大步地踏碎，像把心放在脚下踩一般”的失去挚爱的痛苦，并且选择在尚且年轻时结束了生命。那年，三毛参加白先勇与班上的同学创刊的《现代文学》杂志舞会的情景：“穿着果绿色的裙子，腰际系一朵缎子扎的花，一副惊慌羞怯的模样。”白先勇都能记得很清楚，几十年后，一旦提起，他还能立马描绘出衣服的颜色、式样。可是，那个小姑娘不在人世了。

梁实秋（左）

这本书中记录的12位文学大家，其中有10位已作古。曾经的辉煌年代被珍藏在记忆和书中。“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的生死和无时不在的变化让整本书还有了一种岁月沧桑之感。梁实秋最后缠绵病榻临终之时，丘彦明是在场的，她叙述最后一刻先生的求生欲望，大声狂喊“我要死了”“给我更多的氧气”，让人不忍卒读。一代文学大师刚离世，而这边医护人员已经在忙着轰人，要赶紧抬走，满纸透露着人死如灯灭的荒凉。

张爱玲

张爱玲第一次游台湾是在亲戚、作家王祯和的陪同下，那次旅行她很是心满意足。几年过后，王祯和路过她的城市想见她，她已不见，回信“相见不如怀念”。如此推算，当时竟是最后一面。还有书中文人的婚姻爱情，不乏情比金坚的伉俪，也有很多扑朔迷离的分离。敏感细腻的丘彦明也同样客观记录下了这些分分合合的人间情感。